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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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发生七十周年的日子,日本的舆论并没有特别的反映。假如对比广岛和长崎,几乎可以用冷淡来形容。看来,在日本人的心中,所谓值得反思的战争伤痛,更多的,还是自己体会到的部分吧。


和日本人交流这个话题,做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立即表示歉意还是含糊其词,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对这个话题感到极端的不自在,力图匆匆岔开。在这个问题上,想知道日本人心里怎样想的,我不得不借助友人的帮助。


在日本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叫做中国归国者,又称“残留孤儿”,他们是二战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并于上个世纪下半期陆续返回日本。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适应了日本的生活,但是心中对于中国普遍有较深的感情。因此,通过对他们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想法,无疑比我个人的努力更有效果。为此,我曾在去年请大阪归国者中心(柴岛)的一些朋友协助进行了采访,他们和身边日本人“无意中”的谈话,也许更能客观地揭示日本人对于这场暴行的看法。


大多数日本人对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保持一种尽量沉默的态度。曾经在柴岛中心向他请教过日语的横山先生(到日本前曾在我国辽宁某县担任过政协委员)对我讲,这种沉默,其实更多表示的是一种默认,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民族逐渐忘记这段历史,也更期望他人对这段历史的忘却。今天的日本人不希望被和他们父辈,祖父辈犯下的罪行联系在一起。“欠了人家的债总是不好受的,日本人普遍期望历史的债务被尽快遗忘。”显然,这和我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看法正相反。


那么,他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如何呢?


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其实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也只占极少比例。这中间,未成年人和教育程度低下的阶层居多。其中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今天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日本人有一种“鸵鸟思维”,那就是日本是完美的,因此主观上不愿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人来说,只要看一下史料,这种想法就会不攻自破,而一些教育程度低的日本人根本不会去看,若干年轻的日本人则不肯用心去看,“除了我愿意相信的什么也不相信”造就了盲目的“日本愤青”。


这些人甚至会在网络上和人公开辩论,以无知为勇敢;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和老龄化社会中的现代日本人,确有些人难以理解当时日军居然能做出那样残忍的事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直躲藏在山林中,七十年代才承认日本战败,被称为“最后一个日本兵”的小野田宽郎少尉,被从菲律宾接回日本,他受到了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但是,他表现出的对于天皇,战争,杀戮的狂热,也让当时的日本舆论颇为吃惊,甚至有人认为他躲藏山林时间太久,以至于精神失常。实际上,这才是当时日本士兵的真实面目。也正是由于这种反差,一些本来不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女性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后,会引发剧烈的反应。


这些人中,一个特殊集群就是日本右翼团体,他们顺应一些日本人不愿意相信日军曾经作下如此暴行的精神期望,写作了大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这些文献在众多历史记载中根本不堪一击,以至于我认为右翼人物写下这些文字时,自己都难以相信。只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民众精神期望,这些荒唐的文献才有了市场。这些文献,政治的目的是第一位的。


事实上,大多数日本人,在今天的态度是承认或默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但不愿意深入这个话题。日本官方也从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只要到日本的各个图书馆中看一下就会发现原因。


几乎每个日本图书馆,在“日本历史 – 昭和部分”里面都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文献。例如,在荒木的大阪府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中,我可以找到14页,共137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高于珍珠港事变的9页88本。说明这个话题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是颇受重视的。


这些文献鱼龙混杂,分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种。


如实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亲历纪录。


这大多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写下的文字。所以,越是接近现代,这些记录越多而且详细。这是因为上个世纪后期,这些老兵大多保持沉默,而今天,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即将离世,一些日本老兵良心发现,开始通过公布其当时日记等方式,重现那时的真相。在日本的这类图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日本老兵躺在床上接受采访的形象。也有一些这类图书是有良知的日本教育界人士主动收集文献编成的。


正是由于他们留下的无可辩驳的纪录,使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轻易触摸到南京大屠杀无法否认的证据。


这类图书包括 – 小野贤二等著《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 – 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士兵的阵中日记》,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 –

