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闯江湖结交三教九流 被视为层次不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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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闯江湖结交三教九流 被视为层次不高(组图)

南方人物周刊2010009期封面


文强闯江湖结交三教九流 被视为层次不高(组图)

文强曾光顾的夜店(大食 摄)


文强的江湖:结交三教九流被视为层次不高 文强的江湖 文强的联系系统就像是一个油辣火锅,而文强在这个锅里不停地打滚,并逐渐跟锅里各味的调料、腥红的汤底融为一体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背后是古街“十八梯”。这里曾是进入重庆中心城区的必经之路,而今活似一个被遗弃的地下世界。几次改造在这里留下了破旧不堪的房子,一下雨便泥水成河,气味逼人。几个老人玩着规则复杂的幺地哥,有人在路边点起柴火,小孩无忧无虑地乱跑,偶尔在角落里还能见到被弃置的避孕套和针筒,小贩们把黄色光碟依次摆满了自己的桌子,封面上有裸露的未成年少女,还有人和动物。


3块钱,你可以在这里喝茶,擦鞋,吃面,理发,算命,或者看一场录像,小黑板上的第一场是《反贪风暴》。10-15元你就可以开房,彩电、淋浴、“全新被套”。


从前,这里是供给全城的菜码头,也是城市排污的粪码头,现在它成了老重庆的一个图腾。在这座气喘吁吁的山城,你必须爬,不断地爬,才能从贫民窟爬到地上,爬到城市的中心。这个时候你的头一抬,高楼林立,解放碑到了,隔着一条车流不息的大马路,美女、美食、免税店里的爱马仕似乎伸手可及。


夜幕降临,解放碑各种娱乐场所的灯光开始闪烁。不过,至少有一家叫万豪白宫夜总会的灯不会再亮了,那里曾经是文强的王国。几百米外,一块不大的露台,背靠解放碑,俯瞰十八梯,音响震耳欲聋,市民照常起舞。总有一些中年男人,趴在栏杆上发呆。他们在看什么呢?脚下黑色的十八梯,还是更远处泥灰色的长江?江对岸依然是高楼林立,一栋双子大厦上打出巨大的广告语,不断提醒你身处的这座城市,“总有非凡物”。


现在看来,公元2000年对于文强和这座城市都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的9月19日晚,文强正与公安局长在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处研究办案工作,20点左右,他们接到情报说嫌犯张君现身,贺随即做出批示,要求周密部署。


张君这个名字,曾在1990年代令整个南中国胆寒。从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10年间,他和同伙在重庆、湖南、湖北、云南、广西等地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22次,致28人死亡。


他多少有些小看了重庆警方,“我看了看周围,没什么可疑的人,都是打麻将的人,还有妇女和小孩”。虽然他的五四手枪子弹已经上膛,但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机栓没有打开,这让他错失了最后的反抗——自杀。


关于张君被活捉后文强的表现,媒体已经描绘过多遍。这位公安局副局长飞奔而上,一脚踏在张君脸上,然后用手机向上级汇报,上级问在哪儿抓获,他回答:“在我脚下!”这位爱系LV腰带的警官此刻犹如武侠小说中一场终极决斗的胜者。“如果你都看过这些小说,你就会知道我的这句话是什么。我当时说的时候,有些人说他们理解不了,其实要是理解不了就终生理解不了了。”后来他对媒体说。


还有人挖掘出之后的另一个情节。文强看了看周围人山人海的群众,大声说:“我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文强。”想了想,他又压低了点声音说:“我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


在预审室,面对摄像机镜头,文强更显威严。他时而用手指着张君,时而又突然提高声调连续追问:“朝天门抢劫案是不是你干的?”“上海一百抢劫案是不是你干的?”“沙坪坝抢劫案是不是你干的?”当张君说到“我好后悔,小看了你们,只差0.1秒没来得及自杀”时,文强略微放慢了问话节奏,重复了几遍“你小看了我们”和“只差0.1秒”,似乎是要向张君确认,又似乎是在玩味。最后,他噌地站了起来:“你没有投案自首,也不会投案自首,现在你坐在我的下方,第一是罪有应得,第二必须如实交代……”


文强的声誉此刻达到顶点。他1992年进入市公安局,“张君案”后官至正厅,其后又成为常务副局长,他用了8年时间爬完了“十八梯”,正在逼近权力的中心。


文强出生于重庆西郊的曾家镇,这里原属巴县,后被划入沙坪坝区。老街人丁稀落,和中国无数衰败的小县城并无二致,可是四处都在大干快上,建设新的居民楼。街上一个醉汉在细雨里游走。他快60岁了,激动时站起身子用重庆土话指点江山:“我跟你们说,文强他是被……哪一个敢来搞我,我儿子在北京!”


