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塞班岛战场上惊恐的日本人:美军用猩猩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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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章摘自《日本帝国的衰亡》 作者:约翰·托兰 著 郭伟强 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核心提示:在“地狱谷”的新的野战医院里,静子整晚都蜷缩在掩体里。在昏暗的黎明,她发现山丘上有动静。丛林中露出黑脸,他们是美军黑人士兵。她被吓得魂飞魄散,以为是黑猩猩下山了。那个荒诞的谣言竟是真的!美国人用猩猩打仗!在她周围,伤兵们一个个从掩体里爬出来,脸朝北面的皇宫方向深深鞠躬。突然扩音器传来奇怪的粗野的音乐—她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狂热吵闹的节奏在整个山谷里回响(那是美国的爵士音乐)。这种不符现实的情景打消了她自杀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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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日本帝国的衰亡》 作者:约翰·托兰 著 郭伟强 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核心提示:在“地狱谷”的新的野战医院里,静子整晚都蜷缩在掩体里。在昏暗的黎明,她发现山丘上有动静。丛林中露出黑脸,他们是美军黑人士兵。她被吓得魂飞魄散,以为是黑猩猩下山了。那个荒诞的谣言竟是真的!美国人用猩猩打仗!在她周围,伤兵们一个个从掩体里爬出来,脸朝北面的皇宫方向深深鞠躬。突然扩音器传来奇怪的粗野的音乐—她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狂热吵闹的节奏在整个山谷里回响(那是美国的爵士音乐)。这种不符现实的情景打消了她自杀的决心。


六月三十日,美军终于突破“死亡谷”,(“谁也没有打过比这更硬的仗,”海军陆战队第四师的司令哈里·施米特少将说。)三个师的战线最终连成了一个整体。


唐纳山的野战医院收到了“玩死亡游戏”的命令。卫生兵分发手榴弹,每八人一枚。黄昏时,主治医生—大佐—登上一个土堆,大声喊道,“司令部命令,”野战医院要转移到西岸的一个村子里去。这个村子在塔纳帕格上方一英里半,离塞班北端四英里。一片沉默。“能行动的病人都跟我走。使我万分遣憾的是,我只好把不能行走的战友留下。诸君,要象日本军人那样光荣舍生!”


静子对大佐说:“我留下,跟伤员一起自杀!”


“你跟我们走,”他说,“这是命令。”


士兵们把她团团围住,都想与她道别,连那些不能走动的人也爬了过来。问他们有什么话要说是没有必要的,他们只有一个话题——家。大家都想把家里的情况告诉她。她一再保证,如果有朝一日能回到日本,她一定把今天的情景告诉他们家人。


有个下颚被打掉的士兵引起她的注意。那人一边淌着口水,一边在地上有气无力地划着“千叶”和“武田”。“我懂了,”她说,“你是千叶县人,姓武田。”


一个身穿满是血污的军装的青年军官,吃力地说出几个痛苦的字眼:“你会……唱……九段坂这首……歌吗?”


“会的,我很喜欢这首歌。”这是一首令人不易忘怀的歌曲,歌词大意是一个年迈的母亲,拿着战死的儿子的金质勋章,从乡下来到九段坂的靖国神社。她唱道:


从上野车站来到九段坂,


我心情急切,有路难辨;


我手扶拐杖,走了一整天,


来到九段坂,


我看望你,我的儿。


高耸入云的大门,


引向金碧辉煌的神社,


儿啊,而今你升天为神,


你不中用的老母,


为你高兴,泪流满面!


黑母鸡孵出了老鹰,


你妈妈那里敢当?


为了让你看看你的全质勋章,


来到九段坂,


我看望你,我的儿。


她停了下来。除了压抑住的哭泣声外,没有人说话。“我们也要到靖国神社去!”那个青年军官喊道。


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咱们大家一起到靖国神社去吧!”


大佐带了静子和三百名伤员撤走。在他们后面只听见“谢谢你!护士!”“再见啦!护士!”“院长……军曹……护士……谢谢你们的好意!”


