谢国忠:我们在和日本一起变“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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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谢国忠:我们在和日本一起变“老”(转载) 2009年,日本名义GDP下滑了6%,至5.85万亿美元,实际GDP也比上年下滑了5%。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名义GDP下滑了1.3%,至14.2万亿美元,实际GDP则下降了2.4%。但是,如果到日本和美国旅游,你或许会觉得,美国的处境比日本更糟糕。较之于美国人的抱怨连连,日本人反倒安之若素。人们面对逆境的态度如此不同,或可归因于文化差异。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现在真是一团糟,其名义GDP已低于1992年的水平—当时日本土地价格刚开始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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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我们在和日本一起变“老”(转载)




2009年,日本名义GDP下滑了6%,至5.85万亿美元,实际GDP也比上年下滑了5%。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名义GDP下滑了1.3%,至14.2万亿美元,实际GDP则下降了2.4%。但是,如果到日本和美国旅游,你或许会觉得,美国的处境比日本更糟糕。较之于美国人的抱怨连连,日本人反倒安之若素。人们面对逆境的态度如此不同,或可归因于文化差异。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现在真是一团糟,其名义GDP已低于1992年的水平—当时日本土地价格刚开始跳水


日本的先例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的问题也正是未来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见过老人。历史上,诸多帝国从衰老、枯萎,直至消亡,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对现代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经济体衰老的背后,一定蕴藏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都发生了。看着一个经济体老化,绝对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数十年前,荷兰的油气储备颇丰,强劲的油气出口使其汇率陡然上升。荷兰人过了一把高币值的瘾,不思劳作,疯狂享受。当石油资源枯竭后,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这被称做“荷兰病”。那么,如果一个经济体呈现“衰老”之相时,我称之为“日本病”。


日本“病在哪里”


多数分析师都把日本的问题与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泡沫相联系。在高峰时期,日本房地产价格超过了全球总量的40%,日本皇宫所占土地的价值,超过了整个加州。世界十大富豪,日本地产商占到了七个。毫无疑问,那时日本实在是闹过了头。但20年后,那场泡沫还能有如此强烈的效果吗?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断断续续的财政刺激政策。他们辩称,如果日本能在上世纪90年代坚持实行刺激政策,那么今天的日本经济将会相当健康。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经济就像是个不带电池的汽车:动力就是一切。经济停摆,就像汽车撞了减速器,如果有人使劲推,而且一直推,汽车总会重新前进,问题也就解决了。


结构主义者则把日本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滞后。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能够甩掉所有的坏账,增加股东权益,并取消市场管制,就能引致效率提升创新之浪潮,这将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小泉政府的确采纳了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许多改革,日本一度也确实经历了经济增长。但事后看,小泉时代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繁荣下日本出口的增加,而非国内改革。


我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对日本的解读完全错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就像止痛药一样,治标不治本。它只是在经济下降周期中试图去降低产出损失,但对长期经济运行来说,毫无意义。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或试图治愈长期的经济问题,谬以千里。


不幸的是,当今绝大多数执掌各国央行的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他们的行为完全因循经济刺激计划的多棱镜。危机发生的时候,一些适当的刺激无可厚非。但是,试图通过不断的刺激使经济体重返强盛之境,就大错特错了。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高负债,正在阻止经济的强劲增长。不断的刺激将引致通货膨胀,而非高增长。


日本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释,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么多问题互相牵制,局势相当棘手。日本的问题在于,它老了,而且越来越老。重生之路也有,但这需要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日本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并不值得。


世界“正在变老”


一个经济体“变老”会有多种表征。最常见的就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枯竭。当一个经济体起飞的时候,劳动力比较充裕,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合适的。当剩余劳动力枯竭之时,就应当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一旦资本存量足够高,投资就不再能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收益递减”,或者说,同等投入带来的产出减少。经济学家把消费和投资刚好平衡的状态称之为“稳态”,就像一个人永远停留在中年一样。


成熟经济体也有可能保住青春。借助于创新,同样的投入,产出会更多。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TFP)是成熟的经济体重获青春的灵丹妙药。它决定了一个富裕的经济体多快才能变得更富有。1%的全要素生产率只能说是“一般般”,2%就相当不错了,要是能达到3%,那简直是“超级棒”。


