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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face=新宋体][/face]一、援诗代序 读《唐书》、《资治通鉴》中《郭子仪传》感怀七律一首 梦绕云山咋一惊 仕林何必困知行 朝代兴亡皆有势 平生祸福岂无根 若怨槛高天网密 哪懂危机日已深 夹缝人精千古事 三分虎翀一分明 小注: (1)由郭令公一生之功劳、福泽及为人处世之道,联想到自姜子牙至刘伯温历朝军师、国师,确有深深敬佩千古人精之感。 (2)知行:本属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孔夫子、王阳明等思想家主张“知行合一”,而孙中山等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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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援诗代序


读《唐书》、《资治通鉴》中《郭子仪传》感怀七律一首


梦绕云山咋一惊 仕林何必困知行


朝代兴亡皆有势 平生祸福岂无根


若怨槛高天网密 哪懂危机日已深


夹缝人精千古事 三分虎翀一分明


小注:


(1)由郭令公一生之功劳、福泽及为人处世之道,联想到自姜子牙至刘伯温历朝军师、国师,确有深深敬佩千古人精之感。


(2)知行:本属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孔夫子、王阳明等思想家主张“知行合一”,而孙中山等政治家则主张“知难行易”,到底差别在哪?我认为思想家的“知行合一”,是以培养圣贤为准。而政治家力主“知难行易”,则是以号召民众,唤起别人为目的。故其有“不知又不欲为,知之而不敢为”,所以才需要“知难行易”,方能一哄而起。前者着眼于理,后者着眼于力,差别明矣。


(3)槛:指当今社会许多行业,以国家名义为人们设置的门槛。网:指当今社会的法律、政策之多。


(4)危机:当今中国社会的繁荣和稳定是远超古人的。但是,也应当承认存在着许多很深层的危机。如人满为患,充分就业很难;部分资源,尤其是不再生资源逐步枯竭,想恢复原生态,已非常困难;气候变暖,灾害频发,怪病增多,政府的精力和进行社会救助的成本也必然大大增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能力,社会进步越快,便意味着产品、知识、设备淘汰也就越快。于是资本的实际积累也就越难;既然已进入世界惯例运行轨道,那么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必定要以不断适应新的游戏规则为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多,那么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成本、费用也必然要大幅度增加,用以保证对全社会的经济上支撑能力和政治上的控制能力。以上这些,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新型危机、隐性危机。


(5)皆有势:仅以汉朝为例,处于上升趋势时,哪怕是流氓出身的刘邦瞎扮都成功。而处于衰败趋势的正人君子刘备,累煞也枉然。其实,许多朝代的上升趋势和衰败趋势出现,何只一个汉朝如此?


(6)虎翀:乃是我家乡之方言。原本是说,人在盲目向上冲的意思,但在这里并无有对郭令公不敬之意。


此诗感怀之意,只是援以为序,略着浅介而已。






二、大难兴邦


(从大禹治水想到的)


凡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族群,几乎都经历过从原始的渔猎社会生存方式,到农耕社会的生存方式,又从农耕社会的生存方式到工业社会生存方式的两次重大生存方式转型。中国的前一次转型,比许多国家都早,而后一次的社会转型,比有的国家稍晚,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农耕社会。


治理九州洪患的大禹究竟是神还是人?


如果是人,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生产、劳动工具条件下,顶多只治理得了一个冀州或青州的洪患,决不可能治得了冀、幽、青、徐、荆、杨、雍等九州洪患,类似于中国民间传说“天地相合”,也类似于***《旧约全书》所载的“诺亚方舟”那样的滔滔洪患岂是大禹所能制服?


以公元一九九八年五月长江中下游那场威胁武汉九江的特大洪水为例,动用现代化工具的程度和国防军的威力,才得以战胜大灾。试想几千年前的大禹面对远比这次长江中游洪水大出多少倍的天下洪荒,怎么可能如此神通广大?现代化条件下的人都不能,何况几千年前的大禹?


