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神秘上将李克农:未指挥部队打过仗的上将

李克农、李伦将军父子的故事


1955年国庆前,身兼中央调查部长、中情委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上将。


李伦的出生就极有传奇性。那是1927年4月,国民党安徽芜湖市当局发布了一份通缉令,以5万块大洋要中共安徽芜湖组织负责人李克农的人头。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即潜入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躲避。不料,敌人很快打听到李克农的隐藏地,准备以突袭方式一网打尽。李伦的母亲赵瑛通过一个在警察局做事的亲戚迅速了解到内情,获悉丈夫和同志们危在旦夕,便不顾身孕,连夜赶到江边,冒着大雨寻船过江,又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跌跌滚滚地奔跑了4公里多路。


正是由于赵瑛早半个小时给李克农和同志们报信,才使敌人的抓捕阴谋破产。赵瑛和腹中的李伦为保卫革命干才立了一大功。因此在李伦出世时,父亲便对他有一种特殊的钟爱,后来总是时常把他带在身边……


待李伦再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3岁了。那是1930年初,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党组织安排赵瑛带着李伦和哥哥李治到上海做掩护工作。


李伦从父亲的脸上和语气中,看出他工作的神秘性。从小他就晓得,父亲皮包里和办公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动一下,因为父亲对放置的东西都有记号,稍不留神,就引起他的警觉和查问……


1931年4月,父亲又突然失踪了。对于当时的情况李伦不得而知。直到1958年父亲生病后,由于组织需要,父亲与罗青长委派的记者黄钢谈过一段对往事的回忆。从那份珍贵的记录手稿中,李伦才弄明白父亲的那次失踪是由于党内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


顺着顾顺章叛变革命一事,李伦也弄清了父亲早年的许多革命经历。


原来,父亲从芜湖潜入上海后,便同当时被称为“小开”的潘汉年办党的报纸,组织文艺界人士和学生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社会上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出,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同钱壮飞、胡底打入敌人心脏。这便是后来被周恩来称誉的“龙潭三杰”。


许多年来,李伦及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他工作神秘,三则是他从不宣扬自己。李伦记得,1987年12月28日,杨尚昆同志批示:要设法组织一些同志为李克农写点东西。次年7月,他又指示:“给李克农写点纪念东西是应该的,也是我的希望!”不久,杨尚昆又带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从此,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才受到世人关注。


1933年冬日的一个夜晚,母亲拉着李伦的手说:“老父来信了,他在那边很好,特别想念你,很想让你写信给他。”年仅6岁的李伦便边问边画歪歪扭扭地写了人生的第一封信:


“老父,我现在上学了,认得不少字了,我很想你,我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的还是捡的。但我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好……”


后来他得知,父亲李克农在读到这封信时,激动和酸楚使他热泪盈眶。这封信有些红军高层领导曾经看过,很多人看后也很心酸。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10岁的李伦正跟随着父母在上海。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李克农奉命在上海设立共产党的办事处。“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李伦对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隆隆的炮声、紧张的生活。11月初,上海沦陷,长江封锁,李伦随母亲经过苏北的内河,辗转撤离到南京。父亲已先到南京任办事处处长。


在南京停留不久,又要撤离到武汉。其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均设在武汉,李克农任长江局秘书长。不久,“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提出来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士团结合作,为保卫这个华中最大的城市做各种动员工作。那几个月对李伦来说,是战火中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他随父亲住在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博古、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也都在办事处。尽管父亲叮嘱李伦不要去打扰这些公务繁忙的前辈,可小孩子最耐不住寂寞,没事就楼上楼下地串门,很快就同一至四楼的人混熟了。周恩来和邓妈妈住在四楼,特别喜欢小孩,两人经常给李伦饼干和糖果。开始他不敢接,后来父亲说:“周伯伯和邓妈妈给你的东西可以吃,但不能影响他们工作。”这才敢接了。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前,李伦随大人撤退到长沙,住在远郊区。他对当时发生的“长沙大火”还记忆犹新,回忆说在远郊都能看到城里起了大火,天上的云彩都变红了。


那时候的李伦,当然不能了解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和长沙“焦土抗战”在抗战初期的重要地位,但他却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惨烈。他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难民。火车的车厢顶和机车头上,都挤满了难民,汽车也一样拥挤,一路上都是扶老携幼、饥寒交迫的难民。


武汉失陷前,八路军办事处大部分人员西迁重庆,成立了重庆办事处,小部分经停长沙一段时间后,1938年底再撤到广西成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


桂林办事处是长江局的派出机构,是我党在南方的联络中心。这时的桂林已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文人学者云集。同时又是我国通往海外的唯一交通线,我军经越南海防采购物资和接受华侨捐献物资经南宁入境至桂林,许多南洋爱国青年也是先抵达桂林,同办事处人员接上头后,再经重庆去延安。


看到无所事事的儿子,李克农觉得该给他找点事儿做,便让他到办事处当了一名勤务兵。因此,李伦的军旅生涯从1939年12岁时开始算起。这在全军恐怕都不多见。


一个月之后,组织上又安排李伦去电台学习无线电报务。他反应快、记忆力好,很快就能独立值班。李伦回忆说:短暂的报务员生涯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报务员最重要的是忠诚、守纪律。当时电台的报务员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经过长征,是死亡线上幸存的老革命。


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决定桂林办事处撤退,人员经重庆撤到延安。


在重庆红岩村招待所里,李伦认识了几位同龄的小朋友。他们中有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彭湃的儿子彭士禄和蔡楚明的儿子蔡诚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从这时到抗战胜利,他有四年时光是在延河边度过。李伦回忆说:这是非常艰苦但又精神饱满的四年。这段时光对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格外重要,我真正了解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意义,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深深感悟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刚到延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李克农一家吃饭,地点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窑洞里。饭桌上毛泽东有说有笑,问孩子们:知道你们的爸爸是干什么的吗?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刚满20岁的李伦的姐姐李冰睁着大眼回答。


毛泽东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特务!”


毛主席在这次吃饭时说道:李克农是一个好人。当年在苏区,我靠边站,找博古要个秘书也要不到,我找李克农,他马上送来叶子龙;还有,我当时患肺病,是李克农搞来鱼肝油,使我的病得到治疗:遵义会议时,李克农负责卫戍工作,为会议安全提供了保证,警卫工作做得很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他是真请还是假请,这是中央决策前必须弄清的。很快,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面前。情报行家李克农从繁多的往来密电中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邀请不过是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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