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年龄潜规则具体是怎样的?

龙崎01 收藏 0 190
导读: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就连《儒林外史》中的那个“忠厚人”范进都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 北宋的一个夏季,一道发自汴京的人事任命,在朝野掀起广泛质疑。任命的内容是:原吏部员外郎(正七品)文及甫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用白话讲,相当于一个研究员出任陕州市长。至于为什么引起质疑,则要从文及甫28岁的年龄说起。虽然这个年纪做官很常见,但是一个28岁的青年干部得到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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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就连《儒林外史》中的那个“忠厚人”范进都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



北宋的一个夏季,一道发自汴京的人事任命,在朝野掀起广泛质疑。任命的内容是:原吏部员外郎(正七品)文及甫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用白话讲,相当于一个研究员出任陕州市长。至于为什么引起质疑,则要从文及甫28岁的年龄说起。虽然这个年纪做官很常见,但是一个28岁的青年干部得到如此重任,当时的人在惊讶之余,不免要对当事人的家庭背景浮想联翩。一打听,果不其然,原来小文同志是当朝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潞公文彦博家的六公子。



谜底揭开,舆论哗然。门下省谏官苏辙、王觌在朝会上当面参劾一手操纵这项任命的中书侍郎,说他“非次进用文及甫”的动机是“欲(巴)结文彦博”。由此可见,从古代官员的年龄问题观察古代仕宦制度变迁,倒是可以作一番有趣的探讨。



汉朝察举腐败催生官员年轻化



从史书记载看,秦皇汉武时代的官场大概还不存在年龄问题,最著名的事例如甘罗,年方十二,就以出使赵国有功,官拜上卿。而据《战国策》介绍,此上卿亦非凭空提拔,在此之前,他已经是相国吕不韦属下的一个正规官员,任少庶子,职责是协同中庶子负责中高级干部(卿、大夫)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汉书》卷七十六共收六个昭宣时的二千石高官传记,其中有五个都是在甘罗这个年龄段就参加工作了,因此可知,当时出任公职,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年龄成为问题的由来,始于察举的腐败。所谓察举,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人才的选官制度。常规的推荐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并称入仕正途,好比后世进士登第。谁能料到,法久弊生,把持察举大权的特权阶层玩起了垄断仕途的潜规则:你在甲州提拔我的子弟,我在乙州荐举你的子弟,等到被举者也当上握有察举权的郡守后,再荐举当初举我者的子弟……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长水校尉樊倏上书反映这个问题:“现在郡国举孝廉,都举那些能够有所回报的年轻人,至于那些有名望有学问的年长者,大多数都无人问津。”说明在这个宗师自主选才、门生循环相报的过程中,孝廉的整体年轻化趋向也愈加明显起来。



但是这种年轻化不仅仅使察举丧失了选贤纳士的本义,对改善吏治也无益可言,所以到了汉顺帝时,有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国每年举孝廉,都是马上就要授职施政、教化民众的,应该选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称:‘四十不惑’;《礼记》称:‘四十曰强,而仕。’请从现在起规定: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期望中兴的顺帝采纳,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冬11月,他“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但是对于那些有特殊才干的,才华如同颜回、子奇之人,可以不拘年龄。这道诏令,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强仕”思想落实为法定制度,后人称作“阳嘉新制”。



两个月后,138个年龄在60岁以上的年高有才之人被中央统一授予官职,成为“阳嘉新制”的第一批得益者。与此同时,“限年四十”的制度也得以比较认真地执行。实行新制的第一年,有个广陵荐举的孝廉徐淑来尚书台接受复审,负责审核的官员看他年貌远远不及四十,徐淑说:“诏书不是说,才华有如颜回、子奇就不拘年龄吗?所以本郡就选上我了。”经他这么一说,倒把这位官员给难住了。左雄听说了,就问徐淑:“当年颜回闻一知十,请问你闻一知几?”徐淑答不上来,当场就被退回了。



唐朝是怎么选拔后备干部的



唐代历时近300年,好像没有制定过一个一以贯之并且能适应各种“出身”的做官年龄标准,但是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6月颁发的一个有关改革人事制度的文件所叙,在此以前的大体情况是:“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



先从科举一途看,那些蟾宫折桂的人中,不乏少年,如郭元贞、陆贽、杨嗣复、郑畋都是18岁及第。但这些都是凤毛麟角,多少年才出一个。通常情况下,能在20岁至25岁这个时段题名金榜的,就可以称少年得志了。而享有这种荣耀的,往往也以精英、才子型人物为多。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考取第四名进士时,虽然已经29岁了,但在同榜登科的17人中,却还是最年轻的,“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这样看,走科举一途者,20多岁即获“出身”是令人羡慕的,30岁左右“始可出身”则是通常情况。所谓“出身”,就是做官资格。想要真正走上仕途,还得经过吏部主持的考试,还要“守选”,就是等待分配工作。这一段时间,等上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都很正常。柳宗元21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26岁;韩愈25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35岁。如果在此期间发生祖父母、父母去世的丧事,还必须在家守丧,于是从及第到始任官职的间距还要拉长。因此可知,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即当上正式的国家干部,才是寻常现象。