街上一个同样叫“十八梯”的地名已渐渐为人遗忘,那栋在色泽上明显区别于周围房屋的三开间8层小楼就立于此。在2005年文强的妻子周晓亚重回老街以前,它还只有两层,棕色,略显古朴。


文强1955年出生在这里,隔壁的吕师傅回忆说,文家解放前家境不好,吕的母亲与文强的奶奶是亲姐妹,吕家做生意,便喊文强的父亲文明君过来帮忙,卖卖烟什么的。解放后,文明君夫妇陆续生下两个女儿和5个儿子,最年长的大姐生于1951年,文强在兄妹7人中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文二哥”由此得名。


1972年,文强下乡插队,因为临近的回龙大队队长邱万福与文强母亲有表兄妹关系,文得以享受投靠亲友的政策优惠。回龙大队与老街距离不出两公里,却更显荒凉。这里被嫩绿和枯黄的田野所包围,当初的老房子已拆迁殆尽,断壁残垣下,有觅食的鸡鸭,见了人都呆呆立着。当初的大队长万大华已头发花白,忆起曾任大队团支书的文强:“表现好啊,他表现不好,我们也不会推荐他入党嘛。当时入党严,要上查三代,看你有没有得问题。”


回龙大队陆续接纳了一两百名知青,只有文强和一位李姓青年得以入党。当时大队政治空气浓厚,白天干活,晚上上政治夜校,文强就是在夜校认识了周晓亚。


1977年,文强考上四川省公安学校(四川警察学院前身),再未重返回龙大队。两年后,周晓亚返城。1980年代初,两人结婚。后来文强进入巴县县委,开始了进城之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文强般幸运,当年与他一同入党的李姓青年最终留在了邻近大队的工厂成为一名工人,1990年代后期不出意料地承受了下岗的悲与痛。


整个1980年代,国家严格控制“农转非”,公安部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要想成为城里人,必须出具5份证明,加盖9枚公章,经过11道手续。


1990年代初,户籍制度松动。农民缴纳一定费用即可成为当地市民,在重庆,一个城市户口的价格是4000元。大批农民涌向城市,也大约是在此时,“棒棒”这个称谓开始在重庆流行。《南方周末》曾经这样描绘这个群体,“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


一位老警察告诉媒体,重庆90年代初还不允许搞小旅馆,宾馆的旅客登记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压力下,很快放开了歌厅和舞厅,市里还要求公安局为了经济发展,放松盘查尺度,五星级和四星级宾馆都不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后来黑社会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大批进城人口则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马仔资源。


文强此时尚在巴南区公安局任职,并同时在西南师大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下属黄代强和陈涛。


重庆官场素有“巴南帮”之说,盖指原巴县(巴南区)出身的官员较富草根性和江湖气,在官场上亦能抱团。1991年,巴县原县委书记张文彬升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92年,一直受到张青睐的文强调入市局,分管刑侦工作。


张文彬在1997年重庆直辖后任市政协主席,以其个人影响力打造“强势政协”。“那是重庆政协最有威信的时代。”一位观察者说。2009年8月,张文彬对媒体谈起文强:他过去在巴县很规矩的,到了市里以后,说话也开始不拘小节,不时口带脏话。“有的同志问我,文强是你选上来的,他平时来不来你这边,我说,不来。”


此后,张再未接受过媒体采访。


1997年重庆直辖撬动了这座城市的欲望,并且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了充分的遐想空间。“棒棒”就是重庆的缩影,而码头就像重庆的嘴,不停地吞吐着,重庆也就在这样的吞吐中发展起来。历史上的7次大移民后,重庆又开始了新一拨的移民潮,这座城市承担了三峡库区85%以上的移民。


