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对国人的逆耳忠言:中国不能战而好战者 皆当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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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0]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讲晚清民初,中国政府内的洋人雇员的故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下《北京条约》,而不久英法联军就撤出了北京,这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可是个不得了的事,因为英法联军兵强马壮,能在北京为所欲为。朝廷中枢似乎明白了,洋人来中国呢,并不是要当皇帝,坐天下,这和中国文明千百年来的“天下观”完全不同。 当时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忻,开始主张抛弃“盲目排外”和“盲从崇外”的极端的态度,主张呢先从军事上向西方学

[size=10]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讲晚清民初,中国政府内的洋人雇员的故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下《北京条约》,而不久英法联军就撤出了北京,这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可是个不得了的事,因为英法联军兵强马壮,能在北京为所欲为。朝廷中枢似乎明白了,洋人来中国呢,并不是要当皇帝,坐天下,这和中国文明千百年来的“天下观”完全不同。

当时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忻,开始主张抛弃“盲目排外”和“盲从崇外”的极端的态度,主张呢先从军事上向西方学习。而这第一步就是“借师助剿”,利用洋人洋枪平息太平天国内乱,一批洋兵洋将就此成了清政府的雇佣军。

解说:1860年的初秋,对朝廷来说非常难熬,9月中南方的“太平天国之乱”愈演愈烈,忠王李秀成率兵围攻上海。9月21日向北京挺进的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遭遇清军蒙古骑兵的阻击,但仅仅两个小时,蒙古骑兵两万五千名士兵几乎全军覆灭。这次战斗,英国人使用了亚姆斯特隆炮,而清军骑兵武器多是火绳枪、刀、矛、弓箭之类。

此时在上海负责镇压太平军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手中的淮军,李当时是江苏巡抚,另一支是由西方浪人,菲律宾雇佣军和中国亡命徒组成的洋枪队。

翁飞(学者):洋枪队实际上是中国的雇佣军,洋人包括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的一些,一些浪人组成的,对吧,有菲律宾,有印度人,有少数白人。那么这支部队呢,它用洋枪洋炮装备,也都是些亡命徒嘛,打起仗来有一定的战斗力。

张鸣(学者):太平军也有洋枪,但是太平军用的是五五五进的兵制,不太适合这玩意儿,所以他有洋枪,效率发挥得没有洋枪队那么厉害。

解说:李鸿章很快发现,洋枪队虽然火力威猛,但很难节制,为了管束洋枪队,李鸿章求助于英国政府,英国皇家工兵上校戈登受派出任洋枪队统帅,此时,洋枪队已改名为“常胜军”。戈登与当时西方雇佣军中的亡命徒不同,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军人,他出生于一个英国皇家炮兵将领的家庭,注重战术训练,他打仗的时候,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却任何武器都不带,只拎着一根文明棍。

张鸣:为人很严谨,为人很严谨,完了又很有操守,军事技术也很不错,就是它当时戈登的洋枪队啊,最大的牛就要不在于说那个,在于它会用炮,它会用那种,就是它会测。这点中国人都不行,中国人是根本做不到,它有仪器会测。

解说:1861年10月,戈登在给英国的妹妹写信说,我喜欢这个国家,这份工作,以及这份悠闲自在,在英国,我们地位卑微,在中国,却位高权重,中国的气候也很宜人。

张鸣:后来戈登这个就是,这个跟淮军就是形成一体了,协同作战,最后洋枪队就融入到淮军,就划到淮军里去了,就是淮军最早的训练,按洋枪队那个训练去走的。

解说:一开始,李鸿章和戈登相处的还不错,但李鸿章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来自给自足,但戈登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截留军费。

1863年,“常胜军”与淮军围攻太平军在江南的重镇苏州,太平军屯兵八万,兵强马壮,李鸿章利用太平军降将程学启,以二品武官为诱饵,要镇守苏州的太平军八个王献出城池。八王将信将疑,提出让较有信誉的英国人出面作保,于是双方让英国人戈登作证,并折箭为盟。几天后,太平军打开城门,将清军迎入,但他们还留了一手,只让出半个城池,自己还占着另一半,并在城中建起路障,以防不测。

翁飞:因为当时它(太平军)说是十万降众,大概有战斗力的四五万人,让出半城给淮军进去,淮军的主力部队只有两万余人,一万人进去,一万人在城外,这样它一对五啊,或者一对十啊。

