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毛泽东祝寿:中苏关系恶化后出现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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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起,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关系恶化的事件。1958年7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引起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旧病复发”,又想控制中国了。7月底,赫鲁晓夫来华向毛泽东解释。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沉默”、公开评论发展为公开批评。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10月,赫鲁晓夫怀着洋洋得意的心情来华访问并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其间,赫鲁晓夫在庆祝宴会上讲话,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并在中苏两党领导人会谈中粗暴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以致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对中共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一直耿耿于怀。10月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访华归来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12月1月,他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批评中共领导人开始骄傲起来,这就会符合敌人的利益。


1960年,中苏两党、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双方的分歧也被带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场合。


1960年2月4日,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派康生等人作为中国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中共,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有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毛泽东是“老套鞋”等。2月5日,苏共中央派人向康生等宣读了口头声明,给中共戴了许多帽子,攻击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狭隘民族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等。


4月,我们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集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对南斯拉夫进行批判,没有直接提到苏联及赫鲁晓夫,但文章中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


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领导人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兄弟党党员座谈中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


1960年夏,赫鲁晓夫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对毛泽东进行了激烈攻击。对此,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有力反驳,揭露了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了赫鲁晓夫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行为。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破坏中苏关系的措施,并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在9月1日前召回在华工作的专家。不久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


1960年9月,在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的劝和下,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会谈涉及到许多问题,如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关于中印边境事件,关于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关于苏联将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等。由于两党之间的分歧太大,会谈无果而终。


11月至12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针对当时的局势,毛泽东、中共中央多次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苏分歧是原则性的,但从整个中苏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分歧的积极因素。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更坚固的团结。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由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赴会。双方最终达成一致,会议在通过宣言、呼吁书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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