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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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 ---------解放军的牺牲太大了 上海, 解放军, 牺牲, 揭秘 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 1952:通州路418号的那群女子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相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 上海报道 1952年9月25日晚上,对上海最后的940名暗娼来说,是个不眠之夜。 这天,她们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进了通州路418号,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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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 ---------解放军的牺牲太大了

上海, 解放军, 牺牲, 揭秘

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



1952:通州路418号的那群女子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相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 上海报道




1952年9月25日晚上,对上海最后的940名暗娼来说,是个不眠之夜。




这天,她们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进了通州路418号,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




劳动教养所有1000多平方米,门口并没有哨兵,只有两个门房。白天,这里的大门是敞开的,走进去是一个大广场,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活动。正中高耸着5米高、2.5米宽的大牌子,红字标语很醒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广场两边还新建了4个庭园,一个是干部办公室和宿舍,其余3个是专门为接受改造的妓女们准备的。每个庭园有10间房子作宿舍,每间28张双人叠床,还有活动室。




庭园前面有劳动改造的工厂,后面则是厕所、图书馆、文娱活动室和医务室。




10个月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封闭所有妓院。这群特殊女子的新生,从此开始。




要不要立刻禁娼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上海妓女业更盛,娼妓总数过10万。



前临福州路、北靠汉口路、东邻云南路、西接西藏路的新旧会乐里,是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老一辈上海人都记得,100多家妓院林立的四马路(现福州路),每到晚上,霓虹灯就闪着妓女的名字和电话。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在丹阳驻扎,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时年36岁的曹漫之,是军管会财物接管副主任。




对都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干部们,在丹阳接受了各种知识培训。他们总结出了3个工作重心:一是青红帮流氓集团;二是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其中,娼妓改造被视为最困难的步骤。因为,这是最底层、最苦难的阶层,又浓缩了最为复杂、卑贱的人性。




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




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了许久:“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曹漫之随后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让熟悉妓院情况、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将来作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管教干部的心理压力




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



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减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




“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就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要她们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其中有个18岁的姑娘,得知这个任务,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了起来⋯⋯军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开导,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




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活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



珍贵的青霉素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相遇了。




头一件事是动员和诉苦大会。干部们根据土改时期的宝贵经验,认为通过诉苦,可以让学员们认识自己的苦难,拉近与教养干部的距离。




但最初她们却并不领情。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妇女教养所开动员大会,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一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全场妓女随之号啕,哭了两个多小时。




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曾经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蝌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管教所的女干部们,也在落泪。



医生们给这些女子检查身体,发现她们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曹漫之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吟半晌,亲笔手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在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都不再说一句话。




“新生牌”




娼妓生活使这些女子们失却了尊严。嬉皮笑脸,拉拉扯扯,让人轻不得重不得。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




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




杨洁曾回忆,她们首先改变了娼妓们的作息,并让她们在干部的言传身教中,学会简单劳动。她说,一开始干部们抬着大桶给学员打饭,后来她们觉得不合适了,慢慢自己抬。再过了两天,她们自动洗去了脂粉。



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




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娼妓们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




管教干部们回忆,大家都很拼命地摇,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一方面也有自赎的心情。




这些产品,后来被取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上海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1953年,上海庆祝五一劳动节大行游,有一个方队全是年轻姑娘。她们手中举着的标语写着8个字:上海市妇女教养所。




这一年临近春节时,教养所走出了第一批学员,19个人被几个大工厂录用为工人,这在当时,足以令人骄傲。




青年男子写来了求爱信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最多的一年,一共安置了1948人。有的人去了皖南国营农场,有的去了甘肃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热闹的还是900多人去了新疆,参加了建设兵团。




教养干部们说,这些学员走的时候都很开心,佩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离开繁华之都,这些身世特殊的女子,在遥远的新疆跟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结婚生子。



当年最年轻的教养干部杨秀琴回忆说,教养院里有些没成家的干部,也去了新疆。不过,到新疆以后,学员和干部的来往就很少了。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从1953年为社会所知后,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好姻缘。




几位新华社的记者来到上海,寻访了一些走出教养所的学员,拍了一组题为“会乐里的新生”的照片。这组照片里,可以看出有的人当了工人,有的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这几张照片成了现存档案中对这群特殊女子的最后记忆。




50年前妓女们集中的新旧会乐里,现在已经建起了时髦的大商厦;而通州路418号,则是正在施工的商品房工地。旧时烟花,恍成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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