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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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念框架,寻求对症良方。这就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蓬勃兴起、交汇博弈的原因。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1.邓小平思想




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邓小平登上领导舞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中国发展打开新篇章。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民众生活大幅改善,邓小平思想功不可没。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连哈耶克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两者泾渭分明。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的突破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论断。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邓小平把******的目标限定为“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说明了邓小平在******方面的谨慎小心。


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的慎重设限,是邓小平思想的特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动荡风险,并催生多元思想问世,各自开出“药方”。




2.老左派




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起始阶段,改革开放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者顶着“上面”的压力冒险犯难,自然遭到老左派咒骂。当时,许多人心有余悸,不免按照“组织原则”和老规矩办事,自觉不自觉站在“两个凡是”一方,惧怕甚至抵制新生事物。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只有三个省的领导明确支持包产到户——这说明了“老左”的威力。


之后,改革开放声势不断壮大,“老左”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还有很大影响。再加上一些起初追随改革的人因利益目标未遂反过来成为“左”的重要人物,使老左派更新换代之后仍具实力。他们不时借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的机会猛烈反击,形成拉锯战。


随着邓小平思想明确成为全党指导思想,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难以逆转,随着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众所公认,年事日高的老左派渐渐只剩一批“铁杆”,但他们不屈不挠,在每个转折点都高分贝发声,留下鲜明印记。请看:


提出“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抵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打压包产到户、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自由探索;批判商品经济,凡事问一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以多份万言书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指责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批评党中央的“路线错误”,盛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这些都是过来人耳熟能详的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民粹主义崛起,目前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并非出于利益计算,而是出于传统信仰,自始至终坚持己见。尽管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有的人则翻云覆雨,倒非为是,随时变脸,深浅莫测,自另当别论。当然,他们也有表达主张的权利。


老左派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坚持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的表达方式,颇得当年大批判和大字报的真髓,情绪十足,连批带骂,颇具杀伤力。但众多读者读后觉得有“过气”之感,无说服力。


老左派也受到压力,日趋边缘。他们的语调也许过激,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甚、压制不同意见等。




3.自由主义派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挑战现代造神运动和个人迷信,批评极左僵化教条和精神禁锢,呼唤思想解放,呼吁独立意识、个人价值和权利意识,引进西方思想和著作,蔚为大观。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长期中断之后新的发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部分重合协同致力的结果,日后二者渐渐拉开距离。


1980年代末风波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潮。但1990年代中国启动了市场化改革,自由主义辗转往复,再度以学理形式登台。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一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这两篇序言,被朱学勤称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的标志。


1998年12月,朱学勤发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中说:“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


与此同时,徐友渔发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


自由主义反对垄断,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的干预,以消除腐败,并且大力呼吁言论自由,特别是强烈要求推进****建立宪政民主国家,因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歧,遭到抑制。


刘军宁在《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一文中说:“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自由主义要求继续推进市场体制改革,深化产权改革,反对国进民退,要求推动私有领域不断扩大。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陈旧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并且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扫除腐败的正确途径。凡此种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老左派发生了激烈争论。


自由主义不赞成“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行径,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亢奋的民族主义”,因而与民族主义对立。


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威权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着自由主义成长。




4.新左派




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登场的新左派思想内容多为舶来品,“与西方接轨”。接什么轨? 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的轨。如果说老左派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批判的遗音,那么,新左派的语言则比较西化。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的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懂。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激烈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如同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谱系极其复杂一样,新左派内部的思想取向也五光十色,既有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学者之分,又有理论左翼和文学左翼之别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WTO,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凶多吉少。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资本主义”。


一些新左派人士引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这是他们发出的诘问。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复制西方”,并进一步指责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如自由、民主、法治等),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呢?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的要求。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了“邮差”。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朱学勤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自由主义者秦晖则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自由民主社会。


新左派开出怎样的药方?他们提出,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他们批判现代性,批判“私有化”。就解决手段而言,甚至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不少人士赞同“文革”,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他们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新左派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并通过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就上述主张而言,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


吴稼祥说:“新左派本身是就是疾病,不是药方。”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




5.民主社会主义



很长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人心目中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1960年代,中苏决裂。中国发表“九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苏修”的同时,又挖祖坟追溯到“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从此,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谈虎色变。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自己,于是再度批判和打压民主社会主义。当时全国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长达几十年的大批判,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研究兴趣,私下讨论很多,但是鉴于压力,没人敢于公开正面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辩护。


直到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首次公开明确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引发爆响。


该文要旨: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这样,资本家成了企业股东之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一场和平革命。谢韬认为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二、恩格斯晚年有反思,强调在选举中取得成功。谢韬说,这是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发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见。这就告诉我们,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谢韬认为,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则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并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民主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


谢韬文章遭到老左派猛烈抨击。京、沪、杭先后召开10个会议批判谢韬,指谢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


京城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


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语气温和,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透出微妙变化。


虽然有老左派兴师问罪,但不少媒介大量发表介绍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了诸多研究瑞典、挪威社会状况的文章,甚至请西欧各国驻华代表现身说法评介民主社会主义。


有学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自由主义侧重个人权利,民主社会主义侧重群体福利。他们引用东欧剧变之后从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东欧各社会党的纲领说明这一点。保加利亚社会党说自己是“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必须重视三种力量: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要“维护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里不是散发着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么?