如果是神?那必定是一种类似于外星人那样不可思议的神。既然是神,那么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将是必不可免的否定。“猴子变人”说,将是对我们人类祖先的诬蔑,而且远古的许多神话,也必定有待于当今人类的高新科技重新以“走近科学”的方式进行解释。


此外,既不是人的大禹治了九州之洪患,又不是神的大禹有什么九天玄女的法术,洪水之患又是如何消退的呢?最大的可能,便是经过长时间的洪水浸泡之后,或许发生过许多山崩地裂的冲决,或者是接连不断的地震,洪水才很快消退。这时陆地上或许包括人在内的大量的尸横遍野和“龙蛇起陆”,草木丛生。而且对多数人而言,乃是一场极大的灾难,甚至是生灵无几的灭顶之灾。


来自天上、地下的特大自然灾害,看来是自古有之,决非今日工业危害的负面效应才有。孔子《尚书、禹贡》有载,《竹书记年》和《幼学琼林》都有表述,甚至说“尧有七年之洪,汤有九年之旱”。


中国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式的朝代“夏”,也正是因为大禹治水之后,“九州既平,贡赋斯定”时出现的,于是由此说明中国的国家形成,乃是起源于特大的自然灾害之后。这种国家形成的原因,也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成因不同。抗洪救灾和灾后如何转变生存方式,成了最为迫切的共识,急需建立命运共同体。大禹面对的形势,再想效法当年尧帝“咨询四岳,举舜禅让”已经来不及了。故大禹之子启,受生母涂山氏之法,取代伯益,不尊民意而直受诸侯之举,建立夏朝,已是捷足先登,轻而易举之事,符合大灾大难之后的必然之势,大难兴邦,第一个国家形式的朝代,就具有与世不同的特征。


朝代建立了,民生问题怎么办?当洪水溃退,陆地出现之后,九州之地,似乎面临着几种前途走向的可能。


一种是回到自然的渔猎社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存方式;二种是投机取巧,互通有无的交换生存方式;三种是播种百谷,力求定居的农耕生存方式。


好在尧舜禹之前,早已有过“神农尝百草”、“轩辕始人文”,有了这个基础,便于灾后之民的生存方式转型,朝着重亲情、求稳定的方向发展,避免了畜与人同的游牧生存方式和只重贸易,到处飘荒的尤太人那样的命运。更多的、大量的是选择农耕生存方式。这一点,又是中国在国家形式刚出现时的一大特征。


谁知,这一基本生存方式的选择,既适于大面积板块式的陆地,也适合这同一陆地上的不同季温,一用就是几千年,演出了多少田園牧歌情调,也导致了多少你争我夺的麻烦?


但是,大难兴邦这一点,却始终溶注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血液里,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三、华夏基因


(国人两种族观的形成)


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华夏,亦即人们习惯地称呼的中华民族,以她独有的特色被世人瞩目,而且是不同于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文明尚能保持万世一系的传统,这个中究竟有什么玄奥?


首先,应当说是农耕文明基本定型之后,逐步形成的宗族观念和民族观念。


宗族观念虽然出现很早,炎黄二帝时期便已发靭,但大量定型的却是在周朝。因为只有周朝才有大量的分封建邑形式,广封诸侯八百。后来,百家姓中才有大量的姓氏起源于“以国为氏”,成为“百姓”。整个周朝,人们几乎都认为“无地不成族”。尽管经历长期间的诸侯混战,有的姓氏之国虽然亡了,但其赖以生存的地盘还在。宗族观念是以血缘概念为纽带的。为什么周朝会大量出现、定型宗族观念?究其原因,当然是与分封建邑有关。而分封建邑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据理推源,当是出自于姜子牙奉劝周文王、周武王时提供的《六韬》。据《六韬、文韬》记载,姜子牙向周文王和后来的周武王都提出来过“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建国思想。


这是一个伟大的民主思想,有了这一指导思想,无论是周朝的开国功臣,还是存在于山林草泽的世居望族,甚至是商朝遗老微子,箕子等人,都可以得到封地,安居乐业。时间一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观念,与以分封建邑的隶属关系为纽带的国家观念并存,形成了强有力的二元结构社会。


周朝的周天子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很松散的祭祀、朝拜关系,大约有点像今天联合国的秘书长。可是,周朝亡国之后,能给华夏民族留下几千年的宗族观念,即使是迄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很注重认祖归宗,这是多么难得之举。