唐代科举中,尚有专为早期教育成功者设置的童子科。这是汉魏时期就有的传统,就是12岁以下、至少能背诵一部儒家经典的早慧儿童,可由郡国向中央荐举,经面试合格,授童子郎,就是“少儿后备干部”。前文说到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倡议将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确定为40以上,其实左雄也赞成梯队式的干部培养办法,当时有“汝南谢康、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就是经他本人奏拜为童子郎的。还有,《三国志》卷十五记:司马朗12岁试童子郎,监试官见他“身体壮大”,怀疑他实际年龄早已超标,于是严加盘问。司马朗气愤地说:“我这么大块头是天生的,我虽然稚弱,却没有羡慕高官的风气,折损自己的年龄以求早成,这不是我的志向!”儿童背诵一部儒家经典,并非特别难的事,可是因为一旦通过,就是入仕捷径,因此考场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军的,大有人在,即司马朗所讲的“损年以求早成”。何况那时还没有骨龄检测这种技术手段,监试官什么的则完全可以收买。



唐朝举童子的条件比前代更严,年龄多限制在10岁以下,而且必须由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推荐。武则天时,裴耀卿8岁,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还有一个王丘,11岁通过童子举及第,别人诵经,惟独他自己要求作文,于是声名大扬。童子获得做官资格后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授官呢,我们仍以裴耀卿、王丘为例:裴耀卿8岁及第,“弱冠拜秘书正字”,就是20多岁才授职。王丘则是“弱冠,又应制举”后,才授职奉礼郎的。但相比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的平均水平,举童子的上岗时间应该说大为提前了,于是“望子成官”的家长都想钻营这条捷径,猫腻在所难免。所以到唐德宗时,礼部侍郎杨绾上奏请求废除这一“侥幸之路”。往后停复无定,可见其争议之多,大概和今天的“奥数”是否应该举办不相上下。



再好的制度都比不上一个好爸爸



所谓荫叙,就是特许皇亲、勋贵和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凭门第血统获得出身。但是从办理荫叙手续到正式得到任官资格,都要经过规定途径和时间的历练。不过拿科举与荫叙作比较,虽然都是“三十始可出身”,但荫叙是有“爸爸加制度”作保障的,科举却是千军万马一条道的博杀。以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为例,举有道科及第,50岁才当上了副县级的县尉。还有《秦妇吟》的作者韦庄,直到59岁才进士及第,官拜校书郎。孙国栋先生曾依据大量文献资料作综合研究,发现一个唐代官员从入仕到升为从五品郎中,跻身高官行列,平均历时约15年左右。倘若有幸生在一个六品之家,哪怕是20岁补斋郎,30岁得出身,40岁授官职,官场上厮混“得法”,混到59岁,说不准也混到一个从五品高干了。对比韦庄59岁刚站在起跑线上,真让人羡慕通五经不如有个好父亲啊。



更令人感叹的是占尽便宜的荫叙,其种种关于年龄的限制也只是写在纸上而已。如高宗朝的宰相李义府,外表上一团和气,内心里阴险狠毒,人们背地里叫他“人猫”。史传上说他们家连襁褓中的娃娃也荫补了官职。德宗朝的宰相李晟,生有15个儿子,3个早夭,存活的12个人人当官。第10个儿子李听,在7岁的时候“以荫授太常寺协律郎”,就是乐队指挥。别人也就是挂个名,他则“常入公署”。太常寺小吏当他是个娃娃,“不为致敬”,孰料小李大怒,竟“(命)令鞭之见血”。再如文宗朝的宰相裴度受命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给皇帝上疏说:臣有个儿子裴让,“是资荫授官”,现任京兆府参军。其实“年甚幼小,官无职事”,守在任上干不了什么事,离开岗位也没妨碍,恳请天恩,让这小子随我赴任吧。



官员为何在年龄上做“假账”



与靠好爸爸做官者大多虚增年龄的做法相反,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为什么呢?宋朝洪迈说有两个原因:其一,一旦科场及第,自有富贵人家争相说亲,选婿当然是年纪越轻越好,故希望及早傍上大款富婆的王老五们,多在办理应试手续时先将年龄减去;其二,宋太祖时期留下来的制度,凡应试规定次数以上而未能及第、年在60以内的举人,可以别作一甲奏名,从宽赐给出身,并授官职,通称“特奏名”或“恩科”。要满足这些条件很困难,往往是一生潦倒考场,总算在应试次数上达标了,但年龄已过60了。很多人想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天,于是从一开始就减年,最后抢在档案年龄还未到60时,讨一个“恩科”出身。这些人因为资浅年高,仕途上已经没什么发展前景,所以得官后大多数都跟清正廉洁沾不上什么边,只求在退休前把钱袋塞满,就是苏轼、孔文仲所说的:“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可有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此乃宋史上的“59岁现象”,因与年龄相关,顺便一说。



除了各种具体官职选任的年龄刻度以外,求官者究竟应该“增年”抑或“减年”的又一个重要参照标准是仕途上的年程,当时的通识是30以上、50以下是为官理政的黄金时段。如果是过了55岁以后才取得出身的,一般多授教官闲职。倘是年近60者,只能得到有名无实的官职,令回家待选。试与历经数十年血拼才得功名的老进士老举人换位思考,如此结局岂不是连老本也捞不回来?所以多数人都早早备好了减年应试的传统武器。一旦榜上有名,《同年录》上的“年齿”都是假的,待“同年宴会,又序真齿”。谁料由明入清,又有进步,就是王士祯感叹的:“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据说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



再把话说回来,“薄俗”也只是王士祯的嘲讽之语,事实是吃尽辛苦,好不容易才混进官场,谁不想多混几年?故减年应试实乃放之四海而公行的潜规则。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为例,一出场就向学道大人坦承:童生20岁应考,如今考过20余次;童生册上写的是30岁,实年54岁。照其岳父胡屠户的批评,他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忠厚人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你说还有哪个人肯相信做老实人不吃亏的虚言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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