他们走到平原的一端时,静子听见有人喊:“再见!母亲!”接着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静子趴在地下,蜷缩起身体,手榴弹迅速地一个接一个爆炸。


美军向岛的北部进击,开始时非常艰难,此时几乎没有遭到抵抗,正如有个陆战队员说的,进军已成了“猎兔”。不断的压力使日军无法组成一道贯穿全岛的最后防线,到七月五日,日军已被驱赶到塞班的北隅。


日军司令部此时设在濒临西岸的高地上,离新的野战医院只有几百码。司令部的山洞俯瞰山谷,这个山谷已经得到另一个外号叫“地狱谷”。那天下午,平栉少佐走出山洞到前线视察。根本就没有什么前线!美军还没有发动进攻,士兵们已自动撤离。平栉汇报后,一片沉默,简直令人无法置信。最后,井桁将军说话:“明天早晨集中这个地区剩下的所有部队进行最后攻击。让咱们来结束这场战斗。”


是晚,司令部人员吃掉最后一点食物—一个蟹肉罐头和一个小饭团。平栉离开日本时,贺阳宫亲王送给他两枝香烟作为纪念,他把香烟省了下来。此时,这两枝香烟被你一口我一口地传着吸,直到烟蒂短得拿不住时为止,平栉问井桁和斋藤两人是否参加明天的最后攻击。在撤退中一路上几乎没有开过口的南云代他们回答说:“我们三人自杀。”


平栉问,同陆海军一起挤在山洞里的平民将如何处置。“军人与平民已不再有什么区别,”斋藤回答说,“与其被俘,不如拿起竹矛参加战斗。请写出大意是如此的命令。”[作者注:在日本,政府的宣传把英美人描写成“鬼畜”,这种宣传很普遍,也很有效果。有个观察家在日记中写道,“最近,我乘一列满载志愿兵的火车。他们的领导人说:“丘吉尔与罗斯福搞了一个他们所谓的大西洋宪章,一致同意要杀尽日本人。他们声言要把男男女女都杀掉。我们可不能让他们来屠杀咱们!’公众似乎相信,敌人要把男人的睾丸割掉,使他们生不了孩子,或把他们送到孤岛上去。”]


斋藤的命令被油印了三百份,但命令还没有发出,位于北面几英里一个山洞里的海军通讯所派来一个传令兵。东京命令守军继续战斗,“争取时间”,同时还作出增援的保证。


海军参谋人员接受这道命令,陆军却不愿放弃虽后一次攻击。“箭已离弓”,一位陆军军人说,另一位指责海军懦弱胆怯。海军则说,现在可不是骂人的时候;你陆军违反大本营的直接命令。


南云、井桁、斋藤都未参加这场整整吵了一个晚上的争论。拂晓,七月六日,轰炸与炮击又开始,洞口一个哨兵报告,敌军坦克正在上面山崖边上“窥测”。


一直在悄悄地与南云和井桁小声谈话的斋藤给平栉打了个手势。他说,他们三人决定在上午十时自杀。“请原谅我们先走一步。”


“你们是否计划在这里自杀?”


“不错,就在这里。”


平栉说,不如在附近小一点的山洞内自杀好些。平栉随即出去寻找山洞,斋藤则高声朗读了给陆军所有官兵的永别词:


……战友相继牺牲。尽管备尝战败之辛酸,我们誓必“七生报国”。


……不论是进攻还是守在这里,唯有一死,然而,死中有生。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发扬帝国男儿精神,我将留下与残存者一起前进,再给美国鬼子一次打击,然后把我的尸骨埋在塞班作为太平洋的堡垒。


如同《战阵训》所云,“我决不蒙受被生俘之耻,”以及“我将拿出灵魂之忠勇,按永生之原则,从容就义。”


在此,我同你们一起祈祝天皇圣寿,皇国昌盛。我出发去搜寻敌人。


跟随我。


平栉把三位司令领到新的山洞里,“你们打算用什么方法?”他问。


“我们将先行切腹,”斋藤说,“但切腹致死所需时间太长,所以,让我们每人身后站一名军官,朝我们后脑开枪。”斋藤选中平栉。南云则请一名海军军官帮忙。井桁没提什么要求。


平栉回到原来的山洞,问海军有没有人去“协助南云中将自杀”。谁也没有答话。最后,一个陆军副官说,“我去。”另一位陆军副官自告奋勇去枪杀井桁。于是,三人一同前往自杀山洞。


三位司令都穿着咔叽军装,盘腿坐在洞口,身材矮小的南云坐在中间。平栉出去取水给三位司令洗脸。那时他听见有个海军军官喊道,他的小组将独自北进。平栉返身回来。三位司令已倒卧在地上,两个年轻副官站在尸体后边,手中的手枪还在冒烟。三位司令迫不及待,不等他回来先行自杀了。


