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日记真难写(转自孔庆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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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3月5号,学雷锋的日子。雷锋跟孔乙己一样,好久不见了,只剩下雷锋日记,供人凭吊。 80年代开始反雷锋,说雷锋不合人性。拾金不昧物归原主,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未经同意就搀扶老太太过马路,侵犯了一位老年公民的人权和尊严;大雨之夜送大嫂回家,谁知道他肚子里揣的是什么念头;火车上擅自拖地,是表演作秀,剥夺乘务员的正当劳动权利,而且没有经过全体乘客公投,完全是法西斯专制主义思维;特别是私下撰写日记,把这些阳光的事情都写进去,却没有写那些见不得人的阴私,比如幻想某位姑娘的大腿等等,绝对属于人格变态。 于

今天3月5号,学雷锋的日子。雷锋跟孔乙己一样,好久不见了,只剩下雷锋日记,供人凭吊。


80年代开始反雷锋,说雷锋不合人性。拾金不昧物归原主,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未经同意就搀扶老太太过马路,侵犯了一位老年公民的人权和尊严;大雨之夜送大嫂回家,谁知道他肚子里揣的是什么念头;火车上擅自拖地,是表演作秀,剥夺乘务员的正当劳动权利,而且没有经过全体乘客公投,完全是法西斯专制主义思维;特别是私下撰写日记,把这些阳光的事情都写进去,却没有写那些见不得人的阴私,比如幻想某位姑娘的大腿等等,绝对属于人格变态。


于是,中小学生守则里“见义勇为”的一条,就被英明的两会代表给修改了。先主张改成“见义智为”,后来则干脆“不为”,再后来又恢复成“勇为”,但前提是“见不义”。凡是损公肥私、欺软怕硬、崇洋媚外、抢男霸女、杀妻灭子、造谣诬蔑、贪赃枉法、落井下石诸类壮举,人人勇为,蜂拥而为,而且每年开两会隆重展示和表彰一次。经30年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中国遂攀附美国大哥之后,成为世界老二,英语叫做“男伴儿兔”也。


此际忽然发现,原来美国大哥是崇拜雷锋的。美国搀扶老太太过马路,是不用先听证后投票的;美国人干了好事儿,不但可以写日记,还可以发表在《读者文摘》上,叫做“心灵鸡汤”。美国人看见暴徒强奸妇女或殴打儿童,是不会只围观不报警只欣赏不干涉的。美国人救苦救难的时候,是只讲耶稣圣母玛利亚不讲市场经济原则的。


于是汉奸们又说看人家美国道德何其高尚,中国人何其堕落,哎呀呀,一个堕落了五千年的民族,早就该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啊。于是,先诱使中国领导悍然实施引刀自宫的一胎制,后摧毁其科技创新能力,再将可怜的几十万有点能力的青年勾引去美国,给几百万官员用普世价值药水洗洗脑,接着就摧毁其农业、工业、医药、教育,再寻机发动几场气候灾害战争,最后一个转基因,一杆清台。


三百年后,世上有个好人雷锋的传说,西方的小学生从课本里学到,雷锋是耶稣门下的第十八位圣徒。不过韩国学者考证,雷锋是韩国人,因为他做好事的地点主要在抚顺一带,那里是韩国祖先腌泡菜的地方,而且雷锋手背上的三道刀疤,就是表示三星也。但日本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因为一个部队司机,身高不足1米65而被允许驾驶大卡车,这只有在日本才可能……


看来雷锋日记太难写了,还是写写咱本人的日记吧。


《渤海早报》2010年2月23日发表孔庆东《人生在世,加减二字》。责编荆娇同志总是及时寄来样报,应予表扬。


2010年2月26日,北大中文系发布讣告,中共党员、中文系退休干部蔡明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2月23日5时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中文系的老同志越来越少了。


2月27日,吃米饭焖鸡蛋。快递公司送来一箱书。3本山东美术出版社的画册,1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王子》,一套文汇出版社的“老舍小说精汇”,华文出版社的何虎生《蒋介石传》上下,其余都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的——有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全三册,影印珍藏本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全三册,还有潘光旦译注的霭理士《性心理学》,后者是2006年版,这是我20年前读过的经典,当时就认为,潘光旦先生的译注比原文更有价值。把性问题当作一种“科学”来研究,现在西方人领先。但若从整个文明的视角来理解性问题,西方人只是小学生。中国人的智慧第一用于饮食,第二就用于男女了。


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一书,在西方是阅读率仅次于《圣经》的童话经典,发行量已达5亿册。当年我给我家领导写信时,就剽窃了里面的一段:“当你夜晚仰望天空时,因为我在其中一颗星上居住,因为我在上面微笑,对你来说,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笑。你就看见会笑的星星啦!”不料领导回信时,不动声色地接着抄录了下面的一段:“当你得到安慰时,你会因为认识我而高兴。你永远是我的朋友。你会想和我一起笑。有时候你也会为一时快乐,打开你的窗户……”俺的剽窃丑行,就这样被一个工科硕士给无言地揭穿啦。于是俺在文学方面再也不敢穷得瑟了。一个男人失去了专业优势,在家里就只能沦落为良民大大的了。


2月28号,吃夫人亲自做的抻面,边吃边赞不绝口,鼓励能者多劳也。读到一篇材料《曝光!美国实权势力阴谋控制全球的绝密计划——及我们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有效反制手段》,文中说:“……美国实权势力为了这一摆脱困境,逃脱惩罚,并在未来世界维持自身的全球控制力,安排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大致内容是:先彻底控制中国政府,然后暗中破坏现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操纵各国政府,在全球制造混乱,未来解体美国逃脱惩罚,逐步建立自己控制下的全球新秩序,实施独裁统治,而不是一个许诺的自由民主世界。科技人员将是重点监控目标,科技成果将被限制服务于独裁统治。期间,如形势失控则推出替罪羊——美国中情局承担责任,美国政府承担赔偿,自己逃脱惩罚,目前形势正在失控,替罪羊计划已经进入实施,这对大多数人是极不公平的。如再失败就拿出恐怖主义王牌,利用手中掌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胁全人类,或最终自杀逃避制裁……”