另一种族观,即是民族——汉族观念。


汉族这个观念,是汉朝亡国后,过了一两百年,当五胡乱华时才出现的。当时的胡人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早已经过先进文化薰淘的汉人,所以经常称中原地区早已亡国了的汉人为“一钱汉”。他们哪里懂得汉朝的文彩、典章、文字的高雅、幽深、玄妙?可是,时间长了,才觉得这种语言、文字、风俗、典章的高贵,于是反而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汉文化。其中,北魏孝文帝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汉朝亡国了,但是汉语、汉字、汉族、汉文化认同的观念已经形成。而汉族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一个伟大的朝代过去之后,能给中华民族留下长远的,几乎覆盖其所有信奉者的,能有几个朝代?


人们都说盛唐如何了不起,其实,盛唐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最为可贵的未必是诗,而是诗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约在唐玄宗时期学者们精研出来的汉字读四声,并由此产生的韵、律、平、仄。但这仅仅只适于知识分子,而并没有覆盖全体族群。


综汉朝四百六十多年过去,不止是从此疆域基本定型,而且文化也已基本定型。诸葛亮之所以选择投靠弱势力的刘备,与其说是看中刘备具有“刘皇叔”的破落身份,倒不如说是看中了刘备身上有“聚仁义礼智信”于一身的气质和修养,是诸葛亮假扶汉室之名,行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价值取向。


今天的汉族,仅仅只剩下几万个方块字的标志了,连服饰和髪式都早已外化。好在汉学的方块字里谙藏着深奥的四声、神韵和意境,决非异学可以取代。但这丝毫否定不了汉族两千年一路走来的贡献。


周朝形成的宗族观念和汉朝形成的民族观念,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不间断的软科学,很可能还有一个范围更广的传播过程。当这个过程还在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不防回首宗族观念形成的周朝和民族观念形成的汉朝,看看他们是何等的见识高远。


一个朝代,长者也只几百年,但血源、文化观念延绵之久,却是数千年,这样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能有几个?具有血源意义的宗族观念和具有文化概念的民族观念,早已成为世界上辩别华人与否的遗传基因,能说不是华夏文明的魅力?


四、儒林外学


(切民生与挽狂澜的道家文化)


被汉朝董仲舒强制推行的“独尊儒术”,把儒家人为地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国学位置后,虽然遭受过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以铁骑作横蛮无知的冲击,接着又遭佛学的干扰,但自隋唐开始,朝庭以科举形式又被定于一尊。至清末,虽然科举的八股被废,但是人们在骨子里对儒家的盲目独尊,似乎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并未消灭。


对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学说,象秦始皇对儒生一样彻底毁弃,当然不必。但象董仲舒一样被抬得太高,也不必。儒家的存在和演变,自然有他独特、伟大的可用之处。


就孔子所著的六经而言,正如前人有道是:《易》著阴阳,长于变;《诗》主敦柔利于风;《礼》记人伦长于行;《乐》以中音利于和;《书》记先王长于政;《春秋》以大义微言,长于治人。确实利于读书人务实、进取之心。外延很大,内涵很深的渊薮。


但是,儒家思想的短处也很明显。


一是与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最基本、最迫切的日常物质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二是每当天下大乱,外夷入主之时,儒家知识分子,却往往缺少那种能够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英雄人物起而振衰。即使偶有出身于举人、进士的军事、政治人才,也多半是后来受过道家高人点拨、培养。而纯尊儒学的人,即令是文天祥、谢枋得这样的民族英雄,也只能是空有一身正气,并无出奇制胜的谋略。这是儒家的不足。


佛家呢?自从东汉、魏、晋、隋唐逐步传到中国来以后,什么慈悲为怀;寻声救苦;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因果报应;缘份;法无定法;顿悟为法;十殿阎王;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阴曹地府;四无相;无念为本;无住为体,无相为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一刹那,如耒藏识;阿赖耶识;迷时须假三乘教,悟后方知一字无等等,等等,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许多人的心理,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能与儒道两家并称三教。


