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海国记》纯属伪作 回蔡教授评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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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完毕,昨日上网,看到蔡教授的评骘文,读毕只觉发噱之至,令人捧腹,现回复如下。



甲、守礼坊上的匾额内容与字数的问题


回复:我质疑的是守礼坊上匾额的内容与字数的问题,不是质疑叫守礼坊还是叫守礼之邦坊,请蔡教授不要回避问题。琉球王城叫首里城,不叫守礼城,但有册封使和今人的一些文章中会写为守礼城。不管守礼坊也好,守礼城也罢,都不能证明守礼坊上的匾额不是“守礼之邦”四字,何来不足为奇?




乙、册封使到闽及启行日期的问题


回复:此问题蔡教授的理解与我不同,并引用李鼎元《使琉球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请注意,嘉庆五年五月一日,“命仆襆被登舟”与“具龙、彩亭,奉诏、敕、节、币,安放中仓”是在同一日,怎么得出“这跟抄稿所说在闰五月二日在「南台启行登舟」,次日闰五月初三日正、副使才「奉节诏至」是一模一样的程序。”的结论。蔡教授的这种说法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丙、过钓鱼台遥祭黑水沟、钓鱼台形如笔架、白燕大如鸥的问题


蔡文:从李录以及伙长的言说,可知所谓「黑水沟」并非有一条明显的界线。


回复:黑水沟是不是没有明显的界限,那看看使录中是怎么说的吧。




一、郭汝霖、李际春《重编使琉球录》之回程


至二十六日,许严等来报曰:渐有清水,中国山将望乎?二十七日,果见宁波山。




二、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


适又一父老进曰……惟封船自西徂东、自东还西,乃冲横浪万余里。去由沧水入黑水,归由黑水入沧水……




三、夏子阳、王士桢《使琉球录》之往返程


二十七日……午后过钓鱼屿,次日过黄尾屿……连日所过水皆深黑,宛如浊沟积水,或又如靛青色,忆前《使录补遗》称:去由沧水入黑水。信哉言矣。




二十九日,隐隐见一船,众喜谓:有船则去中国不远,且离黑入沧,必是中国界。




四、张学礼《使琉球记》之去程


初九日,浪急风猛,水飞如立,舟中人颠覆呕逆,呻吟不绝。水色有异,深青如蓝。舟子曰:入大洋矣。顷之有白水一线,横亘南北。舟子曰:过分水洋矣。此天之所以界中外者……海洋之水,绿、白、红、蓝,历历如绘,汲起视之,其清如一,不能解也。




五、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之回程


二十日……是日,海水见绿色,夜过沟、祭海神。




六、周煌《琉球国志略》


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古称沧溟(溟与冥通,幽元之义),又曰东溟。




我仅仅从使录就找到了六条,还没算上册封使和从客诗文里的记载,不知蔡教授认为“并非有一条明显的界线”从何谈起。黑水沟今日又称为黑潮,请蔡教授不要闭门造车,走出校园,问问台湾的渔民黑潮到底明不明显。




蔡文:汪楫认为他那一次刚好就在黑水沟里祭海,也只是凑巧的。


齐鲲说「过沟祭海」,抄稿所记「遥祭黑水沟」,应该都只是一个约莫的说法。




回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册封使虽然从明朝起就发现了闽海和瀛海的分界线以及水层变化,但没举行过国家祭祀仪式。而从汪楫起,正式开创了“过沟祭海”的制度,并影响到了以后的册封使。即使赵文楷、李鼎元那次,也在出发前“问船户,知祭黑沟羊豕,官未之备,因与介山捐资购之”,这说明两位册封使对“过沟祭海”不敢怠忽。而齐鲲、费锡章既然明载过赤尾屿后“过沟祭海”,就不可能如《海国记》所记在钓鱼台附近“遥祭黑水沟”。