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的、成本更低的经济结构,更能刺激创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很快就传布世界各国,目前尚不清楚创新带来的收益能否为创新国独享。


收益递减规律定义了与资本积累有关的经济老化问题。仅仅数十年前,人们的预期寿命还不够高。现在世道变了,世界已从一个退休人口较少的均衡,发展到一个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数量相当的新均衡。当新的平衡建立起来,就形成了“老龄经济”。


除了预期寿命提高,出生率下降是另一个对经济影响甚大的新现象。最初,出生率下降是有益的,这意味只需要更少的资源就可养活这些年轻人。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举例来说,出生率下降可以使更多的妇女参加工作。但是,一旦低生育水平持续20年,就会造成劳动力的减少,反而与此前20年带来的好处相抵。


日本正饱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逆转之苦。理论上,人口逆转每年压低日本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以上。从现实看,问题更为严重。


一个社会逐渐“变老”,其资源分配会越来越向老龄人口倾斜。比如说,医疗保障支出,就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大体来说,老年人更不愿冒险,这也使社会或者经济变革更为困难。老龄社会的根本力量更倾向于非生产性支出、更少的竞争。


显然,老龄社会中不断增加的社会负担落在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肩上,比如,工作的人税收负担会日渐加重。由于劳动报酬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也会减少,因为工人们宁愿多花时间去休闲。这样一来,很可能会酿成劳动激励的恶性循环。


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要远比计算人口抚养比—也就是不工作与工作人口的比例—复杂得多。社会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变化,变得更加保守,工作不努力,更少的创造性。也即这个社会“变老”了。


其他主要经济体也与日本相距不远。比如,欧洲的主要经济体,由于失业和退休的福利更加慷慨,它们经济失去活力也会更快。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不断上升,也是由老龄化所推动。政府的收入已无法支撑高增长时代承诺的福利。于是政府就采取借钱的方式践行承诺。


日本的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约200%,居世界之首。其他发达经济体似乎也差不多。欧洲平均财政赤字占其GDP的6%。英国占12%,美国则占10%。用不了多久,发达国家的赤字就会赶上日本,并居高不下。


“世界可能并不稳定”


如果去日本的二线城市旅行,你会对街上年轻人如此少、服务业老年人又如此多而印象颇深。事实上,大多数出租司机大概在70岁左右,酒店和餐馆的服务员经常是六七十岁的女性。他们呈现了一幅仅由老年人支撑的经济体的超现实图景。


东京则呈现出了另一幅景象。它似乎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但是,东京的活力是来自于吸纳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东京是日本的服务业中心,但也无法摆脱一个日渐老化的社会的症状。


老龄化会对资产价格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楼市为例,必将变成长期的熊市。人口减少意味着楼市需求的减少。由于房产是一项长期持久的资产,因此可能出现长期的供应过剩,从而对楼价产生了不断向下的压力。近20年来,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以年均7%的速度下降。租金收益率刚好与价格的下跌相互抵消。外国人不时被日本很高的租金回报率吸引,但很少人赚到钱。


经济老化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停滞。正因此,企业的利润可能会停滞不前。不能增值的股票应非常便宜,比如说,10倍的市盈率或5%的股息收益率。日本股票在高峰时期曾有超过70倍的市盈率。20年来这些股票一直在下跌。外国投资者有时候被吸引去增加日本股市的价值,一段时期外国人购买导致日本股市的好转,但这最终被证明是个陷阱。


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扭转经济老化呢?我对此表示怀疑。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上升的力量太大了。


引进移民或可延缓老龄化进程,但这并不现实。以中国为例,其人口年龄结构,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将与发达经济体相差无几。而再过20年,印度也会步中国的后尘。同样道理,发达经济体也不能指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工人。


错误的政策可能会加剧老龄化进程。长期来看,经济高增长时代的高房价政策最有破坏性。除了高房价,中国仍然维持着独生子女政策。长期来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尽管现在中国人对房产如此热衷,但是,一旦老龄化来袭,中国的楼市将经历比日本更为可怕的熊市,这一切很可能用不了15年就会成为现实。