但是佛学的弱点,就在于除了自己的宗教丛林之外,僧徒主要只能靠持钵化缘为生。这与儒家刚好成为一对欠缺;儒家知识分子,唯一只能靠仕途。若无仕途之望,则多数只能成为孔乙已。佛家,在没有自身的佛教丛林的情况下,上层高僧虽可以靠讲经,但下层僧众能靠替死人做法事的,都很少,唯一生存手段在于化缘。这是佛学的不足。


相反,与人们日常生活、切身利益能密切相关的,如天文律算、地震测量、农耕水利、音乐绘画、武功授徒、九章算术、土木建筑、雕刻艺术、中医中药等等,这些方面有大成就的,如建都江堰的李冰、制地动仪的张衡等等,几乎多在道家之列。即使是大文豪中的诗人、哲学家、艺术家,如老子、庄子、屈原、葛洪、陶渊明、李太白、苏东坡、朱权等等,也不胜枚举。


这些人,虽然不是陶宏景、张三丰一样的丛林道士,但是他们都崇奉道家。何况医学上的黄帝、扁鹊、张仲景、华陀、孙思邈、李时珍、华宾王、方以智等等历代高贤?这些人其实并不在道教科仪法术之中,而是凭他信奉道法自然的真实信徒。诸如此类,更举不胜举。


这是道家切民生的一面。


道家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历次能够帮助开国皇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思想家、大谋略家、大军事家。


如姜子牙、鬼谷子、孙膑、苏秦、张仪、管仲、范蠡、尉镣子、黄石公、张良、诸葛亮、陶宏景、李靖、李荃、徐茂公、魏徵、郭子仪、李泌,一直到元末明初的刘伯温,这一路下来,这些人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中的一种很特殊的文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担当民族承传的脊梁骨作用。他们这些人,即使小时候不可避免地读过儒家的一些书,也仅仅是个文化启蒙作用罢了,而其思想和谋略方面的成就,则主要是来源于道家。说华夏文明万世一系,从来没有象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一样的自身文明不再,儒家固然起过不可否认的作用。但是,离开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切身利益,离开了每当危亡之世的力挽狂澜,还怎么可能去维持万世一系?


道家,恰恰承担了这双重的重担。


所以,我也很赞成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的看法。


道家的缺陷,并不在于科仪法术中的符、咒、幡、扶乩之类的神学,而在于其中旧日对百艺之玄悟如何走出善生善隐的自然经济小圈子,将其最为经典的“道法自然”与现行科学技术、社会化大生产、乃至在大市场的交易中,帮助世人如何“剔除玄览,能无痴乎”一类的求真反朴能力的应用。


当然,这也取决于道家信外之人对道家哲学功能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五、夹缝人精


(三千年的开国军师,两千年的中兴名臣)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华夏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其中帝王、宰相、战将、文人都各自起了很大作用的话,那么历朝开国军师(或曰帝师、有的也升任过宰相、丞相),应当说更是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而且他在辅佐帝王、配合同僚、指挥战阵,治国安邦等方面的角色,是其他方面的人才所无法替代的。


这其中,例如姜子牙、范蠡、张良、诸葛亮、谢安、陶宏景、徐茂公、李靖、李筌、李泌、赵普,直至元末明初的刘伯温等人,是最具代表性的。如果将中华民族比喻为一个直立数千年的历史巨人,那么从姜子牙到刘伯温乃至以后的诸多高级谋士,就正如这个历史巨人的脊柱。他是人体内十二奇筋八脉当中极为重要的一支督脉,是一串上通于天下达于地的“算盘仔”;聚精气神的灵魂、骨气于一身。


一个好的军师,必定具有思想、谋略、胆识、忠勇、毅力、淡泊等多重智慧与人格修养。艺术人生的处世哲学更为突出。所有军师中,最有思想的是姜子牙,但他最不善长谋生。而最善于谋生,甚至会致富的,当属范蠡。最为看得淡的,当是张良。他晚年,愿弃人间事,随赤子松游。而最为超脱的,当是陶宏景和李靖、李筌、李泌。最具赌劲的,当属指挥肥水之战,能高度克制、静待东山报捷的谢安。可是最为难堪的,当是万万不该小看朱元璋的刘伯温。处世哲学最为老到,而且最为不应该的,当是人们最崇拜的诸葛亮。宋朝陈亮说他“道心不正”,真乃一语破天机。


