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逼债?1960年赫鲁晓夫曾主动为毛泽东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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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苏关系在恶化中出现缓和迹象   从1958年起,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关系恶化的事件。1958年7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引起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旧病复发”,又想控制中国了。7月底,赫鲁晓夫来华向毛泽东解释。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沉默”、公开评论发展为公开批评。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10月,赫鲁晓夫怀着洋洋得意的心情来

中苏关系在恶化中出现缓和迹象


从1958年起,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关系恶化的事件。1958年7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引起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旧病复发”,又想控制中国了。7月底,赫鲁晓夫来华向毛泽东解释。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沉默”、公开评论发展为公开批评。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10月,赫鲁晓夫怀着洋洋得意的心情来华访问并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其间,赫鲁晓夫在庆祝宴会上讲话,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并在中苏两党领导人会谈中粗暴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以致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对中共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一直耿耿于怀。10月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访华归来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12月1月,他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批评中共领导人开始骄傲起来,这就会符合敌人的利益。


1960年,中苏两党、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双方的分歧也被带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场合。


1960年2月4日,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派康生等人作为中国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中共,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有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毛泽东是“老套鞋”等。2月5日,苏共中央派人向康生等宣读了口头声明,给中共戴了许多帽子,攻击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狭隘民族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等。


4月,我们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集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对南斯拉夫进行批判,没有直接提到苏联及赫鲁晓夫,但文章中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


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领导人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兄弟党党员座谈中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


1960年夏,赫鲁晓夫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对毛泽东进行了激烈攻击。对此,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有力反驳,揭露了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了赫鲁晓夫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行为。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破坏中苏关系的措施,并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在9月1日前召回在华工作的专家。不久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


1960年9月,在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的劝和下,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会谈涉及到许多问题,如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关于中印边境事件,关于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关于苏联将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等。由于两党之间的分歧太大,会谈无果而终。


11月至12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针对当时的局势,毛泽东、中共中央多次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苏分歧是原则性的,但从整个中苏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分歧的积极因素。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更坚固的团结。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由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赴会。双方最终达成一致,会议在通过宣言、呼吁书后结束。


刘少奇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1960年12月2日,刘少奇在出席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后,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1957年4月访问过中国,作为国家关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回访。虽然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11月去过苏联,但他主要是去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没有以国家主席身份正式访问。以后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回访一事也一拖再拖。为了维护团结大局,改善两国关系,中苏两党商定,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作为对伏罗希洛夫访华的回访。陪同刘少奇访问的有李井泉、陆定一、杨尚昆、刘晓、刘宁一。部分顾问吴冷西、乔冠华、熊复、浦寿昌以及俄文翻译李越然和我随行。


1960年12月2日起,刘少奇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陪同下,先后访问了列宁格勒、明斯克、莫斯科和伊尔库茨克。当时苏联群众由于听了很多反华宣传,对刘少奇访问一开始反应比较冷谈,只是礼节性接待。12月3日,刘少奇在列宁格勒参观基洛夫工厂。厂里举行群众欢迎大会,刘少奇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我1921年第一次来到苏联,在莫斯科上学、入党,虽然那时苏联正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但人们觉悟很高,热情帮助我们;从那时起,我就为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这个讲话受到热烈欢迎,气氛一下子变了,群众变得热情了。这以后,刘少奇和中国代表团走到哪里都受到夹道欢迎,群众反应非常热烈。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欢迎中国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刘少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他讲到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胜利,帝国主义像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永远看不到中苏分离时,会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于12月9日回到北京。离开莫斯科前,刘少奇到赫鲁晓夫官邸向因病休息的赫鲁晓夫辞行。我随同前往。刘少奇对赫鲁晓夫说,这次访问苏联各地看到广大苏联人民热烈拥护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团结。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劝告赫鲁晓夫,一切以中苏团结为重,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为毛泽东祝寿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的生日。这天,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请求毛泽东接见他。毛泽东表示同意接见。中方陪同接见的有杨尚昆,苏方有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和罗满宁。我与朱瑞真担任翻译和记录。


