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缘何误入私有化的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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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缘何误入私有化的迷途? 作者:徐汉成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276 更新时间:2010-3-6 http://www.wyzxsx.com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近些年来,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发展生产力缘何走上“私有化”的道路?公有经济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致富。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

缘何误入私有化的迷途?

作者:徐汉成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276 更新时间:2010-3-6 http://www.wyzxsx.com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近些年来,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发展生产力缘何走上“私有化”的道路?公有经济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致富。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文选《视察天津时的讲话》第3卷第166页1986年8月19—21日)长期以来,如何理解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一部分人误认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发展私有制经济。但是,如果无节制的发展私营经济,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如何理解“富裕”?

“贫”与“富”是相对的概念。所谓“富”与“贫”就是拥有财富的多与寡,无论国家还是个人,财富多则富, “寡”则贫。因此,“富”又可区分为“国富”与“民富”,多数人“富”与少数人“富”或者“共同富”等不同的物质分配的社会形态。

社会财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生活资料,一类为生产资料。在现代社会中,货币的发行是相对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变动的,应是社会财富等量的体现。如果财富增加了,货币发行未增量,货币就会增值,反之,财富未增量,货币增量了,货币就会贬值。货币既可以用于交换生活资料,又可以用于交换生产资料。因此,对于私人而言,所谓“富”,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有钱人。占有了不等量的生产资料,也就成为了不等量的“有钱人”。有了不等量的金钱,既可以拥有不等量的生活资料,又可以拥有不等量的生产资料。对于国家而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国富”与“民富”表现为平衡与对应的关系,所谓“国富民强”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因为生产资料为私有制,这种平衡与对应的关系即会被打破,“国富”与 “民富”则不能体现为对应的关系,“国富”并不一定体现为“民富”反之“民富”不一定体现为“国富”在封建主义时期,少数人拥有所谓“富可敌国”的财产就是这个道理。

自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就一直作为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焦点,困扰着人类的社会。社会的少数人拥有多数的物质财富,过奢侈荒淫的生活,而多数人则拥有少量的财富,过饥寒交迫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的生活资料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私人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基本上消除了两极分化与贫富不均。由于受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约束。在市场上,货币在人与人之间只有用于生活资料的交换。在公有制的经济体之间,货币才具有了用于交换生产资料的功能。

因此,我们对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应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人们逐步拥有丰富的满足于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这种“富裕”是建立在国家、集体、个人的三者关系之上的“富裕”,是建立在勤劳致富的基础之上的“富裕”,因此,只有这样的“富裕”才不会产生两极分化的阶级,不会产生物质利益上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才能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进步,才能做到“共同富裕”,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二种就是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在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一部分人逐步拥有了不等量的生产资料,又拥有丰富的生活资料,这种“富裕”是建立在侵占与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两极分化的基础之上的,不管这种社会具备什么样的“特色”,其本质上与封建主义的地主,与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如出一辙。这样的“富裕”既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必然地产生对立的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

因此,“富裕”是具有两种内涵,一种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仅拥有生活资料的“富裕”,而另一种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既拥有生活资料,同时又拥有生产资料的“富裕”。

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是从生活资料角度而言呢?还是从生产资料角度而言?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第3卷第137页1985年8月28日)因此应该说,邓小平的“先富起来”是从生活资料角度而言的,而不是从生产资料角度而言的。

二、怎样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怎样才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邓小平的论述朦朦胧胧,似懂非懂,恐怕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与所谓的社会“精英”们也是不求甚解,跟着起哄,否则,改革三十年来,他们除了诅咒社会主义、推崇资本主义之外,为什么就不能像数学解题一样,将公有制经济与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生产力的利弊对人们说得一清二楚,让大家心悦诚服呢?

众所周知,不管是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是唱小调,也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需要实实在在的人力、财力、物力的。

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与集体经济的发展是通向私人“富裕”的桥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富裕”的馅饼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是需要资源的,“致富”的“资源”大体有以下几类:一是“人力”资源,如工人、农民、车夫、清洁工、保姆……,他们以出卖劳动力“勤劳致富”;二是“权力”资源,如各类的官员,他们以权力“致富”;三是“财力”资源,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致富”;四是文化资源,诸如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之类的专家、学者,再就是算命先生、风水先生,他们以三寸不烂之舌,著书立说靠骗人“致富”,当然还有靠自身的身体“赚钱”的,如乞讨、卖身、卖血、卖奶……,另外还有不正当手段“赚钱”的,如黑社会、贩毒、走私、赌博、抢劫、敲诈、行骗……。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社会公众都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劳动力、权力、文化等资源是因为各种不同的管理与分工,而财力、物力资源则掌握在公有制经济体当中,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因此,相对于不够勤劳(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人与人技能之间的差别)的人而言,勤劳可以多得,即可以相对的让一部分人多获得一部分生活资料而“先富起来”。