有一个叫做岳宁的小伙子,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市歌剧团旁边开了个药膳饭馆,积累起自己的第一桶金。那时候他还是个愤青,“唱歌用吼,一无所有”,却迷恋好车。一个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见面时有事没事喜欢掏一把大票子在你面前拍来拍去。”要到2000年以后,他才会承包经营解放碑万豪酒店内的白宫夜总会,打造“重庆高端娱乐业的旗舰”。


一个叫谢才萍的小镇女人,1995年托关系来到重庆主城区,一开始在路边摆火锅摊,总有各种各样“文强的朋友”来托她办事,甚至只是求她挂个名字防止马仔骚扰——谢是文强的弟媳。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邀请大家玩牌”。


一个叫赵利明的刑警,出身南下干部家庭,外表看起来文质彬彬,他用了8年时间,从县公安局普通刑警做到了重庆市公安局经侦副处长。2000年以前,他还未曾向文强行贿求官,而是一心想着凭自己的能力获得晋升。


要过一些时日他们才会粉墨登场。重庆,现在还是“二王”——王渝男与王平的时间。


王渝男出身公安大院,自幼习武,因为背景深厚,据说他后来开设地下赌场谋利,从未被查封过。而王平则出身草根,重庆直辖后房地产业高速发展,“钉子户”层出不穷,由此也诞生了针锋相对的“打手”行业。王平以“打手”起家,最终与王渝男在江湖上平起平坐。


和以后的“老大”们不同,“二王”并不热衷于商业和公司化运作,而仅仅满足于开赌场赚钱以及收保护费。一位老板就说,你在解放碑开个馆子,手续办齐后,还要到王平那里去报个到。


文强并不回避与“二王”的交往,广为人知的一例就是高调参加王平女儿的婚礼,他对此的解释是培养线人的需要。和许多山城走出的下层子弟一样,文强没有什么高雅爱好,结交三教九流并常以兄弟相称。一位参与文强专案组工作的律师后来说,看完卷宗有两点格外惊讶,除了“收了那么多钱”外,就是“作为一个高官能层次这么低,你不由得感叹,别的地方的(同级别官员)要勾结,也都是和大富豪。”


在传统政界人士眼中,文强或许算不上一个人物。“他就是在他的系统里,在江湖上有一定影响,他的政治野心估计不大,政坛一些人可能瞧不起他,很多(政界人士)是不和他吃饭的,”一位熟悉重庆官场的人士说,“有谁请他去组织系统说话,我看是要帮倒忙。但他在自己的领域呼风唤雨,也用不着去和他们打交道,大家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


文强与“二王”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00年终结。当年10月25日晚,重庆城管治安支队对白云湖度假村内的“百家乐”赌场展开查禁行动,现场发生枪战,警察王诵伦中弹身亡。虽然此次行动人赃俱获,但是很快,缴获的车子全部退还,除少数人被治安拘留外,多数人被放回,本地媒体也很快接到禁令,不得继续报道。据称,遇难警察的家属当场即大骂文强,“打什么黑,文强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白云湖枪案”后,正值中央发动第一次全国性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王平远避美国,王渝男则被一查到底,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刚刚因为“张君案”而达到职业声望顶峰的文强,在一个多月后就因为“白云湖枪案”开始累积民间的恶名,关于“文二哥”被双规的传闻,自此10年未有中断。


“二王”已去,重庆的各方势力重新酝酿、洗牌,新的时代开始了。


白宫夜总会在昔日重庆最豪华的万豪大酒店的负二层,是文强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他的第二办公地点。这里是他的江湖,也是夜晚执行家法、稳固权威的宫殿。


在那个地方,文强是当之无愧的老大。他搂着那里最漂亮的女人,任何他叫来包间的人都要向他个人效忠,就像电影《教父》里亲吻老头子的手一样,只不过这里没有西西里式的优雅,它的方式更为粗野和直接,其中包括送上金钱、给小姐敬酒、下跪献花。