亲历者27人的叙述》,星彻,渡边春已等合编的《南京大屠杀 – 历史篡改者的败北》,《南京大屠杀与日本军—幕府山杀害中国战俘事件》等。


对于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有些图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图书都承认和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第二类是对日本以外纪录南京大屠杀事件文献的翻译,其中包括《拉贝日记》,《马基牧师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秘藏照片中的南京事件》等,也包括中国方面的若干文献。


这些文献也间接地提供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第三类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这里面还可以分成两类。


一部分是若干参加过南京作战的日军,为了否定曾经有过的罪行进行辩解的文章。如原日军士兵吉本荣的作品 --

《南京大屠杀,虚构的粉碎》,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所出版《松井大将阵中日记》等。这些作品开脱的内容虽然较多,但是由于无法改变史实的存在而软弱无力,如《松井大将阵中日记》里面多有内容显示松井石根不应为南京大屠杀负责,然而,在法院审理有关人士对此的诉讼中,发现这部日记,居然被田中修改了六百多处!


另一部分是右翼作家和所谓历史学家的作品,主要是对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证据进行质疑,反驳,如东中野修道的《南京事件全体象》,《南京事件证据照片的鉴定》,松村俊夫的《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等。


对比确证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确证作品中日方人员提供的证据,否定派的右翼作家总是尽量回避;第二,确证作品每本书中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的证明,如松冈环的《南京战

寻找封闭的记忆》记录了102名日军官兵对大屠杀的证言。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很多都出自同一人之首,象东中野修道的作品,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否定派提出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不足,并想方设法在现有证据特别是中方提供的证据中寻找漏洞,肆意歪曲,大约因为中方大多不能看到他们的作品,也很少有用日语进行反驳的可能吧。这样,他们的所谓“解析真相”才能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举例来说,亩本正己的《真相,南京事件 – 拉贝日记检证》文中称拉贝记录了南京只有几千中国战俘被杀,而不是中国所说的数字。实际上,拉贝的原文是“日军以几千人为单位将中国残兵拉去杀害”。即忽略了拉贝日记中其他地方对于日军杀害平民的纪录,也忽略了这句话中“为单位”的关键含义,不知道这是无意的错误,还是故意的误导。


谎言的重复,有时候也会掩盖真理,或许,这就是右翼作家们的目的。也颇有一些日本人表示“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正反两种说法的书都有,没有时间去看,所以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事实上,在日本,揭露大屠杀的作品之多,可以到让一个中国人不忍促读,让我们没有勇气面对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36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他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十二月二十四日至第二年一月五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三百七十三页的书中,有九十五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


应该承认,一些日本学者,在承认和保存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前面提到《南京战》的作者松冈环,不过是一名有正义感的普通教师,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日本教育工作者甚至为右翼指责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为虚构而将其告上法庭,保证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内容被保留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在日本,这称为“历史教科书事件”。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在日本也受到了右翼分子的相当压力。


例如,日本偕行社,原是一个坚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出版机构。但是,由于无可辩驳的证据不断出现,一九八九年偕行社在新书《南京战史》中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公布了一些证据(虽然屠杀中殉难的人数它并不同意中国的说法)。结果,它遭到了日本右翼的强烈反对。右翼分子投书威胁出版社,列出了以下五条“反对意见”。




一,编辑委员会认为屠杀战俘非法,这在法理上还要商榷。

二,即便是有这样的事,你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把它公开?

三,发布的数字不能100%确定核实,就不应该发表意见

四,败坏光辉皇军的名声

五,引发中国国民的不满




这些指责可以看出多为蛮横而荒谬,而偕行社事实上还是比较右翼的出版社。由此,也可看出日本右翼的嚣张和有关学者的艰难。但是,看到大阪府立图书馆开架阅览室书架上三十多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献,我觉得对这些日本学者的工作,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也许,维护这段历史的真实,使它成为两国共同的借鉴,是中国和日本历史学者都不能推却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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