平栉此时只好把尸体和军旗烧掉。他叫了一些人来帮忙,但别的军官不让他烧—烟会引来敌人。平栉同意过了午夜在临出发作最后攻击时再烧。几天来的苦难终于结束。他倒在洞内的地上沉睡起来。


他醒来时,洞内一片漆黑。步兵和水兵穿着破得无法形容的军装,手持步枪、军刀和竹矛,正在洞外集合。这些士兵临时凑成若干小组,军官们开始在月光下把他们向海岸驱赶。士兵们沿着高地,渗入狭窄的海岸平原,他们将在零时各自向塔纳帕格周围的美军阵地冲去。在平栉看来,士兵们就象“被赶到屠宰场去的没精打采的羊群”,军官们则象“地狱之门的响导”。他在出发之前,命令两个士兵把军旗和三位司令的尸体烧掉,然后默默无言地率领着他的十几个士兵走下陡峭的山坡。


在岸边的平原上,涌出了三千多日本人—包括象静子姐夫那样的平民。他们在后边的山坡上丢下了成千成万的米酒和啤酒瓶。


六月七日清晨四时,平栉及其士兵来到岸边。他脱下衣服趟入温暖的水中洗操。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珊瑚礁,在月光映照下,这些珊瑚礁构成鬼影似的轮廓。头上,浓云密布,使他不禁想起身穿和服背上驮着孩子的日本女人。云开后,他仿佛在明亮的天空中看见了母亲、妻子和朋友们的影子。他抖了抖身子,从幻想中醒过来,上岸穿衣服。洗净身子,这多好哇,他作好了死的准备。


远处,传来“哇!哇!”的喊声——日本人冲锋时的喊声。高地上传来步枪射击声。这是进攻的信号!士兵们不等他命令,已没头没脑地沿海滩向塔纳帕格冲去。他一手握六发手枪,一手拿军刀,跟了上去。一颗炮弹打来,浓烟把他团团围住,他恍忽觉得自己的身体浮了起来,飘向大火。我死了!他在周围漆黑的世界回到现实中来之前一刹那这样想。


在塔纳帕格的美第二十七师已得到霍兰·史密斯的警告,要注意在拂晓前沿海岸线将会有“全面的高喊着‘万岁’的进攻”[作者注:日军在冲锋时从未喊过“万岁”。]。日军蜂拥冲向塔纳帕格,领头的六人高举着一面大红旗,就象演戏时一支队伍前面的先锋队一样。后面,是战斗队;再后面—令人最难以相信的—几百名头上裹着纱布、拄着拐杖、几乎没有什么武器的伤兵,他们一瘸一拐地前进。


他们形成人海沿着环绕海滩的一条运甘蔗的窄轨铁路,朝美军第一○五步兵团的第一、二营猛冲过来。这情景使第二营营长爱德华·麦卡锡少校想起“旧时西部电影中人马乱窜”的镜头。日本人“前赴后继。如果你打倒他一个,就有五个人上来”。他们从美国人身上“踏过去”。


第一营营长威廉·奥布赖恩中校也是个爱尔兰人。他双手都拿着枪,坚守阵地,为部下树立了榜样。在身负重伤后,他坚持把手枪子弹打完,然后操起一挺零点五口径的机枪扫射,直至战死。日军从这两营顽强的步兵阵地上冲过,打死打伤六百五十余名美军。这两个营就是被指控在“死亡谷”前进缓慢的部队。


在他们右方,另一群袭击者沿着一个蜿蜒的山谷—不久就被称为“切腹谷”—向第三营展开猛攻。但第三营占据着山谷上面的良好地形,日军未能把他们赶出阵地。


曾经给山本和南云当勤务兵直到他们死去的野田兵曹,正在进攻海滩上美军的大部队中。这支大部队狂叫大喊,象发了疯一样,几乎不是什么军队的队形。突然间,野田觉得好象有人用棒球棍猛打了一下他的屁股—但不觉得痛。他蹒跚着企图继续前进,却倒了下去—原来,他中了一颗机枪子弹。美军尸横遍野[作者注:几小时后,谢罗德去看了战斗现场。“整个地方好象尸体如山,内脏和脑浆的腥臭难闻。”]。野田拾起一个美军水壶,狂饮起来,他挣扎着要站起来,但他的右脚穿的鞋好象有千斤重。