6.民族主义




有学者说,这几年,民族主义汹涌澎湃。


我手里有两个黄色棉布钱包,是朋友送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朋友说这是在他家附近商店买的。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出售这种产品的,印象中没有。这可以作为上面那位学者的话的注脚。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速,民族主义也趁势而起。


最早是何新在1990年提出民族主义主张,要求反击西方颠覆阴谋,加强爱国主义。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意见分歧。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1994年创刊的《原道》杂志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即是《原道》的追求目标。”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1996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掀起情绪化民族主义冲击波,使民族主义议题从学界进入大众领域。该书说:“美国正加紧组建反华俱乐部”,“苍天当死,黄天当立”,“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同年,还有主旨类同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问世。


2003年,有学者发表文章《走向政治民族》,提出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实现政治转型,要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变动,使多元分散利益凝聚为全民族利益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有人称之为政治民族主义。


2009年,《中国不高兴》一书问世,可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的续作,书中说:西方对中国的围堵越来越明目张胆,应该选择同西方“有条件决裂”,“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应该勇于在国际上“除暴安良”……


奇妙的是,与《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受到热捧不同,《中国不高兴》没有得到媒体好评,颇多媒体甚至对此书持嘲讽态度。有文章解释说,知识界经历了启蒙、加入WTO和奥运的历练,多数认同全球化,现实中又从全球化受益,因此多多少少都有世界主义情怀,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没有多少市场。


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的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民族主义有很强的非理性一面,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马上要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只会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




7.新儒家




1980年代中后期,海外新儒家陆续介绍进来,刺激并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继梁、熊、冯、贺之后的再生。大陆一些新儒家认为,目下金钱至上、礼崩乐坏、人心沦丧,马列主义不再有吸引力。可是人总离不开信仰和精神支柱,因此儒学复兴顺理成章。


经过一段时间起步、研究、撰述之后,2003年至2005年,内地部分儒家学者正式提出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引起激烈争议,是为近年文化保守主义复兴一大高潮。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超此前关于读经、国学热、儒家私塾、改穿汉服的争论。这是一个节点。以此为标志,大陆新儒学开始突破安身立命、成圣成德的个人心性儒学范畴,直指国家政治权力核心,因而发生了质的跳跃。


大陆儒教的倡导者要求把儒学树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因此,他们要求废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根本指导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指导性意识形态。


还有儒家学者提出在中央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指导政治运行。有人要求举行国祭,祭祀孔子,正式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成为全民导师。


在财政方面,他们要求国家征收儒教遗产使用税(包括历代文庙、孔庙、城隍庙等大约40万处),解决推进儒教的费用。在官员选拔方面,他们要求成立各级考试中心,有志者需通过“四书五经”考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在教育方面,他们要求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学校的意识形态经典,中小学都应读经。


以上是所谓上行路线。


下行路线则是在全国民间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开展活动,鼓励民众建立儒教信仰,建立儒家生活方式。


有人提议恢复家族制。为了规避风险,减少阻力,建议先从韶山毛氏家族、四川广安邓氏家族、四川仪陇朱德家族做起,把族人管起来……


蒋庆认为,科学与民主是西化的表现,不是儒学原生内容。儒家强调道德责任而不赞成强调个人自由,儒家亦不赞成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如果实施西方自由民主,中国文化的根就消亡了,中国文化也就消亡了。蒋庆说,儒家最高政治理想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不是由民作主,也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而王”,也就是君王为民众利益而治国平天下。


蒋庆不讳言,他这一套说法遭到“多数人激烈反对”。当然,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各种思潮也都不赞成蒋庆的主张。






8.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曾说“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还说,民粹主义最终会变成反革命。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与俄国革命相关,来自列宁的论述框架。


1999年,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胡绳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唤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染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比如孙中山说,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至于毛泽东,1953年就宣布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步骤过激。还有就是1958年,工业化才发端,就说人民公社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穷过渡”是民粹主义。


胡绳还指出,太平天国消灭工商业和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胡绳的观点遭到老左派公开抨击。


目前,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解释与研究,已经超越了俄国理论框架。有学者说,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民粹主义复兴高潮。前两次民粹主义代表性运动,一是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人民党的激进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鼓动农民革命的风潮;二是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所领导的民众运动。目前,民粹主义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热点。


概括起来说,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有以下几项:


一是极端平民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强调服从大众情绪,反对精英主义,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合法性存在于群众运动之中。


二是反对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求直接的“大民主”。


三是要求“均贫富”。“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标。


四是视革命道德至高无上。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认为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特别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道德型、魅力型领袖。


五是诉诸街头运动,诉诸暴力,热衷于“推翻”、“革命”。多数人的行动,哪怕杀人放火,也是正义。


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过去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大锅饭、平均分配、压制市场竞争、“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有民粹主义的浓重味道。


有学者说,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认为发明创造都是来自非知识阶层,指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把他们赶到农村和工厂接受再教育等反智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社会转型期正是民粹主义高发期。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民粹主义再度高涨。最具爆炸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官黑勾结、贫富分化等热点,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一段时期以来,在老左派咒骂当今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出现的“毛泽东热”、“文革热”,以及老左派主张的“没收私营房地产商的房子和财产,无偿分给最需要房子的穷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例证。


还有学者指出,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法学家江平主张按照法院的裁决办事,结果遭到网上痛骂;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炮轰,以及轰动一时的“富人原罪论”,都是活生生的民粹主义案例。


网络已经成为充斥民粹主义话语的暴力场。贵州一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


民粹主义当然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常有破坏性,结果将给民众带来更大的伤害。民粹主义更多是激情的、浪漫的、非理性的。它在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面,是害怕竞争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尤其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而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恰恰是民主的重要内容。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但是,精英群体也鱼龙混杂。当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很大危害。


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常常是温和的渐进的,但这并不是维护特权、拖延变革的借口。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推进理性变革,未来有可能出现大的动荡,精英群体也将遭遇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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