解说:当晚,李鸿章便布置城外淮军在四门外埋伏,次日上午李鸿章来到城内,传令要召见太平军八个降王,并说要当场封他们为总兵副将,八个降王不知是计,兴高采烈地来到军营。酒宴开始,忽然有校兵送来紧急公文,李鸿章便趁机离开,正当八个降王酒酣耳热之际,进来八个武士,每人手拿着一套清军的顶戴官服,说请大人更衣换顶带。八个人洋洋得意地站起来,自己用手解开头上包布,说时迟那时快,八个武士手起刀落,八颗人头被斩落地上。李鸿章、程学启在诛杀了八个降王之后,又在苏州城内大开杀戒,将太平军将士全部杀光。曾在苏州城外作过证人的英国人戈登,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惊失色。

翁飞:戈登认为他是英国皇家这个陆军的军官,对吧,是以这个信义为第一,因为它这个军队它有一个是不杀俘虏,对吧,第二个你人家已经投降,我是证人,他觉得他的大英帝国这个军官的面子,受到极大的侮辱和挑战,于是气势汹汹地拿着手枪去,找李鸿章,找程学启。

解说:李鸿章在苏州杀降,全国舆论大哗,在北京,有官员上折,要求朝廷处罚李鸿章。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代表列强及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彻底地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政府打仗的洋兵洋将。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量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

李鸿章为挽回舆论,先重赏“常胜军”白银七万两,还有一万两奖给戈登本人,又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不久,朝廷对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做出了肯定,认为他们“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张鸣:杀降和不杀降,其实上都有中国背景的道义这个支持,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不杀降,不杀降因为我,就是我守信,如果我杀降,你背叛了你原组织,你本来就是不忠不孝,怎么都可以,就是中国的这个道义上讲都可以说通的。

解说:在朝廷的赏赐中,英国人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样式,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但戈登说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为了缓和与戈登的矛盾,李鸿章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杀降事件”与戈登无关,并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1864年3月,戈登终于原谅了李鸿章,两人见面商议战事,但避而不谈“杀降事件”。

在英国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虽然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但拒绝了李鸿章一万两白银的赏金。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戈登随即也准备返回英国。

翁飞:戈登这个人也是一个比较有点血气方刚的,就是这个英国就指责他,你不应该就这么卖力地去帮湘淮军,帮李鸿章,他就觉得,你这样干我就干不了了,然后戈登就宣布辞职。正好这个机会,那么李鸿章一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得力干将丁日昌,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地用十八万两这个白银,迅速地把“常胜军”解散掉,然后把它的武器装备全部挪为己有。

张鸣:淮军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嘛,它是公认的嘛,淮军后来也很厉害,洋枪,整个的,包括这个炮队什么的,操练,包括甚至是口号,包括立正、齐步走、向前看齐这全都是英语。

解说:戈登回国前,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他说现在中国会外语的人不受重视,这些人应该得到比会中国话的洋人更多的机会。中国要学会自强,否则洋人也帮不上忙,中国一日以北京为首都,则一日不可与外国轻开战端,因为北京离入海口太近,中国没有海防,洋军可长驱直入,中国需要设立电报,整顿海防,建立自己的水师。


在他的建议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条是,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义者,皆当斩首,这是戈登对朝中大臣“好空谈尚清流”作风的回答。戈登最后说,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

李鸿章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建议和预言,日后竟被自己都一一实践和体会到了。

陈晓楠:李鸿章44岁那年,当上了大清国最年轻的总督,他也是和洋人打交道最多的地方大员,他在奏折里说,不管这些外国人做什么事,他们都很讲规矩,虽然我无法了解他们行动的动机。

戈登对李鸿章影响深远,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价值的东西,就是契约精神。相当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李鸿章呢更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特别是坚甲利兵。30年之后,李鸿章模仿英国的海军制度,建立起了北洋舰队,1882年,他聘任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北洋海军的总监察,负责训练,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解说:琅威理,1843年出生于英国,十四岁即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此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琅威理第一次来华是1863年,当时中国从英国购买的一支舰队,琅威理负责护送,此后他又在1877年护送舰队来华,大英公使曾纪泽曾告诉李鸿章,说琅威理为人“诚实和平,堪以留用”。

张鸣:很小就进海军学校,然后呢从海军学校毕业然后就进海军了,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进了,就他是一个老行伍,他是这个学院出身的,是这样的,就是他确实是懂。

解说:英国政府一开始,并不愿意自己的军官在中国海军中服役,直到驻华公使威妥玛、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多方周旋,才勉强同意。琅威理一到北洋水师,头衔便是副提督,也就是副司令,当时提督为淮军将领丁汝昌。丁为人忠厚,但不懂海军业务,因此日常操练全部交给了琅威理。

张鸣:那个丁汝昌是个白薯,上了军舰啥也不懂,他是个步兵,舰队在海上那不是开玩笑的,必须得懂,必须得指挥,懂行的能指挥得了。实际上一直都是琅威理在指挥,琅威理就等于替,等于他替身似的,丁汝昌就是一个,就是政委,就是看着的。