契尔沃年科大使以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向毛泽东主席67岁寿辰表示祝贺,祝毛主席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并献上了大型鲜花花篮。


毛泽东说,在他的生日能收到如此高贵的祝贺,是他的荣耀。他对赫鲁晓夫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表示谢意,祝他们身体健康,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在和契尔沃年科大使谈话中,毛泽东侧重谈了他“退居二线”的情况。他说,中国党的领导人目前工作都很忙。而他自己比过去轻松多了,“我一天最多工作八小时,有时多一点,精力大不如从前了”。毛泽东接着说,他阅读材料的效率也似乎差了,送给他看的材料都得印成大字。毛泽东说,这是所有上了年纪的人的一般规律,他们在工作效率方面已无法同年轻人相比了。毛泽东说,他辞去国家主席,减轻了参加国务活动的负担。他说,当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而很多中央委员都反对。至于普通党员,反对的就更多了。但现在大家都支持这项决定了。


毛泽东说,一些年来,他都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从1956年起,一直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而他自己只是有时参加一些会议而已。他个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同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讨论、研究问题,有时也专门请一些人参加常委会议。毛泽东接着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也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些会议常常有地方党政领导人,例如大区中央局的书记和副书记、各省的省委书记等参加。毛泽东说,实际上他现在已不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甚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也只是致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也就不再过问最高国务会议的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系统地研究和阅读党、国家和最重要会议的文件。


对此,契尔沃年科说,尽管毛主席已经把相当多的责权分给了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但是在整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中仍然负有重大责任。毛泽东表示同意契尔沃年科的意见。他说,他还不得不经常工作到深夜,主要的工作是阅读大量的文件和材料。“每隔一天他们就给我送来两大摞有关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当然都是必须尽快读完的,不然就要落伍嘛!”


毛泽东说,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包括26国党代表在内的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一些外国党的代表常常感到疑惑,问为什么会议要开这么长?毛泽东说,他们显然不完全理解,花10多天时间听取81国党的代表发表意见是怎样一回事。“在会议上发生争论和进行讨论,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不是坏事”。毛泽东说,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文件在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内部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中共中央将准备召开全会,听取参加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的报告,并将通过一个简短的决议,表明对会议决议的支持。此外,全会还将讨论1961年度的经济计划。毛泽东对每年的年度计划要拖到当年第二季度才能通过表示不满,说“这主要是缺乏足够的经验”。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已涉及到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他说,中国还存在相当的困难,制定长远计划难度很大。中共中央目前特别重视农业问题。为了更强调农业,我们甚至考虑在某种程度上压缩工业战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工业生产投资规模,包括减少对重工业某些部门的投资,基本建设的投资也将被削减。毛泽东强调,对农业、轻工业发展不给以充分注意,要满足人民衣食及消费品的需要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种庄稼、养牲口,要比生产那些无生命的产品如金属、矿石和煤困难得多”。他说,“死的东西跑不了”。


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人民的物质需求不断增长,中国共产党必须千方百计去解决这些问题,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当然,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取得成就的时候,新问题和新任务也就同时出现了。他说,甚至三四百年之后,新问题也总是会不断出现,需要人们加以解决。“没有困难,也就不会有发展。”


对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毛泽东说,在中国,人们对这次访问感到高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们两国的人民都期望这次访问,我们两党中央作了这样的决定,满足了两国人民的愿望。契尔沃年科说,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对中国代表团不满意,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到那里去访问。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抗议应该交给代表团团员,比如在座的杨尚昆,因为中央政治局对代表团延长访问并没有反对。契尔沃年科说,还是中国朋友缴了那些不满意的苏联同志们的“械”,他们告诉苏联同志,他们会再来。毛泽东笑着说,这一下他们可欠了你们的债。契尔沃年科说,在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人民多次要求转达对您的良好祝愿,希望您也能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苏联,到不同的城市、企业和集体农庄做客,特别是到那些您上次访问未能去的加盟共和国去走一走。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件事,说他“一定抽出时间做这样一次访问”。


