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不准张学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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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31年7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当即通过电话向蒋介石告急:“日寇并吞我东北之野心早存,现又处心积虑挑起事端。 ”特向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   蒋介石这时刚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不久,正下令中央军三十万进入江西,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共产党的战役。岂知蒋也运交华盖,“剿共”未捷又后院起火,国民党内众叛亲离,汪精卫、陈济棠大闹独立,石友三在河北挑动叛乱。蒋介石焦头烂额,顾不得理睬张学良的告急,于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

1931年7月中旬,在北平的张学良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当即通过电话向蒋介石告急:“日寇并吞我东北之野心早存,现又处心积虑挑起事端。 ”特向蒋介石请示应变对策。


蒋介石这时刚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不久,正下令中央军三十万进入江西,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共产党的战役。岂知蒋也运交华盖,“剿共”未捷又后院起火,国民党内众叛亲离,汪精卫、陈济棠大闹独立,石友三在河北挑动叛乱。蒋介石焦头烂额,顾不得理睬张学良的告急,于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之后,蒋介石在顾维钧就职外交部长时又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东北军抗日,反命令张学良从关外调兵帮他进剿河北的石友三。东北兵力一调再调,日军的挑衅便再无顾忌了。张学良一再提醒蒋介石说:“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赶紧拿个主意吧。”蒋却一再指示张学良说:“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


中村事件发生后,东北有随时爆发冲突的可能。张学良把东北的局势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后,蒋于8月16日向张学良发出了著名的“不抵抗铣电”: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按蒋介石的意图,致电东北边防军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嘱咐:“现在对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对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


张作霖的旧部马占山看着日本人处处挑衅,为所欲为,专门跑到北平找张学良说:“少帅,东洋人害死了老帅,今天小鬼子又这样横行东北,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您吱一声吧,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小鬼子,为老帅报仇。”张学良无言以对,给他看了蒋介石“力避冲突”的电文,马占山把鼻子都气歪了,一语未发,扭头便走。


日本人要在东北动手了。蒋介石考虑到张学良年轻气盛而又争强好胜,担心他事到临头,为报杀父之仇而“逞一时之愤”,特地于9月12日,把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召到石家庄,向张学良郑重面谕:“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张学良也郑重请示:“日军若是攻无休止呢?”


“可以提请国际联盟和平解决。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蒋介石十分郑重而又严肃地接下去说:“我为什么搁下繁忙的公务来这里约见你?并严令所部,无论日军如何寻衅,务必不抵抗。”


蒋氏石家庄之行仅仅过了六天,9月18日晚10时许,日军突然众炮齐放,轰击东北军驻地之沈阳北大营。


此刻,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东北军入关助蒋打胜中原大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赏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戏将演完时,侍卫副官快步进入包厢,与他耳语了几句,他便匆匆走出戏院,飞车返回协和医院。


这时,东北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荣臻已从沈阳打来紧急长途电话,报告说:“驻沈阳南满站的日军联队,突于本晚10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


张学良紧张思考片刻,蒋介石8月16日的“铣电训示”当即笼罩了思索的神经,那份密电的确提出了中国当局对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此后”两字更预示了对付今日局势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不能打。”于是,当即在电话里以无可奈何的口吻指示:“遵照委员长‘铣电训令’,避免冲突,暂作忍辱负重,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


东北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张学良来说,丧失了东北,便丧失了根基,丧失了政治前途。但他深知,日本这样的强敌,“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因而也只能痛苦地表示:“我何尝不想奋起抗御?怎奈委员长严令‘不予抵抗’在前,只能服从。中央如有命令抵抗,决与诸君奋战杀敌,义不容辞。”


搁下话筒,张学良又打通南京的长途电话,报告日军进攻沈阳,并告暂不抵抗,请求如何应变。


事变第二天,9月19日,张学良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表通电,声明:


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日本军队9月18日晚10点突然向我驻扎在北大营的士兵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但是日本缴了中国士兵的械,还放火烧了北大营,这些情况已经向有关当局做了报告……。


正在南昌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得悉“九·一八”事变,不向部下发号施令抵御外侮,却在日记里尽发感慨: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9月19日)日寇野心即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9月20日)