夜总会的拥有者岳宁,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开饭馆的毛头小伙子。1998年至2001年,他承包了南岸扬子江酒店内的热浪迪士高、美容厅,通过暴力威胁、打砸周边发廊等手段,为商业利益扫除障碍。在那里,他积累了足够的实力进军主城区的娱乐业。


2001年,岳宁接手万豪白宫夜总会,在头4年的经营期里,白宫夜总会的经营状况不算太好,每个月只有100万左右的收益。


岳宁总是处在一种白天与黑夜转换的状态中——在商业记者面前,他是弹钢琴的娱乐大亨,彬彬有礼,有着阳光般的微笑,会有意无意摆出深沉的姿态:“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财富。”只在偶然间才会谈及生活真实的一面,他会告诉记者,做娱乐行业的人更有勇气面对生活,因为,夜晚的人间烟火无疑更加璀璨,更为真实而又神秘莫测、变化多端。


这座曾经的“中国最大农村”的夜景眼看着亮了起来,从长江南岸俯瞰高楼最为密集的渝中半岛,有时候你会产生浦东、维港甚至曼哈顿的错觉。2005年,是重庆娱乐业井喷的一年,量贩式KTV和酒吧遍地开花,越来越低廉的消费价格,把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引入夜店时代。这一年,岳宁将夜总会重新装修升级,并增加了包房数,随后,生意开始红火起来。


从2006年开始,白宫每年有六七个月的月营业额开始超过200万元。而据岳宁在法庭上说,这些钱只是酒水收入,还没有包括小姐卖淫所得。从此白宫雄踞重庆娱乐业霸主地位,岳宁的身份也开始不断叠加,现在,他是重庆国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还兼任渝中区娱乐业协会会长。


黄伟是重庆市原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的朋友,他这样评价黄代强:黄是文强提拔上来的,也是文强带坏的,“白天警服一穿,是刑警总队副总队长,晚上比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老板干的事情还要多。”


夜晚的逻辑是什么呢?岳宁当然需要掌握。


文强在2003年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此时他开始分管重庆市公安局办公室、监管总队、刑警总队。这一年,在万豪酒店大堂,经人介绍,岳宁认识了文强。此后,岳宁便搭上了线,很“识做”地先后3次送给文强2万元人民币、18万港币和5000美元及皇家礼炮洋酒一瓶。


两年之后,他对文强的投资得到了实质性的回报。


按照公诉人的说法,文强的下属陈涛在2005年初带人检查了重庆市渝中区的3家娱乐场所。而之后的一天,陈涛刚忙完2005年重庆市新春音乐会的安保工作,在回家途中接到指挥中心电话,说文强让他到白宫夜总会。当他走进包房,文强指着白宫夜总会的负责人岳宁,问陈涛是否认识。他接着说,让陈管好突发和群体性事件,这里出了事情轮不到他,并强令他向岳宁敬酒。


唱歌快结束的时候,岳宁把文强拉到包房的角落,将一个装有5000美元的信封送给他,并对他说,快过年了,拜个年。文强接过后放在包里。


而来自文强辩护律师的版本是,文强只是转告岳宁:你们要管理严格点,管严点,问题少,公安也就来查得少。


无论如何,陈涛再没带队到岳宁的白宫进行检查。


在一些人看来,文强奉行的是“收钱不办事”的原则。豪城国际会所的负责人王小军在2004年至2007年间,先后8次向文强送去人民币24万元和8万港币,而他却从没提过具体的请托事项,每次都以过节拜年为由。


从庭审记录来看,文强对送钱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戚从无直接的包庇。但总有股无形的气场保护着这些与他有利益往来的人群,这点更能通过文强弟媳谢才萍经营的赌场验证。


90年代只是自己玩几把的谢才萍在2000年之后开设了自己的赌场。据法庭判定,2008年4月初至8月14日,谢才萍先后伙同数人在多处开设赌场,用扑克牌打“三公”的方式,分别以人民币200-2000元不等的赌注,召集多人进行赌博,并从国外赌场获取经验,每局从赢得赌注两倍以上的赢家处抽取5%作为赌场盈利。


