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朱可夫曾来中国做军事顾问 比美军顾问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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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37年至1939年2月中旬,苏方还向中国派遣了3665名军事人员(空军人员712人),截至1942年则达到5000人。其中战死186人,失踪9人。[12]基本都是在空战中损失的。在苏联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中,包括朱可夫和崔可夫等未来苏德战争的名将。对于苏联军事顾问起到的作用,向来说法不一。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比后来的美国顾问要识趣的多,知道在主人不感兴趣的时候应该闭上嘴巴。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朱世巍供稿)

原标题:诺门坎(2)

二、战略大棋盘

(1)蒋中正的“韬光养晦”和“以夷制夷”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以疯狂的军事冒险,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这一事件引发了东亚战略格局的巨大动荡,因此也牵动了利益各方的密切关注和不同程度的反应。战略大棋盘上参与博弈的各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战略价值有着充分的评估。且不论这片广袤土地本身具有的丰富农业以及工矿资源。单纯从战略上看,东北就是制霸东亚大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是日本实施大陆扩张最理想的基地。

为了能够长久统治这一地区,日本人费尽了心机。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后来承认:当时东北3000万人口中,汉人占90%。而满人则不足100万。[1]伪满控制地区的蒙古人也不足100万。除了关东军的刺刀和一伙满清遗老遗少外,“满洲国”并没有实质的民众基础。

为改变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日本人一方面大力实施奴化教育,企图彻底摧毁东北汉人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则从日本本土和朝鲜,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截至日本战败前夕,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移民(不含军人和军人家属)约166万人;另外根据中国学者沈志华的估计,朝鲜移民数量更达到了200万人。[2]按照日本人的计划,中国东北最终将被彻底“日化”。

基于向东北大量移民的长远前景,时间拖得越久,对日本越有利。日军中“理性派”军官,包括冈村宁次和石原莞尔,提出了所谓“满洲第一主义”,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上,而不应急于对中国其他地区发动侵略。[3]

但这所谓“满洲第一主义”,却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挑战:中国、苏联,以及日本陆军本身的激进派军官。

由于丢失了东北,国民政府受到了巨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大量知识青年,以及和国府对立的知识分子(以鲁迅为首),纷纷站出来,指责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

而依附于国民政府的“秀才”们,则摆出一幅“理性”的姿态,嘲笑反对者的“极端”和“偏激”。

但在实质上,依附国府的“秀才”,在怯弱方面,也同样“极端”和“偏激”。而且多数是些政治和外交的门外汉。他们的代表人物——胡适,甚至建议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暂时的苟安。不得不承认,胡适的主张,是最符合日本长远战略的。

值得庆幸的是,国民政府的职业外交官,总算比胡适要理智的多,没有接受他的荒唐建议。但在具体对日战略,尤其是东北战略上,国府依然极度迷茫。

蒋中正最初指望所谓“公正国际社会”的干预。他在1931年9月23日日记中,甚至将“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寄托于斯。[4]结果,西方主宰的国际联盟派出了一个调查团,做出了虽然不受日本人欢迎,但对中国好处也不大的报告和决议,而且也不打算去实施,然后就草草收场。海外学者黄仁宇对此悲叹道:“中国人怀着无数次之希望,每次又眼见希望在国际政治之现实场合中幻灭”。[5]

此后,蒋中正自认为找到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他认定,需要首先解决国内大大小小的政敌,同时训练出一支可以与日本抗衡的军队。另一方面,蒋对于以外交手段解决中日问题,“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依然保有希望。综合起来说,也就是中国式的“韬光养晦”战略。

应该说,蒋中正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当前如何遏制日本侵略的扩大,他却缺乏实质性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私下阐述为什么不能承认伪满时,举出的理由却是:即使承认了伪满,日本也不会放弃侵略!从这一点看,国民政府对于日本长期占据东北的灾难性影响,也未必有清醒的认识。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远东,以及苏联庇护下的外蒙也遭到直接威胁。斯大林理所当然地认为,日本人将在东北建立一个巨大的反苏基地。西方世界的冷漠态度,也被斯大林理解为对日本侵略苏联的纵容。

尽管如此,苏联人在公开场合依然摆出了“不干涉”的姿态,甚至在后来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保存的日军情报资料,将斯大林这一政策归咎于苏联正致力于国内的五年计划,同时远东兵力不足,还无法向日军开战。

中国东北的轻易得手、国民政府的“不抵抗”、西方的不介入、苏联的“不干涉”,极大刺激了日本陆海军的激进派军官。所谓的“满洲第一主义”,早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从上海“一二八”事变到侵入热河和长城,日本人的侵略步伐逐步加快;日本国内政治也日益混乱,军队变成了脱缰的野马。