自古以来的军师,没有一个不是处在多层夹缝中煎熬渡过的人精。这其中另有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


即凡起于草泽之帝王,似乎不杀功臣,帝位不稳,此成中国之惯例。如汉初刘邦,明初朱元璋。甚至没有统一天下便先行疑患谋臣的,如李自成、洪秀全皆莫过如此。


相反,凡起于诸侯、贵族之帝王,如周文王、周武王、汉光武、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宋高祖等等,对待功臣杀戳很少,这是为什么?是人的胸怀气度不同,还是人的治人之术不同?是政治地位的基础不同,还是两种人的文化修养、各自良知不同?


另外一种处于多层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人精便是中兴名臣。这里面,最为难得的是东汉的窦宪,东晋谢安,唐朝的郭子仪,清朝的曾国藩、左中棠、张之洞等人。其中最令人敬佩的,唯有郭子仪一人而已。可惜中国政治中心的转移是沿着:


东周、东汉、东晋


南唐、南宋、南明


可见中兴也何其难呐!


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政治中心的移动, 经历了自西而东、自北而南的过程,真正做到“手提两京还天子,福禄双全千百年”的,也就仅仅是郭子仪一人而子。但隔姜子牙于功、于福、于族群之望,仍有很大差距。故此,姜子牙、郭子仪才是最值得人们敬仰、研究、效法的夹缝人精。


六、生存根基


(为万年“馊饼”担忧)


十几亿人口中国的可耕田地面积,正在朝着因为新兴城市化运动,而植蔽缩少,西北沙漠化和农民进城务工,部分土地抛荒的双重威胁。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农村是广阔天地”,到农村去,“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似乎“城市是广阔天地”,到那里去“可以大有作为”。三十多年间的谋生人口大回流,说明了什么?


曾记得民国十六年,即按公元年计算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下旬,由武汉国民政府召开的“土地会议”上,围绕着如何落实孙中山“民生主义”之一的“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问题,主持人何等“雅量”,“广开言路”,但最终无法择善而从,直闹到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欢而散。


第一种意见是坚决要“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似乎只有如此,才既有革命对象,又有革命动力,只有急风暴雨才合理。


第二种意见却坚持只有以各个地方的富农水平为标准,多余部分的田地,由政府出债券赎买过来,再由失去土地的农民按家庭人口买去,规定买主按一定时间还清政府债券本息,而被卖方则将债券拿去发展工商业。此说在“革命洪流滚滚向前”的大背景(特别是两湖、广东地区)下,怎么行得通?改良,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实行“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是全国范围的事,要按四亿亿五千万同胞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计算,东北、西北、西南都还有大量的荒山,滩涂急待开发。当由政府将各地剩余劳动力(即失去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亦军亦农垦殖,只有如此,既解决了失业流亡问题,也解决了边防屯戌之虚,而且还减少了中央政府的军费开支。认为中国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北方只有张作霖,南方只有刘文彩,其余都比不上俄国和印度的大地主。


这种宏观的移民边塞构想,在当时各不相让的情况下,政府何以实施?实话竟成了空话。


第四种意见就更不同凡响了。来自四川、云南那些曾经受过梁启超思想的军政要员或学者,他们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乃是太平天国的理想,并非孙文之新创。而且认为中国之落后,就在于城市工商业不发达,再行“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中国社会是倒退,况且“平均地权”极为不利于机械化,退到小农经济立国何以立于世界列强之林?这样的意见,简直是石破天惊。但此说对于当时急需土地革命的人来说,肯定不利,只是谅他实行起来也不是一时之事,懒得管他,合作时期的两种敌对力量都不是梁启超的门人,搁至一边,乃是当然之事。


这四种意见为什么会集中到民国十六年的武汉国民政府土地会议上暴发?