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旦产生,这种情形就会立刻改变,生产劳动者只能获得自身出卖劳动力的报酬,这种报酬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占有者一方面既可以通过剥削剩余价值来获取财富,另一方面,又可能通过生产资料本身的价值增值来获取财富,虽然,在市场经济中。这种时常难以确定的“价值变化”足可以使一部分资本家们濒临破产,但也可以足以使一部分资本家们的财富快速膨胀,一夜暴富,因此,相对于生产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报酬,这种增值往往是无限的。

因此,一种极不公平的社会怪状由此产生:勤劳的人不一定致富,致富的人未必勤劳!

改革以来的实践亦已证明,在私营经济条件下,仅靠出卖劳动力是难以“致富”的,如工人、农民、车夫、清洁工、保姆……,又如乞讨、卖身、卖血、卖奶……,能通过出卖劳动力与出卖身体“致富”吗?显然是不能的。通过权力资源“致富”的不仅是少数人,还要甘冒做牢的风险。通过文化资源“致富”的则更是凤毛麟角,至于通过黑社会、贩毒、走私、赌博、抢劫、敲诈、行骗……等手段“致富”,则更为国家的法律所不容。因此,在私有制经济的条件下,“能够先富起来”的唯一合法途径的就是经营私有制,通过“财力资本”剥削“致富”。

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部分人也可以通过劳作获得作为“资本”的“第一桶金”,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用于经营的“财力资本”也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获得的。如果没有“资本”,或无法获得“资本”,那么就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了。

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勤劳致富”呢还是“剥削致富”?他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7页1979年3月30日)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应该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的是“勤劳致富”。

三、如何才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毋庸置疑,私有制经济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既发展了生产力,为社会增加了财富;另一方面,亦为剥削创造了条件,产生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列宁说,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这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客观规律。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说,私营企业主既是生产力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公有制经济就克服了这种双重性,这就是既能发展生产力,又不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因此,只有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的条件下,才能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同富裕”只是一个骗人的鬼话,资本主义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共同富裕了吗?美国共同富裕了吗?英国共同富裕了吗?台湾共同富裕了吗……?没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同致富”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虽然,资本主义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统治阶级逐步加大了对于劳动者民生的投入,但是,这只是稳定社会与民众的手段,或者说是维持其统治的手段。丝毫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属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仍然掌控在少数大资本家、财团与买办手中这样一个社会本质。

邓小平说: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第3卷第172页 1986年9月2日 )因此,从邓小平的上述的论述看, 第一,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第二,我们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不容许”是一个刚性词,怎样才能“不容许”产生资产阶级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遏制私营经济,确保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在邓小平去世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并没有把握邓小平关于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思想,没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容许产生资产阶级”的思想脉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混合经济过程中,当公有制经济受到削弱和冲击的时候,在政策措施上不是作出遏制私有制、巩固公有制的决策,而是作出了相反的扶持私有制、削弱公有制的决策。这就是“抓大放小”与“改制”,所谓“改制”,就是改公有制为私有制,就是撼社会主义的根基,挖社会主义墙脚。超越了“改革”的底线,此离经叛道之举不可谓思想不解放,不可谓胆子不大,不可谓步子不快。因而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今天,致使中国社会活生生的产生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

怎样才能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在旧中国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我们是经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通过没收、赎买、合营等形式收回的。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开放后,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遭到了破灭,现在,在产生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后,是否还要通过暴力革命,收回他们的财富,以达到“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呢?