蔡文:况且,李鼎元那一次的渡海跟齐鲲这一次相差只有八年,伙长有相同的航海经验与说法,认定钓鱼岛是「过沟祭海」的标志,也是有可能的。




回复:要证明“李鼎元那一次的渡海跟齐鲲这一次相差只有八年,伙长有相同的航海经验与说法”请蔡教授先证明两次伙长是同一批人。另外若以李鼎元那次在钓鱼台附近遥祭过黑水沟就证明齐鲲那次也有可能是这样,那我请问蔡教授,若你今天吃的是粤菜,能保证明天吃的也是粤菜吗?史学可以采用这样“以前证后”的方式吗?嘉庆十三年只可能是“过沟祭海”。




蔡文:至于李鼎元对钓鱼岛的描述「见钓鱼岛,三峰离立如笔架,皆石骨」,《海国记》关于钓鱼岛的记载「见钓鱼岛,形如笔架」。


更何况我前文也说过,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是用日记体写的,是各册封使录中比较有描摹翰藻的文笔;而沈复撰写〈海国记〉,也是文学创作的笔法;两人都对钓鱼岛都有加以描述,而用来比喻的也都是文人常用的案头之物「笔架」,这毫无可疑之处。




回复:首先,《使琉球记》和《海国记》记录的都是“钓鱼台”,而不是“钓鱼岛”。虽然蔡教授认为李鼎元文笔活泼,但却认为“现在观察分析钱泳杂记抄稿里的琉球国资料,绝对不像那些册封使所编撰的风格形式,较之更详细、更生动;内容也不是一位身为朝廷大臣所会写的,将之跟李鼎元的《使琉球记》相比较,也没有那种官僚气息,没有那种儒家道德观的指导概念;应该是一位不受身份、礼教束缚的文人所撰写的。”既然沈复的文笔还在李鼎元之上,那一定应该有更细腻生动的描写,怎么可能仅仅是与李鼎元相似的“如笔架”呢?蔡教授不能因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放弃先前的说法啊!




蔡文:而齐、费《续琉球国志略》:「见白鸟似燕而大,五六为群,飞绕前后,若导引然。」《海国记》说:「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胡说还是认为二者不相同,那我就不知道胡君是怎么读文言古文的了。齐鲲说「白鸟似燕而大」,是不确定这种鸟是不是燕,因为比一般的燕子大,不过这种鸟有「燕子」的特征──「剪刀尾」,所以说「似燕」。抄稿说「白燕大如鸥」,是直接认为这种有「剪刀尾」的鸟是「燕子」,但是体型很大,大得像海鸥一样,「如鸥」是形容「白燕」很大的比喻词,而不是说这种鸟是「鸥」类。比较来说,齐鲲与沈三白所说的就是同一种对象──「像燕子的大白鸟」。




回复:《续琉球国志略》中的“白鸟似燕”不能等同于《海国记》中的“白燕”,“似燕”不能等同于“是燕”。如果我说“那个人似蔡教授”是不是等同于“那个人是蔡教授”?蔡教授从《续琉球国志略》“见白鸟/似燕/而大/,五六为群,飞绕前后,若导引然。”抽出“白、燕、大”三字,认为此与《海国记》“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都是同样的景象,这真让人耳目一新,请看下面的句子:




乾句:身着蓝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似孔乙己/而尤喜喝绍兴酒/,每次都能喝上八两。




我从此句抽出“身着蓝色长衫、孔乙己、尤喜喝绍兴酒”,构成




坤句:那位身着蓝色长衫的孔乙己尤喜喝绍兴酒如同饮水,每次都能喝上大半斤。




不知坤句与乾句是不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在此,我强烈建议蔡教授把此法命以“蔡氏史学证明法”申报学术专利,以便推广学界,让更多人受益。




丁、追封、谕祭和册封日期的问题




蔡文:我以为这个错误是因追记而产生的,至于事实如何,可以再研究。而胡说是「伪造者没有见过《续琉球国志略》的有力证据」,也是推测之词。




回复:蔡教授坚持认为两日期不合是追记产生的,那为何二月十八日出京没有追记错误,闰五月十一日出五虎门没有追记错误,偏偏谕祭和册封日期追记错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追记的问题,追记册封日期可以追记得和康熙五十八年的册封日期是同一天吗?追记追封、谕祭日期可以从六月十五日追记为七月朔日吗?如果伪造者看过《续琉球国志略》,当然不会如此记载,何来推测之词?追记有一天两天之误是可能的,但伪造者对册封日期的有意伪造与追封、谕祭日期的随意伪造能证明此为沈复《中山记历》的佚文吗?另外,蔡教授认为日期不合是沈复追记所致,还请先证明沈复是在回国后才开始写作的。