晚上吃罢元宵后,读了纽约大学张旭东师兄《中国价值的世界历史使命》,此文原为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道路”特刊之约所作的访谈,转发于《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文章指出:中国价值是普遍价值的具体实践。今天提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价值”这个问题,就是要把“中国价值”放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上和框架内来思考,把“中国价值”定义为当代中国人探索和创造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集体实践。不然的话,所谓“普世文明”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它会被种种流俗意见赋予同今天中国的集体实践相抵触、甚至对立的含义,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外在的、高高在上的、甚至不可企及的绝对标准。它会被用来挑剔、敲打和质疑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实践,让我们处处怀疑自己行动和思考的正当性,处处要到别人那里去讨“说法”,而不是充满自信地去走自己的路,去创造、挖掘和认识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把所谓“普世文明”放到“中国价值”内部去把握,把“中国价值”确立为“普世文明”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说,后者的现实化和普遍化,有赖于前者的参与和探索,正如它有赖于其他社会、人民和文明形态的参与和探索。也只有这样,“普遍”才作为理想、作为有待实现的东西而真正成为普遍之物。否则,它不过是为强势文明所垄断的霸权符号。它的历史实质,恰恰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物,而不是普遍性本身。


张旭东此言,理性之语兼良心之语也。


3月1日,吃山东煎饼卷豆芽和红肠,这天阅读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入迷,竟然忘了给博士生出题之事,打电话向系领导做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写《我的自述》中,严肃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群众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于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一个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读着邓小平同志这发自肺腑的滚烫话语,孔和尚激动得涕泗纵横,屁滚尿流也。


3月2日中午看昆曲,下午到北大三教上戏剧课。见三教楼头写着“刘卿楼”,心想怎么叫个“留级楼”啊,学生在此楼上课多不吉利啊。晚饭吃的新疆拉条子和羊肉串。夜里没空写博客,就贴了一篇现成的书评《妹子的麦》,结果引起了海内外大量小人书爱好者的欢呼,有个住在瑞士的老华侨说,一直因为喜欢小人书而自卑,感谢孔老师为他平反昭雪,感谢毛主席时代出版了那么多世界上最优美的小人书。


3月3日,处理信件刊物,读点闲书。《课堂内外》知宾堂主聂荣,发来《课堂内外组歌》,其中广告歌最有意思,“一个青少年,六个赞助商。”父母加上内外祖父母,1个孩子要6个大人伺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教育正在以赔进去6个,争取扶起来1个的效率,向着亡国灭种飞奔。


答复某学生三个问题,该生回信,大概是想写感谢我的“厚爱”,却写成了“肥爱”,气死某也。


下午去石景山跟老高聚会,几个人喝了点茅台蒙古王二锅头,畅谈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伟人的三贞九烈,晚上回来,一路畅通。


3月4日,还是吃饭读书。《国企》2010年2月号发表孔庆东《中国的精英要站直》,有删节。赵春凌编辑还特意来信解释,颇有“国企”之风范也。


付勇勇先生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若干问题》中写道:如果我们将抽象意义上的人民中的“多数”简单地视为具体意义上的群众中的“多数派”,我们就无法真正认清民主的本质,无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如果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不是基于理性和进步,而是基于宗教信仰、种族、民族、财富、地位、教育水平、出身等外在的身份“标志”,一旦其构成持久的、稳定的多数派,并且基于这种形式上的“多数”去追求超过公平要求的各种特权或者侵占少数派的利益时,民主必然异化为暴政。雅典民主制的悲剧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张鸣先生著文《扫黄不能扫到百姓的床上》。文章说,老百姓私人之间说点什么,情侣之间偶尔黄一下的权利还是应该有的。怎么也不能让人感到,连一般老百姓私下的通讯都时刻被监视着。在一个正常社会,老百姓在家里做什么,只要不是干制毒贩毒之类违法犯罪的事,政府都是不能管的。张鸣先生可能还预料不到,将来老百姓写个情色日记,做个桃花梦,都可能被政府监控和取缔,那就叫“扫黄何必到床上,直捣黄龙入梦中。”


最后说个郁保四的黄段子,曲终奏雅吧。春节翻看旧日记,得趣事一条。1987年暮春某日,郁保四找孔、王二兄,各借人民币100元。老孔诧异曰:“何事需此巨款?一百元,哇塞,可买芝麻烧饼两千枚,午饭时立于三角地,赠与过往师妹,两千佳丽中,必有动心者,可得一烧饼西施也。”老王曰:“噫,不若买清仓话梅,可得两千包。吾终生食之不尽也。”保四曰:“二位师兄勿要取笑哉,真格有急用。小弟上学期与中央美院一位模特师姐恋爱,这学期美院校方发现,告到北大,罚款小弟200元也。”老孔曰:“岂有此理!恋爱自由,人权神圣。美院狗胆包天,敢到我北大罚款哉?”老王曰:“老孔速组织几千人马,去美院抗议哉。”保四曰:“师兄有所不知,罚款单上并未写恋爱云云,只写擅自损坏我院教具,致使严重变形也。”


雷锋日记要是只写这些,大概就合乎两会代表的企盼了吧。




本期博客思考题:




1.“雷锋月”变成“两会月”,其危害何在?


2.抻面与拉面有何不同?


3.两会代表跟面条有何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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