四、公有制经济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人们经常在思考,是不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各省、市、县、乡、村的人力、财力、物力不具备发展生产力的条件?是不是在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在毛泽东领导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不愿意发展生产力?各级党委、政府就不肯创业?企业的厂长就不善经营?工人就不愿意干活?答案是否定的。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说:“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3页),所谓“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就是与世界上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而不说与解放前的中国相比较。

叶剑英197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 《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邓小平与叶剑英说的确是事实,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没有必要说假话。当时的“三千二百亿”是个什么概念?起码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倍以上,就是十多万个亿,再加上三十来的发展,到目前起码要有几十万个亿。“百分之十一点二”是个什么概念,经济增长速度比改革以来还要快!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的增速一般维持在百分之六到八之间,如200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八点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成功的制度。

解放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十分匮乏,在建国后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国家就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首先从人力资源上为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改革后的工商业主与私营企业主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出来经商或办企业的,这实际上就是从人力上挖了公有制的墙脚!

解放前的旧中国,工业是一片空白,没有钢铁工业,没有石油工业,没有化工工业……。《海派经济学》一书明确记载了中国由1949-1979年几项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加值: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2820亿度,增加了65倍;原煤产量由0.32亿吨增加到6.35亿吨,增加近19倍;钢产量由15.8万吨增加到3448万吨,增加211倍;棉纱产量从32.7万吨增加到263.5万吨,增加7倍。粮食产量在30年中由1.12亿吨增加到3.048亿吨,平均每年增长3.5%,大大超过人口每年2%的增长速度。没有钢铁,就不能生产出各类的机械设备;就不能提供发展生产的原材料。没有机械设备,没有原料,怎么生产农业机械?怎么生产自行车与缝纫机?怎么生产空调与冰箱?如同要建造一座房屋,没有钢材、砖瓦、水泥,怎么建筑房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中小工业企业得到了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社队企业迅猛发展。而且是发展一个,成活一个。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末,总之,在没有私有经济的年代,从没有听说过有一家县属工业企业或乡镇企业倒闭的事发生,关于集体经济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有过确切的论述,他说:“江苏从一九七七年到去年六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这样下去,再过六年,到一九八八年可以再翻一番。我问江苏的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么走的?他们说,主要两条。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邓小平文选《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第3卷第25页1983年3月2日),那时候,中国的私营经济还处于襁褓之中,邓小平这里所说的集体所有制与中小企业,就是指乡镇企业。

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为什么到了六十年代才有了大发展?而社队企业为什么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才会有如火如荼的大发展?就是因为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家的重工业有了大发展,为发展轻工业提供了机械设备与原材料,社会的发展为工业产品的销售提供了市场。各县、公社、大队从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也相应具备了创办企业的条件。在刚刚积累了了发展后劲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改革与不改革,不管是开放与不开放,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轻工业、加工工业都会进入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经济跨越式发展将无可避免的到来!

可能有人会问,你说公有制经济好,为什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经营会举步为艰?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管理体制与发展生产力的效率问题,其问题的实质是分配制度与激励机制问题。

(一)管理体制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党和政府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基础工业(重工业)。一九六0年三月,中共中央批转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的管理工作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一九六一年,由中央书记处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了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领导者、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叫罗伯特。托马斯的管理学教授评价说:“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倡导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鞍钢宪法”精神。邓小平说:“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于搞出一些章法来了。”(邓小平文选《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苦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第2卷第295页》1980年4月1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的中小型企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三年,走在乡镇企业发展前列的江苏无锡推行了适合于中小型企业管理的“一包三改”制度。所谓“一包”就是在效益上实行以厂长、经理为主的经济责任承包制,“三改”则是改企业干部“任免制”为“聘用制”;工人由“录用制”改为“合同制”;由“固定工资”改为“浮动工资”。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激发了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一包三改”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小企业管理的模式的创新,犹如石破天惊,在全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1984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堰桥乡乡镇企业全面改革一年见效》的特别通讯,对无锡的乡镇企业管理创新的模式给予高度肯定。此后,“一包三改”为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的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八十年代中期,众多的乡镇集体企业的产品成为评比国优、部优、省优产品的主力军。