解说:琅威理在北洋水师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娱,有时上厕所,还打旗语传令。他认真按照英国海军条令训练北洋水师,日夜操练,士卒离船艰难,无人敢出差错。一次,他深夜鸣警号演习,诸将闻警讯无不披衣而起,各司其职,从容不迫,这时北洋水师的训练达到了巅峰。琅威理还根据国际惯例,制定了中外海军交往礼节,扩大了中国海军的影响。

金满楼(《晚清帝国回忆录》作者):北洋舰队应该说,从这个英国提督琅威理的时候,它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非常非常严格,当时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军门”。

张鸣:而且他非常敬业,非常敬业,相当严格,这个严格到什么程度呢?是严格到了,就是那些留学生都不太满意。留洋的这些洋学生,有学军事的,在国外的时候可规矩了,很军事化,到国内就开始玩忽。它是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呢一直是重文轻武的,就是文官,文官,士大夫那是地位高,穿长衫,就玩这套。但是你要作为军人,你就是整个一个穿军装,过着刻板的生活,这两回事。

所以他们显然回国以后就受这个影响,回国之后就开始穿长衫,完了马也不骑了,去坐轿子,我不是一个武夫,所以他们很快就不是很习惯,就是对琅威理就不是很习惯。

解说: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提督衔。李鸿章在电文里也经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二提督”的称谓。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也全是“提督”。

张鸣:琅威理当时他,在中国地位也高,他等于是提督衔嘛,提督就是海军少将。他自己说自己我是舰队副司令,他下面就是那个刘步蟾,刘步蟾是总兵衔。


解说:1890年春,北洋舰队巡航到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船,“定远”舰管带右翼总兵刘步蟾,按照海军规则,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暗示舰队将由他来指挥。

琅威理见了非常不悦,他跑去问刘步蟾,丁汝昌走了,我还在,我也是提督,提督旗怎么能撤下呢?刘步蟾毕业于英国海军名校,他平时便看不上这位洋提督,加上海军中多为闽籍,琅威理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大家早就对他愤恨。于是刘步蟾对琅的质问不做理会,琅威理只好致电李鸿章,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金满楼:这个因为这个北洋舰队,它当时就是说很多舰,它下面一些军官,大副啊,还这个,他们都是老乡、亲戚、朋友,这样一层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化的社会,它可能会体现在这个北洋舰队身上。

解说:李鸿章护着中国人,他明确表示,北洋海军官制只有一个提督,两个总兵,提督去了,自然应由总兵带船,琅威理这才明白,他的提督只是一种荣誉,并无实权。

张鸣:实际上就是说,琅威理是把自己说,我就是北洋水师的一个指挥官,他不认为我是顾问,这个西方,这个官员他有个雇佣(雇慵)道德,我在哪干,我就是你的人,我就给你负责。当然如果他的母国,跟你这个大清国开始冲突的时候,他肯定向着母国。但是在这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确实很忠于你受雇这个,我的雇主。

解说:回到天津后,琅威理向李鸿章表示自己太没面子,如果不给他提督实权,工作将无法继续,李鸿章一直忌讳军中“外人”,他冲动之下,竟准琅威理辞职。

张国刚(《中西文明的碰撞》作者):所以他有这么个阴影,他不愿意让你掌控这个军队,对吧,他害怕或者是,敏感,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

解说:琅威理回到英国后,逢人便诉说其在华受辱,驻英大臣薛福成感到事态不对,发电报问李鸿章有无回旋余地,李鸿章回电道,“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他表示“向不能受此要挟”。

张鸣:李鸿章办这个北洋水师啊,他有个最大的问题,他第一个他怕什么呢?他怕权力外失,就是你这个水师,我不得不找你们来帮办,你们把我弄得,这个你们当家了,怎么办?我呢先学,学好了之后我一定要“中国化”,一定要这个“中国化”。再一个就是要“以夷制夷”,你看就是我让你们互相牵制,他就是老玩这套,中国的这种权术往里面进去。

张国刚:中国近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从来不觉得比别人差,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如何如何之,乾隆皇帝,那个什么时候的,那都已经是人家这个工业革命都完成了。

解说:英国人琅威理被迫辞职,让英国政府很没面子,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就此给出像样的解释。1890年11月4日,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国人为北洋海军顾问的请求,他们撤回了中国海军中的所有英国军官,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赴英国学习。

就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在用英国人训练自己的海军,负责日本海军建设的英国皇家海军英格斯上校后来回忆说,日本政府曾封赠他以贵族,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号令全军。

