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毛泽东评点党内重要领导干部:周邓都比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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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党内重要领导干部:周邓都比我强





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都比我强,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有缺点勇于当众作自我批评。




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性格、能力、工作方式上,大多特点鲜明,有的还因此获得一些外号或雅号。


例如,毛泽东年轻时的外号叫“毛奇”,因他主张“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一个奇男子”。周恩来有“周公”之称,来自于文化界和党外人士,有时连毛泽东也这样称呼。以“公”相称,显尊敬之意,也是周恩来有凝聚力的表现。朱德则是众所周知的“红军之父”,这大概是外国人的说法,在党内多称“朱老总”,推其德高望重。


任弼时的外号是“骆驼”,叶剑英在一篇文章中说得很明白:“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叶剑英自己则被人呼为“参座”,因他长期在军队总参谋部工作,是难得的参谋人才。刘伯承有“当代刘伯温”或“军神”之谓,毕现其军事家风采。


徐海东有“徐老虎”或“中国的夏伯阳”之称,喻其作战之勇敢。刘亚楼被说成是“雷公爷”,因其英俊潇洒,性烈如火。谭震林一直被称为“老板”,因他在苏南开辟抗日根据地时,经常穿长衬西裤,化装成绸布店老板穿越日伪封锁线。潘汉年被称为“小开”,因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总是风度翩翩,如同小老板,上海人把老板的公子称为“小开”。舒同在长征途中书写标语出名,获“马背书法家”称号。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处理不少文稿,被称为“党内一枝笔”。


以上这些称谓,缘起不一,或反映才能,或画出性格,或标示志向,或彰显业绩,或透露作风,由此使他们成为党史上个性鲜明的“这一个”。历史上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总是靠一批各有所长且特点鲜明的领导者,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通过发挥各自的长处和个性,并率领群众干出来的。


经过20多年的锤炼,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英雄辈出,群星灿烂,人才极一时之盛。论军事指挥,有朱德、周恩来和被评为元帅的开国元勋们。论党务工作,有刘少奇、任弼时、陈云、邓小平、彭真等。论经济工作,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论外事外联,有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王稼祥等。论宣传文化,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等。这些人的年龄,除朱德外,当时也只50岁上下。


作为这个精英群体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对他们大都有过详略不一的评点,既谈他们共有的党性,又涉及各不相同的才具作风和业绩贡献。有时候,毛泽东还把自己摆进去,认为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领导人。


例如,1949年12月第一次访苏时,他曾对苏联方面的人说,自己谈判不如周恩来,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等周恩来来了以后再具体谈。


1957年11月第二次访苏时,毛泽东又对赫鲁晓夫说:我们有很多同志,可以担当领导责任。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在我们党内很有威信;朱老总年纪大了,但威望很高;邓小平、周恩来都比我强,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有缺点勇于当众作自我批评。


这些,虽然是在外交场合出于某种需要讲的,却也反映出毛泽东平时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的特点察识于胸。


更详细的情况,还可罗列一些:


关于周恩来。毛泽东1949年12月2日给柳亚子的信中曾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我们知道,曹操有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毛泽东借此点明周恩来理政之勤、之德、之能。此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新中国政府未来组成时,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泽东独独谈到:周恩来一定会参加政府工作,其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一直到1974年周恩来身患绝症,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周恩来是总理角色的不二人选,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关于刘少奇。毛泽东1937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少奇在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1963年起草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时,原稿讲,从30至4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审阅时特意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评价,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朱德。毛泽东对他最精当的评价是在延安说的两句话——“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两句话点出了朱德身上宽厚品德与坚定信念的高度融合。庆祝朱德六十大寿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人民的光荣”。1973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时,毛泽东依然坚称:“我是朱身上的毛,朱不能没有毛,毛不能没有朱。”他还针对“文革”中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的诬陷之词,称之为“红司令”。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1956年推荐他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的评价是人们熟知的。毛泽东说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在“文革”中,他还讲邓小平是“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又当面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些怕,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关于陈云。毛泽东1950年4月谈到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工作时,曾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能”字。这是借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评价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后来还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在1956年推荐陈云为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1959年4月在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陈云: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1959年6月24日同王任重谈话时,谈到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又讲: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关于瞿秋白张闻天。他们两人在非常时期都担任过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和萧三谈到党的文化工作时,想到了瞿秋白,感慨地说:如果秋白同志还活着,就好了。他懂得文艺,文化素养高,让他来管文艺,再好不过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时,毛泽东欣然为该书题词,说瞿秋白生前 “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这段话点出瞿秋白三个特点:文化素养、不屈意志、善于思考。关于张闻天,毛泽东1943年称道他“不争权”,还说:“洛甫这个人很讲民主,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我封他一个雅号,叫‘开明君主’。”从这个角度评价张闻天,毛泽东是有切身体会的。正是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期间,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关于徐特立和吴玉章。他们两人在党内老同志中很有代表性。毛泽东的评价,又是一种风格。徐特立当过毛泽东的老师,1937年60岁生日时,毛泽东在贺信中说:“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关于吴玉章,毛泽东认为他的突出特点是革命的“坚持性”,在延安写的《吴玉章寿辰祝词》中说:“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因此,“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被授元帅衔的军队领导人。毛泽东对他们也各有评点。


他1935年写给彭德怀的诗中的名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大家熟悉的。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彭德怀是“猛张飞”,但也是“粗中有细”。1929年,上海中央曾要求朱德和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毛泽东指名的接替人选是刘伯承和恽代英,可见对刘的军事才干的看重。聂荣臻在抗战初期率部到五台山一带开辟出一大块根据地,毛泽东1938年在一次演讲中说:大闹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以后,又称赞聂荣臻是“厚道人”。1963年罗荣桓逝世当天,毛泽东评价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在《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表达了对他的倚重和痛惜之情。1966年9月,贺龙受到冲击时,毛泽东对他讲:“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徐向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毛泽东对人说,徐向前是有功劳的,后又当面对徐说:你是好人啊!1972年陈毅逝世时,毛泽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是立了大功劳的。对叶剑英,毛泽东借用明代李贽的自题联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评价,亦为众所周知。


关于方志敏、刘志丹和萧楚女。他们是战争年代牺牲的著名共产党人的代表。在延安,毛泽东看到方志敏的手稿,曾对汪东兴说:“方志敏在狱中的著作,是一部赣东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意志、情操和高尚人格的写照。”建国后又对汪说:方志敏“是大智大勇、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我很怀念他”。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说: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1943年,他专门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写了不短的碑文。1964年 6月,毛泽东谈到自学成才的问题时,想到了萧楚女,说他“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


毛泽东的上述评点,起因不一,背景相异,重点也各不相同,但大致反映出这些领导同志给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和贡献。虽无“青梅煮酒”,天下英雄却也谙察于胸。当然,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候,对一些领导干部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把工作上的一些不同意见看成是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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