日本的侵略加剧,却促成了中苏之间的靠拢。面对共同的敌人,中东路事件后跌落到谷底的中苏关系迅速恢复。1932年10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与苏联无条件复交,并于12月12日在日内瓦与苏联发表了复交换文。当时负责复交手续的颜惠庆,后来在台湾发表的回忆中写道:“此项新闻露表后,不免震惊世界,咸认为来得突然。唯此一行动,对我国精神上增加不少力量”。[6]1933年3-4月,中苏互派了大使。

1935年秋,自认为已经在对中共战争中获胜的蒋中正,加快了“联苏步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向苏联人试探可否对华提供军事援助。[7]随后蒋中正本人也直接向苏联外交官暗示,希望签订秘密的中苏军事协定。

尽管在1935年秋季,中苏开始关于实质性合作的试探,但蒋中正还不打算和苏联建立反日同盟,而是寄希望于苏联和日本发生冲突,蒋则保持中立,以坐收渔利。这一点从蒋1936年3月3日的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标准的中国式“以夷制夷”战略。

但蒋介石在计划“韬光养晦”和“以夷制夷”战略时,却并没有注意到俄国人的“实力”战略。

(2)苏联的“实力政策”

如前所述,斯大林最初对日本侵占东北,表现出“不干涉”的姿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人会坐视日本的威胁。

首先,苏联人一直秘密的援助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早在1931年11月-1932年初,日方就宣称:在东北北部,被打死的抗日武装人员中,多次发现苏联人的尸体。同一时期,抗日武装还得到苏方从手枪到装甲车的大量武器援助。这些情况得到了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的情报证实。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后,苏联继续给与东北抗日武装大量援助。如1934年,苏联人就提供给东宁县国境附近的吴义成部大量武器,包括“长枪”1200支,子弹3万5千发;机枪20挺,子弹70万发;迫击炮5门,炮弹2000发。[8]

另一方面,苏联人在边境地区,也不断保持着和日本人的冲突。1932年—1934年,双方在中苏边境纠纷就有152起。这些冲突的起因和目的未必一致,但从根本上来说,都可以视为苏日双方在试探彼此的实力和决心。恰如动物在互相撕咬之前,总要相向打转,琢磨一下对手的体形大小。

1935年,双方冲突加剧。年初,在中蒙边境地区,海拉尔西南,贝尔湖北岸的哈尔哈庙,日军与外蒙军发生冲突。6月,关东军测量人员又在附近地区遭到外蒙士兵的逮捕。边境出现多处争议。伪满在关东军支持下,与外蒙开始边境谈判。双方争得不可开交,结果在8月即告休会。

在中苏东部边境,日苏两军发生了直接战斗。当年6月3日,日军一支11人的分队,在杨木林子地区,与6名苏军交火。这是苏日两军首次边境战斗。

此后,流血事件接连不断,规模也逐步升级。尤其是在中蒙边境地区。1936年3月29日-4月1日,日军出动大部队(1个步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1个坦克中队),与外蒙军(骑兵300人,12辆装甲车,3门炮)展开激战,双方都出动了飞机。此前的3月12日,为了给外蒙撑腰,苏联与之签订了互助条约,规定了苏联向外蒙派兵的“义务”。

苏联人在边境上的强硬态度,取决于有庞大军事力量为后盾。早在1931年11月,日本人就发现在绥芬河和满洲里一线当面,庞大的苏军部队正源源而来。从32年夏季开始,佩戴黑色领章的苏联工兵又在边境地区构筑起密密麻麻的明碉暗堡。1933年,在距离边境线只有70公里的苏联机场上,出现了TB-3型四发远程轰炸机。

以情报收集见长的日本人,认真记录着国境线那一边每次可以侦察到的实力增强。按照他们的估计,苏军1935年年末在远东有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950架飞机,800-900辆坦克,24万兵员。截至1936年末,远东地区苏军进一步增加为16-20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1200架飞机,1200辆坦克,69艘潜艇![9]

相比之下,关东军的实力却极度薄弱。1934年,关东军只有3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2个骑兵旅团),3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不到5万人。1935年底,日本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重型装备只有220架作战飞机,150辆坦克。虽然关东军还可以得到所谓“在乡军人”,以及不太可靠的伪满伪蒙军支援,但依然无法改变绝对劣势的态势。

1937年7月,关东军也只有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5个独立守备队,1个骑兵集团,1个骑兵旅团,关东军飞行集团。由于关东军师团在日本国内都留有守备队,每个只有10583人,比日本国内师团少1275人。[10]