但当看到从南京转来的张学良的报告后,“感慨”即刻化作了“不抵抗”。


于是,在北平的张学良,首先得到的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来的复电:


令张学良严饰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


接着又收到由专机送到北平的蒋给张称兄道弟的亲笔信,其主要内容:1.现国际形势对我不利,英日有盟约在先,美法等强国又利用日本防犯赤俄,均不愿援华抗日。2.国内局势不稳,西南滇(龙云)、桂(李、白)、粤(陈济棠)等要联合反对中央,而共匪受赤俄援助,到处流窜,同时今年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造成国困民贫,财政奇绌,武器不足,怎能抗击凶狠顽强的日寇侵略军?我们要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内求稳定,外谋友国,积极筹购武器,充实战备力量,以待国际局势演变。当前只要退让,诉诸国际联盟,争取美法苏英等列强同情和援助,以“九国非战公约”来遏制日寇的侵略,云云。


张学良误信蒋介石的欺骗宣传,且笃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遂转令王以哲、荣臻等将整装待命反击的陆空两军继续后撤。


荣臻复报说:“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张听后欲哭无泪,但也无可奈何。


事变四天之后,9月22日,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正式表明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忍受态度,以待国际联盟公理之判断。


与此同时,蒋氏又特别强调:“危害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狡诈成性的蒋介石,在公开讲话中,尽管搞了许多弯弯绕绕,但最终也不敢把“不抵抗”三个字公然讲出来。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每当日侵略军前进,张即电请示,蒋都复电令张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到张学良被舆论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迫于舆论和民愤的压迫,不得不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这样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共十余份之多。


岂知这“不抵抗”三字,使拥有26万之众的东北军,面对仅有万余日本关东军的野蛮侵略,只能抱枪饮弹。防守北大营的守军于一夜之间,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一昼夜间,占领了辽、吉两省的三十多座城镇。


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敌,国人痛心疾首,纷纷起而诘责东北边防军司令、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许多人更把怨愤发泄于报端:


张学良电告沈阳失守情形,我军始终毫无抵抗……


张学良向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发表通电云:日本军队9月18日晚上10点突然向我驻在北大营的军队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甚至连日本人火烧北大营时,我们都没有进行抵抗……


张学良命令各军避免冲突,东北各军严禁持枪械出营,避免与日军冲突,以维中日邦交……


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的大片领土。难怪有人要提名你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某报更登有一张漫画,画着张学良一手抱着戴笠的姘头,一手扔掉东北的河山……


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哀沈阳》二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一时之间,张学良成了千夫所指、万众责骂的“不抵抗将军”。连他十五岁的四弟张学思在公共场所露面,也受到公众的鄙视与斥责。四弟因此而羞愤地接连问了张学良五个“为何”:“为何下令不抵抗?为何将国土拱手送于日寇?为何弃东北父老兄妹而不顾?为何不念杀父之仇?为何不顾误国之羞、失土之恨?……”


9月下旬的一天,张学良抱病接见了救国会的代表,痛陈自己的苦衷:“我张某人自幼就痛心中国的四分五裂,希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局面。我姓张的如果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我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有了你们,东北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他声泪俱下,再也说不下去。


一年前,以张学良的“九·一八”拥蒋巧电为标志,阎锡山在老蒋与小张的驱赶声中,度过了“1930”这个非同寻常的大屈之年。


一年后,也是以“九·一八”为标志,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黑锅;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度过了“1931”这个殊非一般的大屈之年。


然而越是委屈,越是难以求全。没过多时,日军又欲谋取热河。


蒋介石恨日人得寸进尺,陷他于难堪;又因热河一旦失守即可危及华北,故而一面再求国际联盟干预,一面试作以战求和,令张学良组织自卫。


张学良报国恨家仇、洗雪“不抵抗将军”耻辱的机会到来,于1933年2月19日致电南京,一表决心:我们越是委屈求全,敌人越是步步紧逼。忍耐已临极限,武力是自卫的惟一方法。愿率所部抗击入侵,保卫我民族国家,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2月23日,日军大举进攻,热河保卫战拉开序幕。东北军虽也打了几仗,终难阻遏敌人攻势。属张学良指挥的华北各军,因在中原战中结怨甚深,公开不服调遣;张只得向蒋介石一再求援,蒋则拒不发兵助战。


