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曹操进行明显诋毁的是《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东吴人的著作《曹瞒

kamkwongho 收藏 2 1856
导读:[size=16]作为一个文武兼备、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人物,曹操必然成为人们持久热议的对象。有人赞美,有人唾骂,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只要稍微追溯一下渊源,便不难发现:关于曹操,早期的历史文献,大多还能比较客观地进行评价,对他赞美有加者,不乏其人。到了赵宋时期,对于曹操的评价才开始发生严重的倾斜,乱世奸雄的形象遂成定格。 在西晋历史学家陈寿(233-297)的《三国志》里,曹操无疑是正面形象。《魏书·武帝纪》中,有两节文字,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一是说曹操青少年时期,桥(乔)玄、何癃能够不为

作为一个文武兼备、曾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人物,曹操必然成为人们持久热议的对象。有人赞美,有人唾骂,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只要稍微追溯一下渊源,便不难发现:关于曹操,早期的历史文献,大多还能比较客观地进行评价,对他赞美有加者,不乏其人。到了赵宋时期,对于曹操的评价才开始发生严重的倾斜,乱世奸雄的形象遂成定格。

在西晋历史学家陈寿(233-297)的《三国志》里,曹操无疑是正面形象。《魏书·武帝纪》中,有两节文字,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一是说曹操青少年时期,桥(乔)玄、何癃能够不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他的过人之处。其中桥玄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其二是,传末的「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汁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对曹操的态度也是比较客观的。《识鉴》篇记载了桥玄对少年曹操的赏识和寄予厚望,文字比上引《魏书·武帝纪》更加生动:「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其中,「治世之奸贼」,似乎不是好话,而实际上也是一种赞赏,不然,桥玄也不会愿意把子孙托付给曹操。当然,《容止》篇也记载了曹操这样一个故事:会见匈奴使者,曹操觉得自己形象欠佳,不足以震慑外国人,于是让崔琰冒充自己,他本人手握大刀站在坐榻旁边。会见结束后,让人问匈奴使者:「魏王怎么样?」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果然非常威严,但是,坐榻旁边那个手握大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曹操听后,立即派人杀死了匈奴使者。故事中的曹操固然狡猾、残忍,但是,他这样做,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为了国家利益。于他个人品德、名誉并无多大损害。

现存文献中,最早对曹操进行明显诋毁的是《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东吴人的著作《曹瞒传》。《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了如下一节《曹瞒传》文字: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螅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伪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耶!」遂杀之……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显然,这一节出自魏之敌国东吴人之手的文字,有污蔑曹操的嫌疑。

但是,南北朝隋唐时期,人们对于曹操,未见有多么反感的言论,倒是有不少对他诗歌才华、成就的赞扬声。例如,王僧虔有「魏氏三祖,风流可怀」(《宋书》卷十九《乐志》引),钟嵘有「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卷下),元稹有「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从这种情况看,《曹瞒传》几乎没有生成什么影响。

曹操形象的大坏,大约开始于宋代。苏轼《志林》卷一「途巷小儿听说三普通话」条,引用王彭的话说:

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可见,通达如大文豪苏轼,都将曹操斥为小人,站在了「拥刘反曹」的立场上。后来,到大儒朱熹,更是破口大骂曹操是窃贼:

因说诗曰: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

朱熹的话,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对民间舆情,一定都曾生成过深远的影响。既然朱熹都这样说了,曹操的窃贼高帽自然就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再也摘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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