戊、柁工兵役过多,其他人员过少的问题




我在前文提到“两船柁工兵役达不到四百五十余人,这又是与事实不吻合的,随行的其它人员没有蔡先生估计的那么少,也不只限于家人从客之类”,蔡教授质问我这种说法的依据。其实,随行人员除了家人与从客外,还有引礼通事、译语通事、省祭、长随、听用、书吏、门皂、轿伞夫、吹手、僧道、天文生、内外科医生、画工、料理师、裁缝师、表具师、表装师、糕点师等等。难道这些人加在一块才六十人左右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不知怎么会是蔡教授认为的“相差无几”。




蔡教授还说我以彭令标点错误进而判断此抄稿是伪作,不知道我在哪儿说了这样的话,也不知道又何来学术良心之说。此外,蔡教授现在开始认为“四百五十余人”是抄稿作者的认识,这又是一大变化,我本以为蔡教授认为那是沈复的估计,看来我的想法错了。






己、册封舟尺度改写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的问题




徐葆光册封琉球,随团人数318人岩井茂树先生统计,是被大部分人引用的,反应出一个大致的情况,但这并不代表我的认识,怎么能说是承认呢?就像大部分琉球历史研究者认为明朝册封琉球是十五、十六次,而我认为是十七次一样。若按蔡教授“既然引用,就是表示认同”,那是不是我引用蔡教授对《海国记》的评价就表示我认同,那我何必说《海国记》是伪作呢?不过蔡教授倒是大言不惭,真会抬高自己,说我是在他指出问题后才改变说法,那是不是我在蔡教授说之前没有看过《中山传信录》,也不知道海宝、徐葆光那次还有从客黄子云、蔡宪文、方原博随行?




为什么徐葆光的封舟比他之前的短小呢?我认为应该从四方面分析,第一是崇祯六年、康熙二年人员众多,第二是为了防海盗,而对张学礼、王垓那次,还有防台湾郑氏政权,郑氏曾阻挠琉球向清进贡,对清朝的官船也会掠夺抢劫,第三是官船与商船的区别,商船需不需要太长,也能不能达到多少丈,需要查证,第四是福船和浙船的型制区别。这个问题蔡教授应该去问台大、政大、中研院的中琉关系研究者,也可以顺便询问他们对《海国记》的评价。




齐上志先生写作《福州齐氏六代书香父子翰林》除参考一些文献外,还会参考一些传说故事以及发表在当地报刊杂志的文章。文中的“受命督造”、“随后率领千总、守备、百户、军士、船员、杂役计五百余人,从京城出发”和“闰五月初二端午节”不是直接引用文献记载,若以这三点就认为封舟长15丈、宽3丈也是错的,那需要分二步证明,第一步就是请蔡教授证明出这三点的确是来自《齐安懿房支谱》和《齐鲲墓志铭》。蔡教授说我“如果不是无知,那就可能是故意视而不见,妄想导人于歧途。”看来蔡教授对这三点的确视而又见了,并引人以正确的方向。




我质疑《海国记》对册封舟尺度的描写改写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若蔡教授要证明齐、费那次是“舟长八丈有余、阔二丈余。”请拿出文献证据说明。蔡教授以“从李鼎元《使琉球记》所载,七丈长的封舟,已经可以使李鼎元完成册封诏命,那齐鲲封舟长八丈余,前往册封根本就不是问题;那胡君不是在「胡」闹吗?”来证明,那若蔡教授今天买了七本书,是不是下次去买的一定是八本,不会超过十本呢?“以前证后”不能作为史学证明方法使用。另外,赵文楷、李鼎元使用的册封舟长是十丈,不是七丈。