后援无望,独立难支,热河失守。本已迭受国人唾骂的张学良,再次成了众矢之的。


中原战中失势的一伙最先破门而出:


汪精卫发出通电,要张学良辞职。


冯玉祥及桂系军阀头目更不怠慢,一致要求张学良下台。


阎锡山对中原战中张学良助蒋为虐、战后又一再逼他离晋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巴不得他姓张的也有今天!我有初一,你有十五,一还一报,公公道道。因此汪精卫一呼,他则紧紧跟上,立即向中央建议,令张学良辞职,逼送他出国。


舆论界更不客气,有的报刊把“欺诈”、“生活放荡”、“花花公子”之类的恶言秽语,一股脑儿抛向张学良;《中国评论家》杂志更在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中,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上海大华剧院更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时事新剧,对张学良大肆讽刺和挖苦。


在朝野舆论压力之下,张学良再也无可奈何,只得于3月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主动要求引咎辞职:


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此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丧土之责,勿能旁贷,自愿辞职,以报国人。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张学良虽发出电文,并将东北沦陷和热河失地千里之责由他一人大包大揽起来,实则代蒋受过。想必蒋氏也不会昧着良心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既然如此,蒋介石在接到他的辞职电报后,定会“慰留”一番,决不会对他动什么“真格”。如此这般地“虚晃一枪”,平一平国人的怨愤,事情也便一了百了。搭这样一个台阶,不论于蒋于张,均不至于过分难堪……


岂知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的辞职电报后,已有“引咎恨晚”之慨。权衡之下,决定丢卒保帅。为此,特约张学良于第二天至保定见面。


张学良怀着天真的幻想,于3月9日上午来到保定。不想蒋介石此刻尚在石家庄,派宋子文先来打前站,探一探虚实。


宋子文与张学良见面后,开门见山,辟口便说:“委员长认为热河失守,汉卿你守土有责;他作为最高统帅,也受到各方攻击。为缓和舆论,委员长倾向赞同你辞职。”


张学良一听,浑身便冷了半截,当即回道:“我一定辞职,不使委员长为难。”


宋子文听出张学良话中有气,便说了一句:“事关大局,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哟。”而后即向等待在石家庄的蒋介石电告试探结果:“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


当日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抵达保定,召张学良上车。寒暄过后,话入正题:“我知道你自请辞职的诚意。时下全国舆论鼎沸,攻击我们两人。你我好比同乘一叶小舟,本应同舟共济,怎奈风浪太大,如果先下去一人,可免同归于尽。等到风平浪静了,下去的人再上来。汉卿,你看呢?”


张学良出于无奈,只能说:“委员长所言不差,我可作先下去的一人。”


“这很好!”蒋介石连连点头,“汉卿能识大体,顾大局,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深知你的诚意。我思虑再三,决定同意你辞职。”随之又许愿说:“一俟时机成熟,我会再让你出来的,你尽可放心。”


“感谢委员长的苦心。失去东北,就该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更是责无旁贷。”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又向蒋介石建议:“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吞并整个中国之阴谋。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


蒋介石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并于这一天记下了这样的话:“此中情形,固使余心难堪。而此事之后,又不能直说,更觉难过。然处此公私得失成败关头,非断然决策不可。利害相权,惟有重公轻私,无愧于心而已。”


两天以后,张学良向全国发表辞职通电: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至于我自己,只希望同胞们能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愚蠢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为国家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益的。


字里行间,满腹哀怨。张学良无法言明,只能作自我牺牲,代蒋介石受过,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为蒋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


此刻,张学良突然想起林肯的两句话:“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此话更使结发妻子于凤至恍然一悟。是啊,无论怎样高明的骗子,非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更不能欺骗历史于永久。由此,她向张学良建议:我们不妨把“九·一八”以来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十多份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携出国外,妥为保存。相信有朝一日,“不抵抗将军”的黑锅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于凤至见地不凡,一语千钧;张学良猛然省悟,慨然应允。不过此时此刻,无论张学良还是于凤至,还未料到此举,竟关乎着他们日后的身家性命。


张学良辞去本兼各职,交出兵权,远涉重洋,赴欧洲作所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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