老龄化可能带来通货紧缩,日本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仅仅因为政府靠借债来覆盖人口老化的成本,通缩就会发生。一旦债务高到难以为继,通胀就难以避免了。恐怕世界正朝着这个方向走。一旦政府的承诺难以兑现,社会后果相当严重。长期来看,世界可能并不稳定。谢国忠:我们在和日本一起变“老”(转载)



作者:zycash 提交日期:2010-3-15 23:18:00 访问:165 回复:2


2009年,日本名义GDP下滑了6%,至5.85万亿美元,实际GDP也比上年下滑了5%。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名义GDP下滑了1.3%,至14.2万亿美元,实际GDP则下降了2.4%。但是,如果到日本和美国旅游,你或许会觉得,美国的处境比日本更糟糕。较之于美国人的抱怨连连,日本人反倒安之若素。人们面对逆境的态度如此不同,或可归因于文化差异。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现在真是一团糟,其名义GDP已低于1992年的水平—当时日本土地价格刚开始跳水


日本的先例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的问题也正是未来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见过老人。历史上,诸多帝国从衰老、枯萎,直至消亡,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对现代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经济体衰老的背后,一定蕴藏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都发生了。看着一个经济体老化,绝对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数十年前,荷兰的油气储备颇丰,强劲的油气出口使其汇率陡然上升。荷兰人过了一把高币值的瘾,不思劳作,疯狂享受。当石油资源枯竭后,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这被称做“荷兰病”。那么,如果一个经济体呈现“衰老”之相时,我称之为“日本病”。


日本“病在哪里”


多数分析师都把日本的问题与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泡沫相联系。在高峰时期,日本房地产价格超过了全球总量的40%,日本皇宫所占土地的价值,超过了整个加州。世界十大富豪,日本地产商占到了七个。毫无疑问,那时日本实在是闹过了头。但20年后,那场泡沫还能有如此强烈的效果吗?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断断续续的财政刺激政策。他们辩称,如果日本能在上世纪90年代坚持实行刺激政策,那么今天的日本经济将会相当健康。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经济就像是个不带电池的汽车:动力就是一切。经济停摆,就像汽车撞了减速器,如果有人使劲推,而且一直推,汽车总会重新前进,问题也就解决了。


结构主义者则把日本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滞后。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能够甩掉所有的坏账,增加股东权益,并取消市场管制,就能引致效率提升创新之浪潮,这将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小泉政府的确采纳了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许多改革,日本一度也确实经历了经济增长。但事后看,小泉时代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繁荣下日本出口的增加,而非国内改革。


我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对日本的解读完全错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就像止痛药一样,治标不治本。它只是在经济下降周期中试图去降低产出损失,但对长期经济运行来说,毫无意义。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或试图治愈长期的经济问题,谬以千里。


不幸的是,当今绝大多数执掌各国央行的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他们的行为完全因循经济刺激计划的多棱镜。危机发生的时候,一些适当的刺激无可厚非。但是,试图通过不断的刺激使经济体重返强盛之境,就大错特错了。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高负债,正在阻止经济的强劲增长。不断的刺激将引致通货膨胀,而非高增长。


日本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释,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么多问题互相牵制,局势相当棘手。日本的问题在于,它老了,而且越来越老。重生之路也有,但这需要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日本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并不值得。


世界“正在变老”


一个经济体“变老”会有多种表征。最常见的就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枯竭。当一个经济体起飞的时候,劳动力比较充裕,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合适的。当剩余劳动力枯竭之时,就应当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一旦资本存量足够高,投资就不再能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收益递减”,或者说,同等投入带来的产出减少。经济学家把消费和投资刚好平衡的状态称之为“稳态”,就像一个人永远停留在中年一样。


成熟经济体也有可能保住青春。借助于创新,同样的投入,产出会更多。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TFP)是成熟的经济体重获青春的灵丹妙药。它决定了一个富裕的经济体多快才能变得更富有。1%的全要素生产率只能说是“一般般”,2%就相当不错了,要是能达到3%,那简直是“超级棒”。


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的、成本更低的经济结构,更能刺激创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很快就传布世界各国,目前尚不清楚创新带来的收益能否为创新国独享。