由于无法弯腰去解鞋带,他拣起一把美国刺刀,又从一名已死的日本人手中取一根棍子。他把刺刀捆在棍子上,吃力地用刺刀把鞋带割断。鞋算脱掉了,但他还是站不起来。他想,一定是裤腿把他拉住了。他又把裤腿割去,但还是无法站起来。


他重又坐在沙滩上,听天由命。他对自己说,该是死的时候了。在晨曦中,他瞥见沙子上有一摊血。他大吃一惊,是自己的血。几码外,仰面躺着四个日本伤兵,安静地在吸烟,好象躺在日本的海滩上休息似的。


“咱们都是快死的人了,”其中一人若无其事地说,给野田扔了一包香烟过来。野田展身躺在沙滩上抽烟,心下觉得茫然。那个给他香烟的陆军士兵喊他:“嘿!海军,我们马上就要去死了。你参加吗?”


野田举起手榴弹,“我也有一个。”


“请原谅我们先走了。”


野田把身子缩做一团,以免被手榴弹弹片打中。他紧闭双眼。一声爆炸。他抬头一瞧,只见四具尸体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他想,用手榴弹炸死自己多可怕呀。此时,他身上流出来的血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想用止血带扎住,但改变了念头。还是让自己流血致死好些。


他越来越虚弱。我只有二十七岁,我干吗要死在这里呢?我生也好,死也好,都不能给日本带来胜利。他开始回想往事—学校时代、抓泥鳅等等。他昏了过去。接着他听到鸟儿叫的唧唧声。周围的景致已完全被破坏,连一棵棕榈树也没有,更没有灌木林,只有尸体和难看的弹坑。既然没有树,哪里会有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人用奇怪的语言说话。他觉得被人踢了一下。他呻吟了一声,于是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卫生兵把他放上担架。他看见美国卫生兵在踢其他尸体,既踢美国人尸体,也踢日本人尸体。他祝贺自己,要不是那只鸟把我吵醒,我就死了。接着又昏过去。


在前方的塔纳帕格,麦卡锡少校和他残存的官兵终于在村子内组成一条防御线。整个上午,他们打了一场逐屋争夺的激战,慢慢地被迫后退,直到开来一排坦克。其他援兵也赶到,傍晚时,只有小股的日军仍然活着。日军的最后攻击宣告完结。


岸边停着一艘医院船。平栉少佐睁开左眼,看见一块洁白干净的墙壁。我还活着!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全身赤裸,盖着一条毯子。良久,他才醒悟到自己的左手被用手铐拴在床上,头部和肩部受伤。他已精疲力竭,还来不及思考,直到后来,他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军官,在最后的攻击中活了下来,是很不名誉的。他脑中所能想的唯有: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在“地狱谷”的新的野战医院里,静子整晚都蜷缩在掩体里。在昏暗的黎明,她发现山丘上有动静。丛林中露出黑脸,他们是美军黑人士兵。她被吓得魂飞魄散,以为是黑猩猩下山了。那个荒诞的谣言竟是真的!美国人用猩猩打仗!


在她周围,伤兵们一个个从掩体里爬出来,脸朝北面的皇宫方向深深鞠躬。突然扩音器传来奇怪的粗野的音乐—她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狂热吵闹的节奏在整个山谷里回响(那是美国的爵士音乐)。这种不符现实的情景打消了她自杀的决心。


主治医生命令她挥动白手绢向敌人投降。她迟疑不决,美国人会强奸她的。“保住你自己的命吧!”主治医生的助手,就是那个中尉,也劝她。她站在掩体的边缘一动不动,黑人边扔手榴弹边喊着向她冲来。静子只看见他们的眼睛和牙齿。主治医生掏出手抢,对准自己咽喉扣动扳机。助手用刀在自己脖子上连砍三刀,倒在静子身上,热血喷在她腿上。她拾起一颗手榴弹。她周身都凉了。现在我就要死了,她想喊“妈妈,”,但没喊出来。她拉开安全栓,在岩石上敲打手榴弹使它发火爆炸,之后,把身体扑在手榴弹上。


静子听见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懂。她小心翼翼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在房子里。她挣扎着要起来,一个美国军官用日语对她说,“你受伤了—别动!”