庚、脚踏绵的描述改写自《中山传信录》的问题


蔡文:胡说还认为「天使馆也铺『脚踏绵』,这又是一大奇闻」。天使馆铺设「脚踏绵」,我是直接引用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来说明的,这甚么时候会变成「奇闻」呢?大家都读同样的资料,不妨再读一次:「皆设席,周缘以布,下衬草极平而净,名曰『踏脚绵』;使院见之而未得其名也」。「使院见之」的「之」就是指「踏脚棉」啊!胡说是「奇闻」,那才真的是胡闹的「奇闻」了。




回复:查蔡教授看的《使琉球记》版本,实为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八辑影印的师竹斋藏板,那么引用的条文真像蔡教授说的那样吗?请大家看下面图二,从右数第七列分别为“使院日践之”,蔡教授怎么可以不顾事实,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诬古人以证己说呢?蔡教授先把“自”字删除,再利用汉语同音的特别,把“践”字肆意篡改为“见”,以达到蒙骗世人的目的。蔡教授的这种做法与日本利用“赤”和“阿嘉”在日语中发音同为a’ka,,便把琉球国属久米岛东南的赤岛改名阿嘉岛,再把赤尾屿改名久米赤岛的手段如出一辙。蔡教授的学识修养、道德文章真是可圈可点、至美至善,本人自愧不如,一位教授居然使用这样的卑鄙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真是令人齿冷,也是对其学术道德的最好诠释。



(转帖)《海国记》纯属伪作 回蔡教授评骘文 图一 《使琉球记》师竹斋藏板书影



(转帖)《海国记》纯属伪作 回蔡教授评骘文 图二 右数第七列 分别是“使院日践之”

以上七个问题我已回答完毕,在此再追加一个问题,请蔡教授替我解惑。




辛、琉球国并无红衣馆


海国记:琉球国亦有妓女,谓之红衣人,其所居曰红衣馆。


凡红衣人尽无子,自八九岁卖身入馆,教以歌,与人交接后,积财赎身,即买一美婢自开门户。年长则各有旧交,故无从良之例。


辨析:历史上琉球国没有红衣馆之类的妓院,红衣人只是离父母别居以接外岛贸易之人,也没有八九岁卖身入馆,教以歌舞的情况。




关于吴安邦官职,蔡教授有以下见解


蔡文:胡说还提到「吴安邦官职问题,《同安县志》、《厦门志》、《金门县志》、《台湾采访册》、《新竹县志初稿》、《淡水厅志》等都有记载,不止册封使诗文一种」,这一点,胡君是值得称许的,至少他有再找寻数据。不过,胡君可能还不知道,他所看到的「吴安邦」,其实已经将两位名字都叫「吴安邦」,而时间、官职也相差无几的「吴安邦」胡乱混淆不清了。其中一位「吴安邦」是台湾彰化籍的武进士,而另一位「吴安邦」是「同安人」。可见胡君能找寻数据,而力不足以分辨、过滤数据。还好他还没有说甚么,我是好意先提醒他,别说胡说混了。




回复:蔡教授既然查阅了文献,怎么不知道这位吴安邦是同安人,彰化籍,乾隆六十年武举人,嘉庆元年武进士呢?吴安邦分明是从同安入籍彰化,怎么能当作两个人呢?如果同一时期的《中山市志》记载蔡教授是中山人,《高雄市志》记载是高雄籍教授,是不是此只可能为两人,没有从中山移居台湾的情况?蔡教授自己查找不仔细,还说我弄混了,有这样治学严谨的教授,何愁教不出优秀的学生?




回彭令先生




与发到中国文学网不同的是,在一些网站上,蔡教授的文章后还附有彭先生的大作,在此我简要回应下。




彭令:2009-12-14 20:12:19 ryukyu1879即胡新先生在《补充》贴中公开留言:“1、我并没怀疑其(彭令案:指《海国记》原件)真伪问题,……”




回复:留言中的“其”真的是指《海国记》吗?此句是署名ryukyu1879回复署名书香阵阵2009的话,书香阵阵2009先评论说,“俞先生的学生社科院文学所陈毓罴研究员,在1983年9月中华书局一版一印的《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五辑上发表《考辨》,进一步用充分的证据考证出;清代苏州文士沈复于嘉庆十三年随使琉球,著有记其琉球经历见闻的第五记,无可怀疑。”所以,ryukyu1879回复中的“其”当然是指不怀疑沈复在嘉庆十三年随使琉球,并有著作这事。怎么能理解为是不怀疑《海国记》的真伪?彭先生这样“搞似是而非的‘研究’,故意歪曲事实,诬陷他人”,“纯属混淆视听,自欺欺人。”