仅仅从上述实力对比看,无论蒋中正的“以夷制夷”战略制定的多么巧妙,无论关东军制定了多少对苏作战的计划,即使最狂妄的关东军将领也不敢立刻和苏联摊牌。而实力薄弱,同时秉承“韬光养晦”战略,步步后退的中国,无疑更容易引起日本人的“兴趣”。在变化莫测的外交棋盘上,实力和决心总是比“手腕”更管用。

(3)抗战爆发与苏联援华

蒋中正的“韬光养晦”和“以夷制夷”,既无法阻止日本人不断扩大的侵略,也不能使苏日立刻开战。换来的只有来自国内的强烈不满情绪。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扣押了蒋中正。针对这一事件,苏联在公开场合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甚至指责张学良受到了亲日分子的挑唆,企图在中国制造内战。另一面,苏联也向中共施加影响,促成了事件的和平解决。

苏联的这一系列态度,多多少少赢得蒋中正的一些好感。1937年4月3日,蒋在上海的秘密住所召见了苏联外交人员,表示谢意。[11]

中苏之间的关系急速上升。从1937年3月开始,双方围绕针对日本的合作条约展开秘密磋商。由于彼此依然存在的不信任情绪,谈判拖了很长时间。

但历史留给蒋中正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陆军大规模侵入华北。蒋中正的态度骤变,决心和日本人进行一次全面的长期战争!战火在中国迅速蔓延开来!

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中苏谈判才算理清了头绪。1937年8月21日,双方在南京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样喜欢玩弄外交伎俩的苏联,虽然拒绝了蒋中正要求其迅速对日开战的要求,却也很清楚问题的实质:中国一旦败亡于日本,将对苏联构成莫大威胁。援华势在必行。

为此,苏联开始向国民政府提供武器援助。苏援物资包括近千架飞机、近1200门火炮、大量的枪械、弹药和油料。依靠82辆苏制T-26型坦克以及大量车辆武器,还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兵团——200师。国府高官孙科后来在1944年评价道:“外援方面,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以后,直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以前,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的物资,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

1937年至1939年2月中旬,苏方还向中国派遣了3665名军事人员(空军人员712人),截至1942年则达到5000人。其中战死186人,失踪9人。[12]基本都是在空战中损失的。

在苏联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中,包括朱可夫和崔可夫等未来苏德战争的名将。对于苏联军事顾问起到的作用,向来说法不一。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比后来的美国顾问要识趣的多,知道在主人不感兴趣的时候应该闭上嘴巴。

斯大林本人也亲自给中国官员打气。1938年初,他甚至向来访的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表示:在必要的时候,苏联将参加对日战争。他还把孙科拉到莫洛托夫家吃饭。喝的酩酊大醉之际,苏联人还大夸了一番蒋中正。[13]

日本人显然以另一种心态来看待中苏之间的新关系。秉承“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的思路,本来就是多年冤家对头的日苏两国,即将爆发新一轮的冲突。

苏联对华军事援助

抗战时期,苏联的援华军事物资总数,由于档案缺失等因素,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下面的数字,系中国学者李嘉谷根据中苏现有的原始资料(包括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综合得出。

李嘉谷先生的数据可能还不完全。如中国一些史料提到的BT-5坦克(4辆),BA系列装甲车(50辆),都没有记录在他的数据中。另外,苏联提供给东北抗日武装的武器也不包括在内。

尽管如此,李嘉谷先生得出的数据,由于依据的资料最为可靠,推断也较为严谨,在目前依然是最权威的。因此罗列如下:

飞机904架(轰炸机318架,战斗机542架,教练机44架)

T-26坦克82辆

汽车1526辆

火炮1190门

轻重机枪9720挺

步枪5万支

步枪子弹1亿6700万发

机枪子弹1700万发

炮弹187万发

炸弹31100发

油料、牵引车、航空备件等诺干

数据出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98-99页。

注释:

[1]《中国研究》1998年11号《伪满建国大学和“五族协和”》

[2]参见沈志华李丹惠个人网站

[3]《冈村宁次回忆录》第69页、第86页,第437页

[4]《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23页

[5]《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24页

[6]《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14-15页。颜惠庆的回忆,转引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颜惠庆自传》。

[7]《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第662页。

[8]《东北抗日义勇军》第317-319页。原始依据包括: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满洲事变嫩江事变》,《间岛及满鲜接壤地方治安状况报告杂篆》;日本防卫厅研修所图书馆《满洲事变情报》第三卷(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编);《满洲日报》1932年5月1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

[9]《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49页,第60页

[10]《侵华日军序列沿革》25-27页,《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49页

[11]《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156页

[12]《苏联在二十世纪的伤亡和战斗损失》第47页;《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132、142页

[1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第407—408页;《斯大林年谱》第501-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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