静子怎么也不相信敌人口中竟会说出日本话来。她怎么没死呢?她要喝水,但那个青年上尉说没有水。他从一个罐头里给她倒一点什么。她喝了一口,但又吐出来。那是西红柿汁,她不喜欢这种味道。他命令她喝完,她喝了下去。使她害怕的倒不是死亡,而是美国人。她问“地狱谷”里的日本人怎样了。


“除了你之外都死了,”这个翻译官说。他告诉她,他曾在日本一所大学里上过学,他要帮助她的同胞。“我们主张人道主义,即使在战争中也如此。”他说,很多日本平民都活下来了,住在查兰卡诺阿附近的集中营里。她不相信他的话!大家都知道美国鬼子用坦克把日本俘虏压成肉饼。她冲口说道,她害怕美国人,特别是那些黑人。


他笑了。“救你的就是黑人。”


她请求上尉让她和她的同胞一起去死。他得到允许用卡车把她进往查兰卡诺阿。当卡车在星光下沿着海岸公路前进时,他告诉她海中有很多日本平民的尸体,问她是否要去看看。他令卡车停下,两个黑人把她抬到一个悬崖上。下边漂浮的尸体就聚在岸边。有一个女人身上还捆绑着两个孩子。


上尉几乎自言自语地问道:“日本人干吗要这样自杀呢?”泪水流下了他的面颊。


午夜刚过,他们进入查兰卡诺阿。使她感到惊奇的是有明亮的电灯。到处是帐篷,这是一个绝然不同的世界。上尉告诉她,这是供日本人住的营地,但她知道这是诡计。她将在这里被枪毙。接着,她看见不少日本孩子扶着这个帐篷市镇的四周的铁丝网。她坚持要下车,但上尉说她应该回医院。“你这里有熟人吗?是不是有熟人?”


“我母亲在这里!”她扯了个谎。


她被用担架抬下卡车。她坚持要自己走。她摇摇晃晃地走进大门后便跌倒。许多双友谊的手把她扶起来。她回到了自己人那里。


七月九日下午四时十五分,特纳少将宣布正式占领塞班,注意力于是便集中在毗邻的提尼安和关岛。那些曾忧郁地预言“一九四八年见金门大桥”[译者注:旧金山金门大桥,从亚洲太平洋地区乘船到美国,一般经过这里。]的海军陆战队员,此时却说起要“一九四五年活着回家”了。塞班的战斗虽告结束,但还有扫荡几千名躲在山洞里的散兵游勇的繁重和危险任务。“这意味着,”一个陆战队员挖苦地说,“如果你现在遭到射击,那就是从你自己的后方打来的。”


在岛的北端,美国人面临另一项不同的但却同样艰巨的任务。那里聚集着好几千平民,正在进行集体自杀,不愿投降。翻译和被俘的日本人通过广播向人群喊话,请求他们不要跳崖自杀。那里有个悬崖,高一百多英尺。他们广播说,现在仗已经打完了,等待着他们的是安全和食物。他们还广播了已经投降的日本人的姓名。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把孩子扔下去,自己跟着往下跳,母亲们则背着孩子跳入惊涛骇浪中。


海里漂浮着许多尸体,使得“海军小艇要是不从尸体身上开过去就无法行驶”。扫雷艇“首领号”的艇长埃默里·克利夫斯上尉看见一个裸体女尸,是在分娩时淹死的。“婴儿的头已经出世,这就是他的全部。”附近,“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双手紧抱着一个士兵的脖子。这两具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在海浪中飘来飘去。”


在岛上的其它地方,整家整家的人日复一日地躲避新来的征服者。奥山一家人—父母和四个孩子—找到一个山洞。七月十七日上午,全家在一块突出的俯视崎岖不平的东北海岸的岩石平台上晒太阳时,邻近山洞的一个士兵喊了一声“敌人!”并用手指了指他们头上的悬崖,十四岁的大女儿奥山良子抬头一瞧,只见上面有四、五个穿迷彩伪装服的红脸美军。与身材矮小的日军相比,他们完全不同。


日本人开始射击,美军则向下投手榴弹。奥山一家躲在凹处,把手榴弹一个个踢出岩石平台。但是,由于手榴弹不断落下,父亲—他是个裁缝—把一家人领到崖下边的另一个山洞内。洞内有个筋疲力尽的军曹,是《朝日新闻》的记者,另外还有个刚生下来被丢弃的孩子在哇哇地哭。奥山太太把孩子抱起来,随着美国人的声音越来越近,枪声越来越密,孩子也开始大哭起来。“叫孩子别哭,”军曹低声说,“不管用什么办法!”


