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日本一份全面鼓吹侵略中国的秘密报告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其鼓吹、倡导侵略的理论、政策和方针也比比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浩如烟海的侵华理论中,有一份完整、系统、全面鼓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秘密情报,为中日两国已出版的各类史料书籍所没有,即便涉及到此报告的有关著作和论文,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只取报告的某个内容或某个方面,让人难观其全貌。这就是日本陆军少将、日本侵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于1936年秋,写给日本关东军的一份秘密情报。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份珍贵档案,名为《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是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翻印送四川省政府,再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于1936年10月21日密令各县市政府“知照”并“以资警惕”的。


寻找市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


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困境,缓和并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一途,那就是发动战争。对此,松室孝良并不忌讳,在其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独立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志而实践的解决。”


报告认为,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产量的逐渐增加,其向国外其他各国的进出口量也日益增多,这就侵犯了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欧美诸国的利益,进而引起他们对日本的嫉妒和不满,纷纷于其本土及殖民地、领属地高筑关税自保的壁垒,以最大的力量来抵制日本帝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这就大大损害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虽然日本也想与这些国家抗衡并对之进行报复——“对对方之商品图谋抵制”,但无奈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岛国,其进口的各种物品,都是其国内生产必需的原料,“帝国无从以自产代替之”。在与欧美各国的商品贸易战中,日本“痛感原料缺乏与市场之狭小,并深信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而此地域之获得,又非与帝国若干势力打成一片,连成一气,亦难以确保。”


为获得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地域并与已经控制的朝鲜半岛连成一气,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出重兵将中国的东三省迅速占领,使得日本国内原已十分窘境的市场与原料问题“得稍缓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仅仅占领中国的东三省是远远不够的。


由此一来,按照1927年“田中奏折”所规划的侵略步骤,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的蒙古。但是,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蒙古为一广阔之原野,军事上的地位虽然重要,但在经济上却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当前的急需;言资源,日本对之缺乏调查与开发,缓不济急;言市场,蒙古人素来生活落后,加之人口稀少,其容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二、日本帝国虽然对蒙古虎视眈眈,垂涎已久,但却缺乏对蒙工作人员,即使现有的一小部分这方面的人,也只是处于初期的训练阶段。且蒙古传统的原始游牧生活,也不适合一般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恐占之容易据之困难。三、苏俄素来对蒙古保持着特别的兴趣和注意力,这也不得不增加日本入侵蒙古的成本和戒心。正因为考虑到这些原因,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暂时放弃蒙古,而对之采取“除以种种掩护手段,用实力威胁操纵王公等方式外,不愿作任何刺激敌国(意指苏联——笔者注)精神之占领”的方针。


市场必须扩大,近在咫尺的蒙古又不能或不愿、不敢下手,何处才是其理想的侵略之地呢?松室孝良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与认真分析之后,将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下一个侵略目标,锁定在“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其主要理由有下列三点:首先,作为消费市场的主体——人口,华北所拥有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陕西、河南七省的人口总数约一亿,“为满洲三倍,消费能力当然在三倍以上”。商品之进出,又有便利的天津、青岛两港可资利用。其次,作为日本国内生产所必须的原料,华北七省拥有丰富的煤、铁、小麦、棉花、大豆、石油等,且储量甚丰。松室孝良得出结论:煤的储量仅次于美国,占全世界的第二位,其中仅山西省的储量,就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为中国东北最大煤炭基地——抚顺煤矿的120倍;铁的储量,全华北约在2亿吨以上;小麦的年产量,仅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4省,即多达11000万担。此外,华北的棉花,年产约330万担;大豆年产约5000万担。因此,占领华北并使之长期置于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对日本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3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强”。第三,对于华北的民众和官吏,松室孝良认为:华北民众大多属于“奸猾而薄弱,易于利诱与威胁”之类;“民众间缺乏团体组织与训练,完全为散沙状态。惟少部分反满抗日实力,仍是再接再厉的与我持斗,虽迭经宣抚、讨伐、军事政治工作,仍为帝国心腹之患”。对于活跃在华北的爱国学生和抗日志士,他们“虽有相当组织与坚决的意志,然大部分为客籍分子,殊难深入华北之当地民间,一旦华北变起,势必大部瓦解,不足为患”。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看到了爱国志士的发展潜能,认为“彼等深刻的怀抱反满抗日的思想,将来返回乡里,势必组织鼓吹抗日,组织实力,训练民众,亦殊为帝国之大敌”。有鉴于此,松室孝良向日本帝国建议道:“帝国为免激发其反感,对于彼等行动,应采督促华北政权自行取缔主义,尽量避免直接干涉。”松室孝良感叹道:“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妥协退让: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心腹大患”,全力“围剿”达10年之久;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政策,却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的对日政策和心态,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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