因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没有一家国有与集体企业倒闭?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还赞扬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邓小平文选《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3卷第376页)进入九十年代后,私营经济有了逐步的发展,从宏观上看,国家取消了计划经济,从微观上看,私营经济就是贿赂经济,在原材料供应、人才的流动、市场的销售等各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则由优势转化为劣势,而私营企业则转化为优势。在公有经济与私营企业混合的条件下,品质优良的产品竞争不过假冒伪劣产品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假冒伪劣产品不断?企业的产值是通过销售来完成的,没有销售,产值与利润就无法实现,私营企业从产生之日起,无一家不是与公有企业争夺着人才与市场,无时无刻不在挤兑着公有制经济,这些就是在私营企业大量发展的条件下,公有制企业难以为继的原因所在。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3卷第370页)从邓小平关于改革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将“制度”与“体制”是区别开来的。他所倡导的是“体制改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是建立与落实责任制,而绝非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从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九五六年完成三大改造)到改革开放的一九七八年,只经历了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为什么中国到了一九六0年才产生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企业管理的“鞍钢宪法”?为什么到了一九八三年才产生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小型工业企业管理的“一包三改”?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总是循序渐进的,从哲学的认识论来说,正确的认识总是源于实践之后,而不是实践之前,如同法律的制定,总是在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和总结之后,如中国在六十年之后,才有了《劳动合同法》就是这样的道理。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五十年代才初具规模,而一九六一年就出现了“鞍钢宪法”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乡镇企业产生于七十年代,而一九八三年就产生了“一包三改”可见,中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发展并不慢。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中国的管理体制与模式也需要不断的提高与发展。毛泽东说,人家资本主义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各方面比我们要成熟得多。关于技术与管理问题,邓小平说:“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邓小平文选《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第2卷第351页1980年8月21—23日)

我们再看从中国出现了“鞍钢宪法”至今,世界上出现了更加科学的管理模式了吗?没有,从一九八三年出现“一包三改”到改革后的今天,中国的私营经济出现了新的管理模式了吗?也没有,除了生产资料的权属改变之外,“劳动合同”与“按件计酬”沿用的全是“一包三改”的管理模式。

(二)效率问题

辛子陵说:“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但是,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辛子陵也是没有说清楚。

长期以来,对于发展生产力的“效率”问题,很多人在观念上混沌不清,对此,我们很有必要从生产力的要素上、从理论与实践上给予必要的澄清。在经济体中,劳动者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者,在公有制的条件下,表现为企业的厂长与管理人员。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则为私营企业主。另一方面是生产劳动者,即为企业员工。在改革开放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分配形式为八级工资制,中小型企业为借鉴于八级工资制的固定工资制,不容置辩,这种分配制度存有很明显的缺陷,表现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压抑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一包三改”的推行就彻底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与计件工资制,就是说,除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变之外,其内部分配关系与私有制企业一样,这样,无论是对经营者还是对劳动者而言,都充分调动了经营与劳动的积极性,难道有人会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企业的厂长就不愿意经营,工人就不愿意劳动,只有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工人才愿意劳动吗?

我们再从生产力的另外的要素来分析。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实际上表现的就是财力与物力,无论是国家还是集体,从财力、物力方面来说总是优越于私人,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又可以集中力量上规模。有利于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而形成规模效益。有谁能说社会化的大生产的效率比不上小生产的效率吗?

另外再从二十多年来的私有化的实践中来看,在改革的二十多年中,由于允许与发展私有制,不少的原国有企业人员,集体企业人员,包括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纷纷争当弄潮儿,下海经商办企业,但是,由于受人力、财力与物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人成功了,一些人破了产,据相关资料显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私营企业经历了实际意义上的倒闭与破产,现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企业资不抵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经历了第二、三次重新创业。对于社会而言,私营企业的破产实际上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因此,从邓小平的论述来看,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改革实践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工商业体制中的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改革”,到了九十年代后,我们的“改革”则变成了改变社会主义道路的“改制”!

五、“复兴”私有制就能发展生产力吗?

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有人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物质财富有了较大的增长,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近二十年来,“改革”的主题就是发展市场经济与私营经济,“开放”的主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而市场经济与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按照一些“精英”们的说法,是世界上通行的制度。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一、旧中国就是市场经济与私有制,为什么还会贫穷落后?二、世界上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与私有制。而且经历的时间都比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时间要长得多,如同跑步,你跑别人也在跑,而且跑得比你还熟练,总不会是你跑的时候别人坐下来等你赶上去吧!按此推理,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就不会再有贫穷与落后的状况,应该是早就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地球上就不应再存有第三世界了,或者说应该都成为发达国家了,但是,事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容置疑,在改革三十年中,中国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外,轻工业与信息产业等各业的生产力均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同样的不容置疑,这样的发展绝不是私有化带来的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几十年后,世界总体范围内的科学技术与制造业无疑的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因此,中国今天的发展成果,既是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也是前三十年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的成果,同时又是改革开放与对外交流的成果。如汽车也好,家电也好,计算机也好,难道在没有“改革”的国家就没有发展吗?恰恰相反,在一些没有“改革”的国家中,汽车业、信息产业等并不比中国差!

