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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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是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利用16年时间打磨的一部传记文学精品力作。作者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对父辈的无限敬仰之情,用独特的笔法展现历史,用全新的理念揭示人物,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张爱萍上将的传奇人生。该书自出版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赞誉。 以下摘录书中几段文字: 在和父亲的谈话中,我问,你的这些想法是不是过于陈旧?你的观念是不是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套路上? 父亲说:"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是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利用16年时间打磨的一部传记文学精品力作。作者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对父辈的无限敬仰之情,用独特的笔法展现历史,用全新的理念揭示人物,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张爱萍上将的传奇人生。该书自出版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赞誉。


以下摘录书中几段文字:


在和父亲的谈话中,我问,你的这些想法是不是过于陈旧?你的观念是不是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套路上?

父亲说:"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

"改革是必须的,但不是只有照外国的去做才叫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历史形成的,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极特殊的产业.衡量它的标准不是市场效益,而是战场效益.不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而是国家生存的安全利益."

"军品供需算不算是市场行为?起码现在不算.市场是买卖双方的事,市场机制是竞争,按四川人说话,是明里标价,袖里还钱.要说算,也是典型的买方垄断市场;或是卖方垄断市场.买和卖,都只是一家嘛."

"再有,军队不是单纯的买武器.从战争需要出发,不公要考虑军品的价格和质量,还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战时应急能力和技术发展趋势;而民品,买的人只考虑价格和质量就够了,没有哪个人会考虑企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因此,军品竞争决不能简单的优胜劣汰,将失败者彻底淘汰出局."

"因此,军工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不能简单照搬一般民用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我不反对改革,我说的也是改革.是步子大小的问题.在国际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谈何容易.弯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顺.掉下来,再赶就难了."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违心地去做他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第一次看到他有自己的见解而不去陈述.那个浑身是刺的张爱萍上哪里去了呢?

我对他说,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国防工业面临的实际出了.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力陈你的意见呢?

父亲说:"怎么没有提过?你没有看到这句话吗?`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下面理解,是一句劝导安抚的话,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大家都忍一忍吧,等国民经济上去了,国防还成问题吗?但父亲似乎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这句话给删节掉了.


其实,抓住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摆脱贫穷,追上发达国家的前进步伐,这个决心无疑是正确的.我可以自信地说,没有哪能个决策者会怀疑这一点,甚至没有哪个中国的老百姓会怀疑,会反对党.反对改革,反对进步的人,在我的生活圈子里真还没有遇到过.问题是,经济的发展一定就是排它的吗?一定是要牺牲国防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吗?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吗?能不能找到一个相辅相成的结合点呢?这个命题,推而广之,是不是也一定要牺牲许多不可再生的资源;甚至牺牲信念和信仰,党和政府的廉洁,社会的公正和公平,牺牲普及教育,全民医疗,以致相当一部分无产者的利益,来换取高速发展呢?国家实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包括GDP,但也包括原子弹和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凝聚力.国际环境是趋于缓和了,但是不是富国就愿意看到你这个穷国也和他们一起平起平坐呢?反正毛泽东不相信,他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这个老师,为什么总是不希望他的殖民地的学生们也像他们自己一样呢?狼当然不愿意羊和兔子都变成和它自己一样,也长着厉齿和尖爪,也和它一样喜欢吃肉.这就是世界政治的丛林法则.当初毛泽东下那样大的决心搞原子弹,难道他真的是以为这玩意儿能当饭吃?

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作‘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此,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


父亲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说着说着,又忿忿起来:“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

满座皆惊。张爱萍,话也太出格了!


但他已无力回天。党政军经商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有人是这样记述的:

三大总部带头,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南方工贸,北方实业……各集团军也不某落后,大张旗鼓进入商界。当时最为人称道和羡慕的是两个集团军,北方的采矿开煤窑,南方的在特区经营房地产。客观地说,经营所得,确实改善了他们的训练场地和营区条件。省军区,军分区也干得热火朝天,沿海,沿边地区更是全力以赴,有声有色。

整个解放军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

到过海南的人,不会不对公路两侧标有“八一”军徽的加油站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旅店,餐馆,酒吧,卡拉OK屋,随处可见。军队也迅速进入了酱动作的领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下冒出了许多工作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无需成本。当这一情况引起交通警察的注意后,干脆将自己的士兵连同军车一起出租,这就正应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句话。走私汽车,香烟。燃油,倒卖军火,煤炭,批文,擅用部队装备,出租银行帐号,搞国防费搬家,甚至经营色情场所,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对军队这样的特殊社会组织,如何约束它的经商行为,大概是一个无解的议程式,不要说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代王朝,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哪家能做到的。

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惟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在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上,军队必然会冲锋陷阵的。工商,税务,海关,森林部门的检查,奈何于我?

市场的神奇就在于使人疯狂,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真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事都敢办”。

军队经商,大有失控之势。

但问题还不仅于此。父亲常会说的那句话:“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真正要命的是内部的腐烂,机制上的变化。市场和战争能融合吗?公司的机制正在替代军队的机制。战争要求军队的是绝对的服从,而市场要求的是等价交换。国家安全是军人的使命;经商使各部队都变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一旦有了切身的经济利益,各单位都希望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谁也不可能掌握全局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军办的经济实体,有多少官兵,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又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它们的盈亏情况如何,经商所得如何分配……

军营的平静打破了。摸爬滚打与经商盈利,同为士兵,但待遇上天壤之别。创收,就要提拔重用“商业能人”,甚至将老板拉入部队,授以军衔,因为他们能帮部队发财致富,军官们可以进高级餐馆,住豪华饭店,乘进口轿车。

沿海驻军和大城市驻军创收的机会多,所得外快大;但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的官兵则没有那么幸运,有些地方完全无商可经,无钱可赚。

军队的腐败再也无法避免了。它全部恶果,也许只有等到国家出现危机时才会显露出来。


迟浩田说,到总参工作后,爱萍赌场那时已经退离了工作岗位,他专门把我约到家里,对我说,要以史为鉴啊!

以史为鉴,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父亲说:“你们读岳飞的词《满江红》,有一句注意到了吗?靖康耻,犹未雪……”

这是怎么回事呢?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小说《水浒传》,就刻画了张团练,张都监这样一批人,他们既是军队,政府的官员,同时也是“快活林”酒家恶霸蒋门神的合伙经营者和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者。

父亲说:“富国不等于强兵。但愿不要等到哪一天,也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迟浩田后来对我说:“你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震动:饮鸩止渴!”

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考证,1936年抗战前夕,日军兵力25万人,中国陆军220万人,蒋介石却丢掉了大半个中国;甲午海战时,北洋水量全军覆没,那时他们的装备可堪世界一流;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知道他们是多少人吗?25000人。

中国军人的耻辱啊!


十多年后,1998年7月22日深夜。军委江泽民主席提笔写了封信:“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父亲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


父亲曾和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和小平同志汇报完工作,闲聊了两句,小平同志说了句话让他久思不解。父亲说:“小平同志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我想起在两年前,和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时,他所下的那个定义。他说:“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可这能做好吗?我说,市场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吃掉。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代价。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避免的。

“如是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他喃喃地说。

我觉得父亲真的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我给父亲读报,念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哪能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

正因为一生怀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父亲一生都唾骂争权夺利,以权势谋私利的政治小人;一生都鄙视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封建皇权意识。“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他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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