在短短的4个多月里,谢才萍等人非法获利200余万元,甚至被媒体披上了“教母”的头衔——这一称号在当地一些老板眼里看来十分可笑,在沿海甚至一些本地大的地下大赌场里,往往一把就是二三十万,而从大陆去澳门甚至国外的老板下注则更为巨额。


虽然文强曾公开宣称自己不满弟媳的所作所为,希望她遵纪守法,甚至有断绝关系的迹象,可从2004年开始,谢才萍在重庆23个城区开设的80个地下赌场却从无任何人过问或是盘查,而文强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谢才萍最后的宣判书中。


但文强的业务仍然过硬。


他经常会向相熟的记者兴奋地提到“王市长打电话给我”。在他任公安局副局长和常务副局长的16年间,市里的一些重要案件必须经由文强处理,他的刑侦能力在公安系统内部乃至全国都是有口皆碑的。


知情人说,2001年至2006年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朱明国在上任之初曾试图冷冻文强。文强2001年闲了一年,后因没了他“工作不好开展”,只得再请他出山。此后文更加肆无忌惮。2003年,公安局的班子调整,文强升任常务副局长,成为二把手,而搞科技出身、被评价为“太老实”的王华刚成为三把手。据媒体报道,朱明国曾就这个人选安排咨询原来的老领导,得到的回答是:“用文强的才干,用王华刚的品行。”


朱此后调任广东。在系统内部,文强的权力达到了人生的高峰。


监督的阙如亦是这个系统坚硬如铁的原因。一位重庆市政协委员说,以往的重庆两会对打黑以及公安系统内部问题涉及较少,“关注的都是细节问题,比如哪里的小偷比较多啊……”


而在从前的警风监督员座谈会上,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监督员队伍虽经常严厉地指出许多公安队伍的问题,文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也答应改,却从没实际成效。一位监督员说,王立军在打黑以后第一次参加座谈会,刚一进门全场就起立鼓掌,“场面丝毫不亚于迎接中央领导。”


知情者则描绘了打黑期间重庆市公安局的一次处级干部大会的场景,“现场抓人,一排一排念名字,有人还没念到名字,自己就站了起来……”据透露,王立军打黑前先跟干部摊牌,给他们一个期限,在此之前必须坦白自己过往的罪行,如果做到了既往不咎,做不到就是站在对立面,“文强部下就是这样被分化的。”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依然是最坏的时代。有人说重庆的名片应该是“最中国”,至少,从广袤的农村和艰难的社会转型上看是如此,1997年后,万县、黔江、涪陵以及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这些曾是川东最贫困的地区),被划进重庆区域,这座山城一夜间变成了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其3002万的人口数量是国内另外3个直辖市人口总数的75%,而其中更有2000万的农村人口。


在此过程中,按照重庆大学教授蒲勇健的经济分析,低估生命价值的贫苦人群与“风险偏好的人”,即亡命之徒之间达成合作——亡命之徒中的一部分因为互相争斗或者被捕入狱而结束消亡,另外一些持续获取高收益。这些侥幸逃过风险而获得高额利润的人成为了黑社会的老大。而因为他们获得了高额的财富,由此可以支配或者雇佣黑社会中其他低估生命价值的贫苦人群。他们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而在重庆市交通、物流、能源、建筑、娱乐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社会的影子,以及政府内的保护伞。


《南方都市报》调查了重庆黑帮发展史,将2000年以前视作黑社会的“草创时代”,它们的盈利模式简单直接:开设赌场兼放高利贷,属于“黄、赌、毒”初级阶段。而在《重庆日报》一篇《重庆打黑除恶,历届不辍》的文章中,直辖之初的黑社会被定义为“大大小小的恶势力团伙”,“他们巧取豪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