因此,事情可能不如一些人所说的这样简单,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具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特殊功能,只要一搞市场经济,只要一搞私有化,经济就会快速发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一个国家的富裕与贫穷,除了社会制度外,还与资源的多寡、人口的多少、地理位置的优劣、历史的渊源、国家的基础、战争与环境等各种因素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如同在同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的家族成了富豪,有的家族则成为贫民,你还能说成为富豪的制度就好,成为贫民的制度就不好,就是当今的中国,为什么有的地区经济发展快,有的地区发展则相对慢。少数的人成为身家百亿的富豪,大多数的人则沦为贫民,道理就在于此。

毛泽东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三十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导致了两极分化,不仅产生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同时还产生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因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加剧。

判定或衡量一项政策与制度是进步还是落后,不能仅用发展生产力这样一个单一的标准,而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因素去分析。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轮流执政的社会党,首先,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根本宗旨是为最广大劳动群众谋福祉的政党。如果中国共产党宣布摒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那末,当然可以主张发展私营经济。如果邓小平主张搞资本主义,也根本无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现成的资本主义模式,一概照搬就是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主张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削弱公有经济,就是既摒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是又架空了邓小平理论。长期以来,中国有众多的有识之士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比外国人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社会管理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过杰出的贡献。如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近代史上却被外国人用来击溃清朝政府。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成果,是中国革命的成果,为什么要走上私有化的迷途而前功尽弃呢?“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改革中的“一包三改”是中国的管理科学。却是“墙里开花墙外结果”这样管理科学却在普遍和广泛被资本主义制度采用。中国有那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什么不能珍惜中华民族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中的“精华”,而要将“精华”视为“糟粕”,弃之于不顾呢?反之,则将国外的“糟粕”奉为至宝,妄加推崇呢?如同跑步,途中跌跤也是常有的事,爬起来继续前进就是了,为什么要选择走上回头路呢!

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邓小平文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第3卷第158页)他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关于改革的提问时说:“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目前,在改革开放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邓小平理论仍然是我党的指导思想。中国有句古话叫“迷途知返”,近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虽然,我们的改革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在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走上了弯路,误入了歧途,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大相径庭,与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因此,全国广大的人民要求的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而不是要“改革”社会主义。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要的是邓小平倡导的“共同富裕”,而不是要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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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0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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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本来不等于市场至上的——让占族群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占有大多数的社会财富与资源,也应该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这要求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如,从奢侈消费中更多地征税,来支持边缘山区的乡村教育何乡村医疗等……

叔叔您好,您这篇文章的主题我是有些看法的。农村到底是集体制的好还是私有化的好一直以来都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影响人们思维的,主要是地域问题和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是不一样的。东北河南一些粮食产量高,经济作物丰富的地区肯定希望私有化,而云南贵州的人也许更希望集体制。再加上社会的老龄问题和流动人口迁移以及农民工进城务工问题,都会影响粮食的产量和农民收入,肥沃土地的农民更愿意种地,贫瘠土地的人光守着那几片地也不行。这些恰恰是人口普查的原因。这问题可不是简单的好与不好。

6楼cdz123

老哥,你也别见怪,说句醉话:我们现在已经忘本了,这就是答案。

看了此贴,启发很大.记得在信阳步校上学时,政治教员在讲课时讲了一个亊例。他在讲集体所有制好处时说:信阳市有一名警察,三自一包时,每天下班都要带一担粪回家.影响了警察工作和形象.因为集体化,警察工作认真了,也不用带粪了.不到一个月,因农村实行土地承包改革,教员在讲课时又跟我们说:你看分田到户多好,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连警察下班都带一担粪回家.

我是农村长大的,走集体时,确实有出工不出力的情况。但那时发挥了集体优越性,抗旱排涝设施确实修得好。转业后在乡镇工作,干部也不用具体安排生产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也高;但是,田地分成了小块,不利于发展机械化.抗旱排涝设施年久失修,一遇旱,涝,单人独户缺乏抗、排能力.有人说:我们现在还是吃毛泽东时代的饭。

不发展机械化,提高生产力是一句空话.农村丰收是暂时的,迂到大的天灾,农民就没有办法.

公有制,股份制,二者的结合,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前途之一吧

路总没有直的,人并不是都向前走的,大概有时会回头走的,不过,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这一大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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