又:


2009-12-28 23:45:24 ryukyu1879即胡新先生在《问题》贴中公开留言:“是不是佚文 需要再讨论 因为一些条文与历史不符 改写的不会只有一两句”------- 彭令说明:此时此处,胡新先生的“研究”深入了一步,开始怀疑佚文(彭令案:指《海国记》)。


2010-1-4 20:39 qzcn也即胡新先生在 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 » 捍卫钓鱼岛 » 笑看“钓鱼岛、中琉历史关系研究专家”胡新贴中留言:“《海国记》是伪作根本就不是沈复《浮生六记》卷五的部分佚文,有非常大的争议。”-----彭令说明:胡先生从这时开始,认定《海国记》是伪作。




回复: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早在2009年10月22日,我回复彭令先生邮件中的第六点说,“当然《海国记》不会受到一些您认为是不必要的限制,但我必须指出,您们的文章并没有指出公布的条文有不正确的地方。记载守礼坊书写的只是‘守礼两字’,当时看到的只应是“守礼之邦”四字。”文中的第一个后引号我当时打错,应在“礼”字后。在此我请问彭令先生,我真是到12月初报刊报道《海国记》能证明钓鱼诸屿归属后才开始怀疑的吗?你的说法真如你说的“均以事实为基础”吗?看来彭令先生不但天真,而且可爱。说他天真,是他想说我2009年12月28日才开始怀疑,就2009年12月28日才开始怀疑,想说我2010年1月4日才认为伪作,就2010年1月4日才认为伪作。说他可爱,是彭令先生可以肆无忌惮,堂而皇之把这些发表出来。




对于《海国记》的真伪,我的看法是“我确定《海国记》不是抄袭齐、费的使录和黄景福的《中山见闻辨异》”,对于怎样辨别真伪,我的想法是“对事件描述并结合清代其他使录的纵向比较,以及对出发日期、谕祭先王日期、册封世子日期、七宴日期、回国日期等日期的横向比较。”在此我正告彭令先生,你自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闹戏可以收场了。




至于彭先生提到我的高论,我就只有回答:这个是版本目录学家,那个是文学专家。这个是国学大师,那个是民俗学家。这些都是权威?他们说的都对?没有任何问题?做学问不能盲目相信权威,只要觉得他们有错,就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和质疑,也应对这些权威的治学之法有个人的认识。如果见到批评就指责,那会有什么进步呢?如果在发现权威的问题时,依然觉得权威的认识是正确的自己的是错误的,不迷信自己的见解,坚持权威的真理,那可真的是不迷信坚持真理。




结语


蔡教授,你一会儿《荀子》,一会儿《孟子》、一会儿《孔子》、一会儿《老子》,东征西引,但在论证《海国记》的真伪上,一方面搞猜古,大猜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方面又搞释古,但释不出个所以然。特别是你居然篡改《使琉球记》原文,让人唏嘘不已。另外,蔡教授的两篇文章,一会称我胡君,一会又称胡说,胡君我承担不起,你还是都统一为彭令先生希望的胡说吧。




彭令先生说我是“披着纯学术外衣,在关注、‘研究’与质疑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中的言行,有损国家尊严、民族利益”我没想到,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是用《海国记》这部伪作来衡量,真是可笑之极,希望彭令先生不要再大放厥词了。




我从网上得知《海国记》即将面世,可喜可贺,其实我们不能只看到彭令先生利益熏心的一面,彭令先生有两点值得称赞,一是促进我国辨伪学的发展,二是印刷出的一堆堆废纸可为再次回收利用提供大量源料。




总而言之,《海国记》不仅不是对中琉历史关系宗藩关系的真实记录,更不能证明钓鱼诸屿的主权归属。《海国记》对钓鱼诸屿的记载既添不了铁证,也驳斥不了日方的观点,而彭令先生居然以中国先占来定位,请彭令先生先弄清先占的定义,不要再愧祖先,耻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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