收益递减规律定义了与资本积累有关的经济老化问题。仅仅数十年前,人们的预期寿命还不够高。现在世道变了,世界已从一个退休人口较少的均衡,发展到一个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数量相当的新均衡。当新的平衡建立起来,就形成了“老龄经济”。


除了预期寿命提高,出生率下降是另一个对经济影响甚大的新现象。最初,出生率下降是有益的,这意味只需要更少的资源就可养活这些年轻人。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举例来说,出生率下降可以使更多的妇女参加工作。但是,一旦低生育水平持续20年,就会造成劳动力的减少,反而与此前20年带来的好处相抵。


日本正饱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逆转之苦。理论上,人口逆转每年压低日本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以上。从现实看,问题更为严重。


一个社会逐渐“变老”,其资源分配会越来越向老龄人口倾斜。比如说,医疗保障支出,就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大体来说,老年人更不愿冒险,这也使社会或者经济变革更为困难。老龄社会的根本力量更倾向于非生产性支出、更少的竞争。


显然,老龄社会中不断增加的社会负担落在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肩上,比如,工作的人税收负担会日渐加重。由于劳动报酬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也会减少,因为工人们宁愿多花时间去休闲。这样一来,很可能会酿成劳动激励的恶性循环。


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要远比计算人口抚养比—也就是不工作与工作人口的比例—复杂得多。社会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变化,变得更加保守,工作不努力,更少的创造性。也即这个社会“变老”了。


其他主要经济体也与日本相距不远。比如,欧洲的主要经济体,由于失业和退休的福利更加慷慨,它们经济失去活力也会更快。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不断上升,也是由老龄化所推动。政府的收入已无法支撑高增长时代承诺的福利。于是政府就采取借钱的方式践行承诺。


日本的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约200%,居世界之首。其他发达经济体似乎也差不多。欧洲平均财政赤字占其GDP的6%。英国占12%,美国则占10%。用不了多久,发达国家的赤字就会赶上日本,并居高不下。


“世界可能并不稳定”


如果去日本的二线城市旅行,你会对街上年轻人如此少、服务业老年人又如此多而印象颇深。事实上,大多数出租司机大概在70岁左右,酒店和餐馆的服务员经常是六七十岁的女性。他们呈现了一幅仅由老年人支撑的经济体的超现实图景。


东京则呈现出了另一幅景象。它似乎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但是,东京的活力是来自于吸纳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东京是日本的服务业中心,但也无法摆脱一个日渐老化的社会的症状。


老龄化会对资产价格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楼市为例,必将变成长期的熊市。人口减少意味着楼市需求的减少。由于房产是一项长期持久的资产,因此可能出现长期的供应过剩,从而对楼价产生了不断向下的压力。近20年来,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以年均7%的速度下降。租金收益率刚好与价格的下跌相互抵消。外国人不时被日本很高的租金回报率吸引,但很少人赚到钱。


经济老化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停滞。正因此,企业的利润可能会停滞不前。不能增值的股票应非常便宜,比如说,10倍的市盈率或5%的股息收益率。日本股票在高峰时期曾有超过70倍的市盈率。20年来这些股票一直在下跌。外国投资者有时候被吸引去增加日本股市的价值,一段时期外国人购买导致日本股市的好转,但这最终被证明是个陷阱。


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扭转经济老化呢?我对此表示怀疑。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上升的力量太大了。


引进移民或可延缓老龄化进程,但这并不现实。以中国为例,其人口年龄结构,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将与发达经济体相差无几。而再过20年,印度也会步中国的后尘。同样道理,发达经济体也不能指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工人。


错误的政策可能会加剧老龄化进程。长期来看,经济高增长时代的高房价政策最有破坏性。除了高房价,中国仍然维持着独生子女政策。长期来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尽管现在中国人对房产如此热衷,但是,一旦老龄化来袭,中国的楼市将经历比日本更为可怕的熊市,这一切很可能用不了15年就会成为现实。


老龄化可能带来通货紧缩,日本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仅仅因为政府靠借债来覆盖人口老化的成本,通缩就会发生。一旦债务高到难以为继,通胀就难以避免了。恐怕世界正朝着这个方向走。一旦政府的承诺难以兑现,社会后果相当严重。长期来看,世界可能并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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