其实,土地问题,是中国之所以立国的老问题,哪一次改朝换代,哪一次革新、改良,都会来一次“翻馊饼”。周朝,用分封建邑的方式解决;秦朝、汉初用迁陟豪强的方式解决;王莽想用恢复井田制方式解决;北魏想用均田制方式解决;唐朝用口分田,永业田方式解决;王安石、贾似道、张居正分别用丈量田亩数的方式解决,等等、等等,何止百次?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适应得了各地人口增减,地形变迁所带来的变化。何况从乾隆开始早已迂到西方工业文明与自身人满为患的双重冲击?


问题是后来的以色列人、印第安人、吉普赛人的落地无根给人的教训,连早年元顺帝也晓得率眷回漠;清朝,满人一面统治全国,一面总结当年辽国无家可归的惨剧,始终不愿放弃故土东北的经验,都说明任何一个民族为维持万世一系,得有维持万世一系的生存空间,至少也要有一个祭祀祖先亡灵的位置。


那么,推理世界沙漠化的扩大,难道就没有人能想到:凡是坚持种水稻的泥土,是从来都没有被沙化过的简单道理?狂风,刮不走带水的泥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七、彩映流星


(社会矛盾周期率注定的三个短命朝代)


周期率,无论是人的生命过程,还是自然现象,亦或是历史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如人有一呼一吸一周期;天有一昼一夜一周期;月有一盈一亏一周期;年有一寒一暑一周期。


人和自然界如此,社会特别是在“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封建王朝,兴衰济迂,也是存在周期率的,甚至会出现小周期和大周期。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头便“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种周期。第二种情况乃是每一个大的封建王朝,从兴盛到衰败,如周周、汉朝、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也具有周期性。即便是一个大的家庭,似乎也多数难逃出“孟子曰:五世而斩”,总有一段衰落,其后人再重新奋起的过程。灾难,对常人来说,都不是好事。但对特别能“熬”得过的非常之人来说,却是一件正如《黄帝阴符经》中所说:“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万蠢然”,成为令人奋起的契机。


当然,这得有大彻大悟的大智大勇。


中国的社会发展史,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周期率,这就是短命朝代的过渡周期率。


清朝末年,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说:“欲知中国历史,必通三个古人”。即“一是孔夫子,二是秦始皇,三是汉武帝”。因为“论中国之教,自孔子而后立;论中国之政,自始皇而后行;论中国之境,自武帝而后定”。这是非常精僻,高度概括出来的点精之笔。


除了这三个历史巨人之外,还有没有应当找出他们规律性的朝代?


有!这就是我要说的秦朝,隋朝,民国(民国虽然不是封建王朝,但按国号,他是一个过程)。


首先是这三个朝代的惊人相似之处:一是这三个朝从开国到主体政权灭亡,都只“二世而亡”(民国虽然有过北洋政府的几任总统,但在人们心目中的正统看法,是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也只三十七八年的时间。当然或许有人说曹魏政权也是“二世而亡”,何以不算?但我认为和秦、隋、民国具有不可比性。所以只举秦、隋、民国三个短命朝代为例。寿短,是第一个惊人相似之处。


再则是这三个朝代的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前,都是长时间的天下大乱。秦朝以前的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几百年;隋朝以前的黄巾起义,三国纷争,两晋六朝,天下大乱又是几百年;民国之前的白莲教造反,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等等,天下大乱和满清的腐朽,也已经接近两百来年。这是第二个惊人的相似之处。


还有这三个短命朝代的每一个朝代的主体政权败亡之后,接替他的都是一个能够历时很长的朝代。如秦朝灭亡之后的汉朝;隋朝灭亡后的唐朝,以及民国从大陆退出之后的国家政权,都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是第三个惊人的相似之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惊人相似,就是这三个短命朝代的每一个朝代,都建立了一个即使是自己失败,但仍然被以后的政权长期得以延用的制度。如秦朝建立的郡县制;隋朝建立的科举制;民国建立的共和制,都被中国社会长期延用。郡县制、科举制、共和制难道不正是这三个短命朝代最为辉煌的创举?所以说,这是他们第四个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么,这三个都以大一统方式建立起来的朝代,为什么都会“兴也一忽儿,败也一忽儿”,像流星一样,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一晃而过?