毛泽东说,在中国,他也受到一些边远地区领导人的批评,因为他没有到过新疆、贵州、西藏、太原、包头、西安、兰州等地区和城市,延安后来也没去过,那里的人们不高兴。他说,这些人常常称他是“半个共和国的主席”。当他辞去国家主席的时候,人们又称他是“半个国家的中央主席”。


在谈话最后,毛泽东又回到他提出的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问题。他说,现在他就等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让他仅仅做一名政治局的普通委员。他说,关于这件事,他还没有同党内任何一个同志谈过,甚至在座的杨尚昆还不知道。毛泽东说,你是得知我这个“阴谋”的第一人。契尔沃年科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将不会同意您的这个打算的。毛泽东开玩笑地说,那我就等着,直到大家都认识到这是必要的时候,“多少年之后,他们会理解我的。”


契尔沃年科在写给苏共中央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中提到,“谈话是在意想不到的极为诚挚、友好的气氛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我们送到汽车旁。他一边热情地与我们告别,一边再次要求转达他对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的衷心问候,和对苏联同志为他生日的祝福表示真诚的谢意。”


苏联愿借粮食和糖给中国


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后,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缓和期。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肯定了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说,我们现在在党内要讲团结,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跟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团结,跟兄弟党要讲团结。在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骂过我们的党,我们也要同他们讲团结。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他们的觉悟。全会决定对苏联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把力量集中在国内经济调整工作上。几乎同时,苏共也召开中央全会,科兹洛夫在会上提出今后对待中共应继续执行加强友谊的方针,最好同中国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互通情报,一如既往地给予中国物资技术援助。


2月27日,刘少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交来2月27日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表示,苏联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渡过困难时期。我们翻译组在翻译这份电报时译错了一个字“BЗАИМО-ОБРАЗНО”,即“借”字,我们理解为“贷款方式”,译成“以贷款方式给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也就是将来要以货币偿还,以致中央领导无法准确理解苏方的原意。


3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周恩来对他说,当我们面临粮食供应的暂时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内部力量,其次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争取以延期付款的形式从国际市场再多进口一些粮食,从而把苏联建议提供的粮食留做后备。只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向苏联提出粮食贷款的要求。至于以贷款方式转口50万吨古巴糖的问题,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甚急需,我们拟同意接受这批援助。


两天以后,周恩来总理派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周化民前往莫斯科商谈以贷款方式提供50万吨糖的具体事宜。又过了几天,周总理秘书马列打电话问我们,当时赫鲁晓夫的信是怎样讲的?我们照实说了,信上用的是“BЗАИМО-ОБРАЗНО”。马列告诉我们:周化民在莫斯科谈判时发现,你们把苏方信中的“BЗАИМО-ОБРАЗНО”译错了,不是以“贷款方式”,而是“借给”。我们听后感到有些紧张,把这样一个关键词译错了,深感愧疚。马列没有责怪我们,反而一再安慰说:你们不要紧张,翻译错了,以后吸取教训就是了。此事对我们触动很大,再次体会到外事工作中翻译无小事,任何一个词译不准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1961年4月,中苏两国经济、科技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谈判。谈判进展得相当顺利,双方达成了协议。苏方主动提出中国在1960年之前的10亿元贸易欠款可以在5年内分期偿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的欠款,可以在1967年以前偿还。这两笔欠款均不计利息。


1961年上半年,在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两国代表团也配合得很好,体现了双方商定的协商一致的原则。


不过,好景不长。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没等大会结束,便提前回国。从1961年底起,中苏之间的论争复燃,中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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