奥山太太是个漂亮的女人,三十四岁。她想方设法要给孩子喂奶,但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在绝望中,她用衣襟捂住孩子的嘴。孩子终于不哭—憋死了。机枪声在洞内猛烈回响,说话声就在洞外。军曹递给奥山一颗手榴弹,自己也拿着一颗。


良子瞧着她父亲,以示永别。父亲脸色苍白,紧张地点了点头。军曹拔掉手榴弹的安全栓,奥山也拔掉。“咱们一块到一个好地方去,”母亲对四岁的义忠说。他乐了,好象在做游戏时一样。奥山和军曹两人同时把手榴弹朝自己脚下的岩石上敲打。当引线咝咝响时,良子很快想到一连串问题:我会成佛吗?人真的有灵魂吗?到底有没有另一个世界?她觉得整个山洞震动起来—爆炸的气浪把她抛到岩壁上。她昏昏沉沉地听见小弟弟的微弱呻吟声,之后她便昏了过去。


她自己也不知道失去知觉有多长时间。她首先看见模糊的红色发亮的东西,等到她慢慢看清之后,那红色的东西原来是军曹被炸开的肚子。军曹在她跟前盘腿坐着,好象睡着了。军曹的伤口干净利落,使她想起上生物课时的人体模型。内脏器官完整无损,都在原处,“美极了”。


她自己满身是血和人肉。她吓得肝胆俱裂,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脚—不痛。她扭了扭身子,也不怎么痛。她九岁的弟弟的衬衣已被炸开,一块块弹片射进他敞开的胸膛,留下焦黑的伤痕。他死了。她父亲、小弟弟义忠和六岁的妹妹也都死了。她身上挂的肉是妹妹头上炸下来的,露出的头骨的颜色和纹理象透明的蜡烛。良子因孤单而感到恐怖万分。她是唯一活下来的人。然后,她觉得有什么东西触了她的左肩一下。


“妈妈,你还活着!”


“我快死了,”母亲镇静地回答。母亲的双腿已被炸烂,良子忙从附近撕下布条做绷带。


“不管用,”奥山太太安静地说,“我就要死了,用那个东西止不住血的。”


“血已经不流了!”


“流光了,”奥山太太说。她呆呆地瞧着一家人的尸体。“我很高兴,他们死得干脆利索。”她转向良子,“只有你还活着!”


“太太!太太!”是那个记者在喊。他的痛苦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出来。母女两人看见洞内还有活人感到吃惊。“把我弄死,太太,请!”


“我也快死了,”奥山太太对他说。“我的腿没有了,动都动不了,帮不了你的忙。”


他慢慢地往上瞧,然后痛苦地扭动,把自己的脑袋往一块锯齿状的石头上猛撞。他呻吟着撞了又撞。他终于死了。


“我死后,你决不能呆在这里,”奥山太太对女儿说。天黑以后,她就得走。“你要好生活下去,要走正路,要有坚强的意志。”当良子上中学时,母亲曾给她写过同样的话。


奥山太太痛苦地从腰间解下一个布袋—里面装着钱—紧紧地捆在良子身上。“我很快就要死了,视觉越来越模糊了。让我躺下。帮我躺下好吗?”她脸上一直浮着微笑。良子第一次发现她母亲是何等慈祥。她从前怎么会怕妈妈的呢?


“我的听力也渐渐消失了。把你的手给我。”她紧紧抓住良子的手。“我不能再讲话了。”她用微弱的声音说。


“妈妈,别死!”


奥山太太微笑着点了点头。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声音。死了。


将近二万二千平民—每三人中有两人—毫无必要地死去。守军—至少三万人—几乎全部战死。


对胜利者说,这场战斗也是迄那时为止太平洋战区代价最大的。在塞班登陆的七万一千名美军中,死伤或者战斗中失踪的有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一人,比在瓜达卡纳尔一役中的损失多一倍余。但是,保卫日本本土的主要堡垒攻下来了,敌人的舰基攻击力量垮掉了。更重要的是,塞班南部的平原地区为美国人提供了第一个基地,使B-29轰炸机得以对日本帝国的心脏东京进行大规模轰炸。







本文内容于 2010-3-13 20:57:36 被兵部尚书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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