现在,重庆的黑社会进入了“逐利时代”。


一家名叫“邦德”的商务调查公司聚集了黑白两道的精英,使用最先进的窃听设备跟踪高官,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蒋勇贪污金额1769万,有700万被“邦德”敲诈去。而在2009年6月被重庆警方打掉之前,“邦德”早就瞄准了更多的官员,堪称“高官绞肉机”。据媒体报道,“邦德”由重庆原交警总队队长陈洪刚直接保护。同时,重庆的各大经济命脉正逐步被涉黑分子掌控。重庆市现任公安局长王立军在一次会议上就透露: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是观之,薄熙来在2009年10月的表态就又多了一层意味:“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重庆的一位官员对于媒体着力刻画文强的张扬个性不以为然,“分析人性没有意义,只要存在管制和垄断,就总会存在地下经济,他们自然要寻求保护伞,文强们也就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现在,岳宁、谢才萍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也不只是他们,在重庆市公安局内部的打黑成果展中,有一幅文强及其所保护的黑社会性质团伙的组织架构图。在这幅图中,文强为金字塔塔尖,下面分别是文强的“四大黑将”——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徐强。通过这“四大黑将”,文强为“六大黑帮”提供“保护伞”:陈明亮团伙、龚刚模团伙、岳宁团伙、王小军团伙、王天伦团伙、谢才萍团伙。


这些在“二王”时代还不知所踪的人们,最终走上了同一个十字街头。


赵利明也许是个异数。他的律师张志伟说,赵与他以前接触的公安不太一样,“有书卷气”。


赵的办公室书很多,其撰写的法学论文、理论调研和文学作品等获得全国、公安部、全市评比一、二、三等奖二十余次,张评价其法律素养颇深,最终却知法犯法。张为其辩解说,“生活在人情社会里,每个人都对这种关系感同身受。”


媒体将赵描述为文强手下“三大金刚”之一,但他并不认可这样的标签。他在供词里说,与文强交往“非常累”。按照赵向张表达的想法,他其实很希望通过能力获得晋升。赵的家属也告诉张,他为了工作经常几个月回不了家。


从2000年到2009年,赵利明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队长、禁毒总队政委、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办公室主任及公交总队副总队长,检方指其先后向文强周晓亚行贿人民币27万元及价值人民币364.12万元的青绿山水画一幅。“但是他的职务不升反降——行政级别是平等,但实际权力是越来越小,”张志伟说,文强“收钱不办事”,有谁会这样向他“买官”呢?


学者吴思曾经提出过“合法伤害权”的概念,一般而言,它指的是大权在握的官员对其治下民众冠冕堂皇的伤害。不过,进一步推演,“合法伤害权”的核心并不在“伤害”,而在“恩赐”。在权力缺乏监督的生态系统里,不让你升官,就是一种恩赐,因为我本可以让你降职,但我没有;让你降职,也可能是一种恩赐,因为我本可以让你丢掉乌纱帽,但我没有;当然,让你丢官也是恩赐,我本可以要你人头的;甚至,要你人头都是恩赐,我毕竟没有株连九族啊……这样,下一级官员买的可能就不是官,而是“恩赐”。


“刚开始(行贿)是为了升迁,到后来就是为了不受为难,”张志伟说,“赵利明到后期根本不敢提晋升的要求,该拜年时就拜年,拜完年走人。”


2004年,赵利明没去给文强拜年,文强几次叫他吃饭,他也没去,于是这几件“小事”演变成了后来的“下跪事件”。“有一次,我们在夜总会唱歌,他故意把我留下,上来就说,你是跪着说,还是站着说。”赵利明在法庭上说,“我半跪着,他把我骂了近一个小时,说我心高气傲,不把他放在眼里。其实就是我有意疏远他。”


这样充满仪式感的演出时不时就会出现一次,法庭上最有争议的青绿山水画就属此类——赵利明买下这幅后被鉴定为价值364.12万元的画只花了1.5万(或4万元),用他自己的话,“如果知道是真的,才不会给(文强)呢!”文强收到这幅画后就把它扔在杂物间里。显然,赵利明并不是当真画送给文强的,而文强也不是当真画收的,文强在乎的不是画的真假,而是送画这个仪式。至于陈涛手捧鲜花双膝下跪对文强表示效忠、解放碑派出所所长叶奎亨为向文强道歉给十余个“小姐”轮番敬酒就更属此类。


仪式感在文强的江湖里几乎无处不在,甚至从简单的称呼中就可以感觉得到。


重庆市公安局召开党委会决定人选当天,陈涛收到文强发来的短信,内容只有一个感叹号。陈涛不解,致电文强却被掐断。陈涛又发去短信:“大哥有事请明示”,文强回复了3个感叹号。当晚,文强告知,党委会通过决议,让陈涛担任市局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陈涛这才明白,感叹号是“事已办成”的暗号。


