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显示:现代汉族就是5000年前古代中原人的直系后代

兵部尚书郎 收藏 6 7132

单纯研究那些自相矛盾的古籍,很难看清一个人群的发展,尤其当它的年代比较远而记载比较简略时。现代的考古学和古DNA检测已经为研究古代人群变化开创了新的路径,更加直接和准确。


2007年5月,刊登在美国权威学术杂志《human genetic》上的一篇文章:《Y chromosomes of prehistoric people along Yangtze River》,里面有组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通过对山西陶寺文化(距今4500年)古人骨DNA的研究,目前已经可以肯定的是,龙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体SNP单倍型是O3—M122,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在汉族的主体部分其父系远祖完全是来自古代中原人。

单独看O3,各地汉族中至少60%-70%来自龙山文化,对比2004年的《evolution and migr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ferred from chinese Y-chromosome evidence》一文的数据,我们可以肯定,今天的中国各地的汉族,从东北到广东,从东南的客家到西北兰州,其主体就和5000年的古代中原人无异,今天的汉族,就是古代中原人的直系后代,在汉族中父系的O3一直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5000年一直没有变化。

龙山文化,尤其是庙底沟遗址,带有漂亮的玫瑰花图案的黑陶,被认为是和“华—花”部落有关,而对光明的崇拜是这个部族的特征,被认为是古代华夏族的祖先源头。现在各个汉藏语支系中,一般“hu”“gu”“hua”“gua”“hao”等词根都有光明的意思,比如苗语的gua,畲语的hu,汉语的hao(昊、皓),藏语的gu,无不具有光明、光华的含义,龙山文化,被认为是汉族人的祖先华夏族部落的文化,而对陶寺遗址的确认,也支持了这种说法。


古DNA也告诉我们,所谓中国文化西来也是不可信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当地居民创造的。

当然,长江流域的其他古代文化的居民对汉族的血统也不少,大溪文化、良渚文化、吴城文化等也是对汉族的血统也构成了重要的来源,大致在占了10%-35%比例,平均大致为20%,主要是对南部汉族的影响比较大,对北方汉族的影响相对要小很多。

同一篇文章也指出,良渚文化的主体为O1,对汉族的影响仅次于中原龙山文化,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其中,良渚文化对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居民有比较大影响,血统的贡献比例可能超过20%。


良渚文化的文化类型很接近中原,但文章作者对良渚文化的新地里和马桥两处遗址古代人类骨骼提取的DNA却显示,他们的Y染色体类型不同于中原人,今天的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其居民的主体是来自中原的,语言(吴方言)也来自中原,但保留了少量当地的部分古代居民成分(O1)。

O1曾经被认为是百越的类型,但今天可以讲,O1可能至少在西汉时,汉族和百越就已经都存在大量O1了,O1不是百越的,而是汉-越共有的,今天台湾山地土著人O1比例为100%,海南黎族为85%左右,南部汉族普遍在15%左右,各地北方汉族大致5-10%之间,在汉族中O1是仅次于O3的类型,或者换一种表达,良渚文化对汉族血统的影响仅次于龙山文化。

大溪文化的主体为O3d,这个类型在汉族不太多,但在苗族、畲族、瑶族等民族比较常见,在北方的鄂伦春族也找到过这种类型。

吴城文化的O2a,是泰国、壮族、傣族、越南等民族最常见的类型,在今天的泰国人中大致有65%的为这种类型,在我国,在广府、潮州有一定比例,大致在15-20%,在北方汉族和中部汉族,一般比较少见,比较奇怪的是,东北的达斡尔族有高比例的O2a。


文章的数据还显示,古代五处遗址中,有一定比例其他类型,就是四种SNP外的类型,主要原因是由于文章没有分析O2*、N*、C3*。

这三种类型在汉族比较很高,N*一般为5-10%左右,O2*为5-15%之间,C3*在0-5%,并不是说这三种类型不重要,而是文章并没有单独分析它们。

N*是汉藏语居民中常见的类型,和通古斯人的N3无关,也和满族赫哲族中常见的N2无关,最高比例出现在彝族和纳西族人中,其中彝族为34%,可以说是汉藏语居民固有的类型。