秦朝亡国,难道真的是唐朝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的“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隋朝灭亡,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隋炀帝个人缺德,万万不该去扬州观花?难道民国仅仅是失于蒋某人的无才、无德、无能?


这里要说最基本的原因,或者说诱因还是一个外强内虚问题。因为内部的长时间天下大乱,周边靠骑马善射,抢劫为生的少数民族,或其它国家,正好是乘机发展的时期。无论是秦始皇的筑长城,或是隋炀帝的征高丽,还是蒋某人的“被迫”抗日,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大举措。他们必定会进一步加深自身政权基础本来就不牢固的社会矛盾。


若以民国主权政权的败落为例,究其原因,至少有这么几个问题值得从另外的角度去探视这段历史:


一则是其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急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可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最急迫的“现实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在不可能有如“共产国际”支持的条件下,要面对的,是几千年的民权问题,几百年的民族问题,以及非常复杂的民生问题,怎么可能仅仅靠一次辛亥革命解决得了当时的三大灾难?特别是民权、民生问题,只要有一点不到位,便会成片地给自己招来对立面,甚至酿成燎原之势,人家能体谅历史的原因、等待实施的艰难吗?


故而,秦朝,是不筑长城要亡国;筑长城也是要亡国。筑比不筑好。隋朝是攻高丽,修运河要亡国;不攻高丽,不修运河,也是要亡国,还是攻高丽,修运河为好。民国是打日本,要亡,不打日本,更要亡,但是打比不打好。兴衰成败的过渡周期率,决定了他们都只能是“标新立异于前,火烧屁股于后”的二世而亡的过渡朝代。何况是成也多因,败也多因?可以说孙中山创建的民国,是兴也“三民”,败也“三民”。能力,总是只能在规律之内运动的。民国一段尚且如此,秦、隋两段又岂能跳得出自身所处的社会矛盾周期率?


八、故国情缘


我史缝零观四十年,是从喜看范文澜老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开始的,不意之中,到后来,就象吸烟、喝茶一样成瘾了,自己反而觉得“此乃平生吉祥三宝”,无法搁下。时间长了,有些问题自然有点自己的看法。故而《史缝零观》是我早就应该梳理一下的一孔之见。


无奈,未能提前退下来之前,还得忙于口舌生涯为业。刚一退下来,自己给自己虽然订了一条“从此说不清楚的不说;说不得的不说;说也没有益的不说;该别人说的我也不说的“四个不说”的清规,但接着而来的是肚内还库存着一点有关家乡一千多年历史的“原材料”,深感“食之无肉,弃之可惜”,所以先后为燕厦的石瑛撰写过《故园髦辈也传奇》;为华鄂阳的冤案写过《落难故乡情》;为洪港写过《北台寺龙图书院小考》和《懒掘和尚初探》;《宝塘怀古十八韵》;《佛理寻幽》;《中国武陵华氏源流刍议》等册子。一直到近两年,既要整理一下差点失落的诗词,编成《一路心程》,又要应征,索性撰成《明末清初荆楚名宿华宾王事略》等,这样一来,十多年就一晃而过。何况这些单行本,至今也没有精力重新修改,付梓成册,仍然停留在“半成品”阶段,有时连自己都感到为家乡写的这些,与当今产值毫不沾边的东西,“操多了冤枉心”,何必自作“栏杆迫遍无人会”的烦恼?反而,又常常只得用孔老夫子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来“抬高自己”。


现在条件不同了,住在孩子家里带孙子,每天看见小孙子上学、放学这是最幸福的。空余时间似乎可以梳理一下自己史缝零观四十年的东西了吧?可是又面临哮喘缠身,而且咳起来,腰驼背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些曾经想记录下来的零星感悟,心得体会,也都只好放弃。唯有略拣几条不难的内容撰写出来,既作为自己的心得,也为读者凑兴。


但是,唯一要请诸位方家见谅的,乃是没有一个问题得以展开,因为才之不具,命之不许,连自己也只能是无端叹息,无能为力。相形之下,也就顾不得权威见笑了。






华未阑 于十一月三十日夜三更[/size][/size]

本文内容于 2010-3-7 9:23:33 被战犯201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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