在公安局内部,一些跟他相熟的警官都不以职务相称,而是亲热地称他“强哥”。一位接近文强的社会人士称他很讲义气,喜欢照江湖规矩走,不按法律办事。而任副局长时,公安局的管理比较松散,“只要你能把事情办成,怎么做他不管”。


这种江湖义气的形成与巴蜀地区的地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在几百年中,这片地区诞生了一种亦官亦民的文化。即人人皆称兄道弟,不讲级别上下、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二字的袍哥文化。


文强的联系系统,就像是一个油辣火锅,这里面有黎强和王天伦一样垄断运输和猪肉市场的涉黑亿万富翁和政协委员,也有夜晚提供第二会客厅的娱乐场所老板们,当然还有开设小赌场的文强弟媳,以及各色官员。而文强始终在这个锅里不停地打滚,并逐渐跟锅里各味的调料、腥红的汤底融为一体。


文强的妻子周晓亚成了一个迟钝的人。


倪泽仁做过多年的老师,特别擅长捕捉听者的反应,但是他的委托人周晓亚几乎对外界刺激丧失了反应。鼓着眼睛,不愤怒,好像也不哀伤,那是一种混合了坦然与恐惧的奇怪表情。


网上关于她的新闻,传布最广的是“周晓亚大骂文强‘你这个畜生’”。媒体引述重庆警方的话说,由于文强一开始不配合调查,专案组决定先从周晓亚处突破——“文强在外面玩了不少女人,那些都是由黑社会的头目为拍马屁主动给他找来的,黑社会也留了一手,他们怕文强将来不认账,偷偷将其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予以录像。”据当地老板介绍,白宫夜总会就曾有过偷拍嫖娼过程并勒索高官的历史。


专案组将这些嫖娼录像拿给周晓亚看。“女人最不能容忍自己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了,她大哭不止,一直骂文强是个畜生。”后来,周晓亚“一怒之下揭发文强多种罪行”。


倪泽仁与周晓亚有过两次会见,每次大约一小时,两人隔着看守所的铁栏杆,警察就站在他的后面。周说话很少,说之前都要看看倪身后的警察。有时候,她故意低下头,这样,在她的视线里,警察就被律师的头挡住。“这时她才能和我说一些话。”倪泽仁说。


倪问周,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向警方坦白的?周说:警察告诉我,只要说出来就把我的儿子放了。倪:还有其他原因吗。周:那就是文强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虽然你是从犯,但如果认定共同受贿罪成立的话,按照800多万的金额,至少得判10年以上。”倪说。


“这么重啊?五六年就可以了吧。”周有些惊讶。


“你要有心理准备。”


周晓亚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她第一次藏钱是在2004年,“我要为自己留一点钱,以后用。”检方指控文强的多笔受贿由周晓亚代收,周当庭说“因为我是文强的老婆”。她对钱看得重,有时不管所托之事的难易,她都照样收礼。文强生日临近春节,每年头两个月,他们家都能收到几十万元,周甚至不知道这些钱分别是谁送的。


可是,对于这样的家庭,“送的人不多记,不送的人可是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一位多次办理官员受贿案件的律师说。


周晓亚知道文强在外面有了女人,开始担心这个家庭的未来,要把更多的感情投资到娘家,从2004年起她就陆续将大量人民币、美元、港币、欧元、澳元等价值600万人民币的资产分批交给弟弟保管。精明的她也许从没想到自己最后竟成为了文强案的一大突破口,把自己也葬送其中。


现在,她的弟弟和丈夫身陷囹圄,她的娘家人不愿意出面,母亲对人骂她:死女子,判重一点才好!而她的儿子,仍然不知所踪。


几十公里以外的回龙大队,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文强倒掉的消息,一种他们自己也笑作迷信的说法开始流传:周晓亚2005年回去扒掉祖宅重新盖起的那栋8层小楼,坏掉了文家的风水。他们说,挖地基时里面跳出了一只大蛤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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