张鸣:日本其实比我们学得晚,它比我们学得晚,但是呢它确实是学得踏实,一直到甲午之后,他们其实是英国那个教练,琅威理这种角色,一直有这个权力,不像我们1890年就把人家赶跑了,就气跑了。


解说:当日本海军在英国人的教育下,逐渐开始独立行走时,欧洲军人们体面地告退了,而日本人,坚持走着英国人铺出的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了。

张鸣:中国老是觉得自主,自主品牌好一点,时机成熟了再要自主,当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往往就提前自主,结果就比较麻烦,中国当时,这个北洋水师就犯了这个毛病。所以后来的训练呢,训练也好,这个后来的这种制度执行也好,就开始玩忽了。而日本是始终,一直到跟中国开战,英国的这些教练也没走,所以差距就在这,他们学得比我们认真。

解说:1890年,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琅威理辞职发表了三篇社论,称外国军官除非不顾尽忠尽职,并愿同中国军官同流合污,否则就会受到防忌、阴谋与排挤,现在琅威理已去,中国海军“混乱的狂欢”即将开始。

1886年7月,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等四舰,由朝鲜回国途中,驶往日本长崎港大修,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是首次目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日本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也是从英国学海军回来的,和北洋诸将有同学之谊,因此也登舰参观。

李冬君(学者):日本人开始很害怕的,参观了以后他说,我心里很有把握,我能打败中国。因为什么呢?当时他就看到我们这边军舰上的大炮,晒的是士兵的裤子,所以这叫“大炮上晒裤子”。我认为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就不一样,学习西方的。

解说:日本《朝日新闻》,以“清国海军的现象”为题报道了观感,甲板上放着关公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

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引起冲突,日警一人被中国士兵刺伤,两天后,又有数百中国水兵上岸观光,与日警发生冲突,日本民众围攻中国水兵,北洋的骄兵们吃了大亏,死了五个人,回到船上,他们将炮口对准日本。

翁飞:所以“定远”、“镇远”他们到长崎的时候,日本是全国上下很恐惧啊,在长崎不是发生我们的水兵上岸,和日本这个浪人打成一片嘛,然后就是这样要国际法来判决,当时也不能诉诸武力了,去和日本在国际法庭打官司,打赢了。

解说:日本因当时实力有限,只好赔偿道歉,但从此一定要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的流行语,甚至连学童游戏也分为两组,一组扮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

“长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间的情绪,也反射出北洋水师的军纪松散、士兵骄横,但对这一切,李鸿章不以为然,他说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

金满楼:一些士兵啊,经常比如去香港啊,这些训练的时候,他们就是上岸,就是出去狂欢啊,去嫖妓啊,当时出现这种情况,这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呢,是不是影响这个作战,当时李鸿章他就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个水兵,都是一些野蛮人,他说这个东西是小节问题,只要你能打仗,就可以了。

张鸣:就实际上我们还是败在制度上,就是我们当时清朝是想我不想改这个体制,我只是想打打補丁,打打補丁,反正你们底下愿意干你就干,反正对我整体上有效果、有推进就好了。包括北洋水师都染袭了过去中国军队的那套,裙带关系呀,玩忽啊,这种演习是做戏啊,整个体制是旧的。旧的军队在那儿摆着,所有的东西全都,你都会把新的给搞掉。

解说: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耻辱的《马关条约》让李鸿章背上了历史的骂名。

张鸣:这个北洋水师很奇怪,我看它巡行路线就是沿着中国海岸线走,一个海军嘛,你死也死在海上去啊,对不对?你得找它打啊,结果是日本人到我们这儿找我们打,海军从那个,这个琅威理走了之后,确实是一个大退步。如果琅威理要在的话,我觉得这个仗不一定,不一定,至少海军不一定输。

解说:1896年,因甲午战败走下政坛的李鸿章出访欧美,他来到英国,专程前往戈登的陵墓敬献了花圈,1885年,戈登在苏丹总督任上被杀身亡。站在戈登墓前,李鸿章百感交集,当年的不愉快已经淡漠,李鸿章记住的都是那些美好的往事。如今老友逝去,而他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言犹在耳边,李鸿章已经七十三岁了,他已无能为力,他与他所支持的文明将很快成为历史。

陈晓楠:戈登的名字查尔斯,发音呢和“Chinese”非常相像,所以英国人又称戈登为“中国戈登”。在奕忻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当中,清政府雇佣(雇慵)了大量的外国专家,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像戈登、琅威理等人呢,在本国历史上其实默默无闻,可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特殊的身影。

因为后世评价者们价值观、历史观不一,再加上民族情感夹杂其中,因此直到今天,提到这些曾经在中国服役过的洋兵洋将,我们仍然心情复杂。

本文内容于 2010-3-13 21:04:11 被兵部尚书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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