O2*在苗族和汉族中都比较常见,最高比例出现在瑶族畲族中,但汉族中也不少,其他藏缅语居民比较少见。

C3*不是阿尔泰人的C3c,汉族人是没有蒙古人常见的C3c,也就是没有蒙古人血统的影响,汉族有的是C3*,而C3*在西南很多汉藏语少数民族中相当常见,比如土家族为25%,C3*是古代汉藏语居民固有的而非外来的。

可以说,古代中原人(O3)构成了汉族绝对主体,而汉藏语比较常见N*、O2*、O1、O2a、O3d构成了汉族的少部分,汉族就是古代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民族的直系后代。


下面论证,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族,血统具有相当的封闭性,汉族和很多南方农业民族有天然的血缘联系,但和北亚非农业的游牧民族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对比其他一些文章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汉族主要是古代中原人的后代,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族父系血统的冲击是非常少的,大致只有3-10%之间。

来讲2007年的一篇文章,法国Louis Pasteur大学 的Elizabet Petkovski在《Polymorphismes ponctuels de séquence et identification génétique: étude par spectrométrie de masse MALDI-TOF(法)》一文中的数据指出,通过对古代匈奴人的SNP进行了分析,发现古代匈奴在蒙古北部Egyin Gol峡谷(额金河1号墓地)的主要Y染色体单倍型是N3、Q*、C*。也就是说,古代匈奴人和现代蒙古人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现代蒙古人最多的三种单倍型为C3c、C3*、O3,其中O3为来自华北地区的血统的影响,也就是在匈奴时期,古代华北人(O3)还没有大量进入蒙古草原腹地,但现代内蒙和外蒙的蒙古人中却有20%左右的人其父系祖先来自华北地区,现代蒙古人的主体并不是古代匈奴的后代,而现代汉族中,则古代匈奴人的成分基本找不到,N3在汉族基本没有,Q*和汉族Q1完全不同,Q1实际是汉族和其他一些缅藏语居民中独有的小基因类型,可见古代匈奴人对汉族的血统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对比Keyser-Tracqui C在2003在《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tic》上发表的《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of a 2000-year-old necropolis in the Egyin Gol valley of Mongolia》的mtDNA数据,古代匈奴人母系主体是D,和现代内蒙东部的蒙古人比较类似而和外蒙人khalkh人有差异,同时还有比较高的A和Z,和外蒙西部的图瓦等部族可能有亲缘关系,而古代匈奴人有5%个体为U等白人母系,显示了这个民族血统非常复杂。而汉族常见的B则比例非常少,,对比山东古代汉族mtDNA的数据,说明了古代匈奴人和古代汉族差异非常大,基本无亲缘关系。

但我们不能只分析匈奴,如果我们对比鲜卑族的数据,对比《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logy》杂志在2007的一篇文章:《molecular genetic analysis of remains from lamadong gemetery ,liaoning China》。我们惊讶的发现,古代鲜卑族mtDNA类型和北方汉族很多交叉部分,而对比《gene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 hum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hanges》里2500年前山东古齐国墓葬母系mtDNA的数据,可以讲,古代汉族和鲜卑族一定发生过比较大规模的融合,这种冲击在母系上可以在现代北方汉族母系留下的印记至少在5%以上,甚至更大。

由于没有找古代鲜卑人父系SNP的资料数据,如果古代鲜卑人和现代锡伯族同族的话,基本汉族中N1等可能来自鲜卑,古代鲜卑的父系可能对汉族有2%以上的冲击,如果考虑到古代鲜卑人也有不少是古代中原人后代(O3),那么鲜卑人父系对北方汉族的影响可能有5%。


分析众多论文中的数据,我们还可以得到结论:

无论南方或者北方,今天汉族的主体70%以上,就是5000年前龙山文化(O3)居民的后代,我们叫华人当之无愧。

而良渚文化、吴城文化、大溪文化古代居民在汉族中也有比较大遗产,大致占了10%-35%比例,平均大致为20%,尤其在南部汉族中,这三个文化对北部的汉族影响比较小,今天的汉族,就是古代中原农业民族(绝对主体)和长江流域古代农业居民(少量)的后裔。

北方非农业的古代游牧民族,对汉族的冲击非常小,在3-10%之间,主要影响在北方汉族中,其中的最大部分来自古代鲜卑族。



今天的汉族,就是5000年前的古代中原华夏各部族的直系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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