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国宗”群体:太平天国君王们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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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国宗是太平天国众多高级职官里最神秘的一群,他们身份显赫,地位特殊,却又不在正规职官序列里;他们仿佛一夜间突然出现,成为一支又一支远征军的主将,一个又一个独当一面的重臣,却又在短短几年间消失在历史长河,仿佛从未出现过。 "国宗" 领导人的兄弟 顾名思义,国宗就是太平天国君王的亲戚,具体的说,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兄弟。 照理说,太平天国是洪姓的家天下,国宗应该姓洪,但根据拜上帝教教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5人都是上帝耶和华的亲儿子,耶稣的亲弟弟,因此这5位的兄弟也就都是"国宗

国宗是太平天国众多高级职官里最神秘的一群,他们身份显赫,地位特殊,却又不在正规职官序列里;他们仿佛一夜间突然出现,成为一支又一支远征军的主将,一个又一个独当一面的重臣,却又在短短几年间消失在历史长河,仿佛从未出现过。


"国宗" 领导人的兄弟


顾名思义,国宗就是太平天国君王的亲戚,具体的说,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兄弟。


照理说,太平天国是洪姓的家天下,国宗应该姓洪,但根据拜上帝教教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5人都是上帝耶和华的亲儿子,耶稣的亲弟弟,因此这5位的兄弟也就都是"国宗"了。


《平定粤匪纪略》中记载,国宗有"四姓十三人"、或"五姓十三人",目前所知道有国宗头衔的,包括洪、杨、韦、石四姓,人数则远不止13人。


如果是"五姓",应该包括姓冯的国宗。但清方和时人笔记中都记载,冯云山的兄弟亲属都未能投入太平军,他是孤身一人,且早在广西、湖南边界就战死,那时候还没有"国宗"这个新生事物。在太平军中的南王亲属除幼南王外,闻名于世的只有庚申十年(1860年)封搢天安、后来封佩王,癸开十三年(1863年)七月在天京城外印子山战死的冯真林,但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他早年曾获得国宗的封号。


照理说,国宗都应该是领导人的亲兄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记载中真正符合这一"理想国宗标准"的只有两人:韦昌辉的哥哥韦滨和弟弟韦俊;石达开"并无兄弟",石姓国宗都只是他的族人;洪秀全是有两个哥哥的,但各种记载都表明,他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被封为更高级别的"国兄",以示血统高贵,而目前唯一记载系洪姓国宗的,只有堂兄洪仁政一人。


杨姓国宗数量众多,但杨秀清非但是孤儿,而且杨氏族人只剩下一个年迈的叔叔杨庆善,众多"清字辈"国宗都是认的干亲,如排行"大国宗"的杨元清,原本是广东天地会首领;排行"七国宗"的杨辅清,则是广西桂平人杨金生,参加上帝会后被认作义弟。也就是说,杨姓的国宗其实没有一个和杨秀清有血缘关系。


萧朝贵是排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第三号人物,而且萧朝贵本姓蒋,过继给萧玉胜,族兄弟有萧、蒋两姓,人数众多,为何一个国宗都没有?是不是因为萧朝贵早死,故而被杨秀清排挤、又被洪秀全冷落?


不是。


萧朝贵的亲属,如妹妹嫁给他做王娘(鉴于西王娘是大名鼎鼎的洪宣娇,这位王娘应该是副职)的殿左二十七指挥罗际隆、曾经防守半壁山的西贵亲(不知是什么亲)陆炼福等,都受到重用,这些都是旁系亲属,血缘更近的直系兄弟自然更不可能被冷落,考虑到萧朝贵儿子萧有和、蒋有福和洪秀全的特殊关系,冷落萧、蒋两姓,简直是不可能的。


关键在于萧朝贵不是耶稣的弟弟,而是耶稣的"妹夫"--他妻子洪宣娇才是耶稣的"妹妹",这样一来,按上帝亲子、耶稣亲弟划线的国宗头衔,自然也无法落到萧、蒋两姓头上了。


事实上国宗还不止领导人的同辈兄弟。


按照《贼情汇纂》记载,洪、杨、韦、石四人的侄子称"国相",但出了天京城同样称"国宗",目前所知的国宗中,有韦以德(韦昌辉侄子)、石镇仑、石镇吉、石镇常(都是石达开的族侄),以及杨在田(不按"清"字排辈,当是被杨秀清认为子侄而非兄弟),可见,广义的国宗,还得算上这些子侄。


尽管有"十三人"的记载,但成书最早的《贼情汇纂》里,就已经记了14个国宗的名字,稍后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中,仅杨秀清的兄弟辈国宗已排到第七,有记载称"同姓连宗者二十余人",加上诸人的侄子、干侄子,总数就很难统计了,估计30-50人总是有的。


许多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士都迷惑于国宗的级别,因为记载十分混乱。


号称前期研究太平天国官制最权威的《贼情汇纂》就自相矛盾,一会儿记载国宗和燕王平级,理由是旗帜等级一样,都是8尺见方的镶边黄旗;一会儿又记载国宗跟侯爵级别相当。而太平天国自己的文书就更乱了:身为燕王的秦日纲和国宗韦俊用平级公文往来,却以上级口吻下命令给另一位国宗石凤魁;官拜丞相的罗大纲以对上级的口吻称呼韦俊,却以平级公文和石凤魁交往。要知道太平天国最讲究级别、职务,绝不可能有一级职官混乱到不知道是职同燕王、职同侯爵还是职同丞相。那么这国宗到底该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贼情汇纂》里把国宗分为国宗提督军务、闲散国宗两等,前者地位高于后者;而据《金陵癸甲纪事略》和《粤匪纪略》中都记载称,国宗还分“国宗兄”和“国宗”两级,前者地位更高。从目前保留下的太平天国方面文书,以及《金陵癸甲纪事略》和《天京续记》等资料记载,韦俊、洪仁政等都是“国宗兄”,而在秦日纲甲寅四年(1854年)十月二十日写给杨秀清的禀奏中,韦俊为“国宗兄”而石镇仑为“国宗”,地位分明。

值得一提的是石凤魁,十月初八日秦日纲给杨秀清禀报中称之“国宗兄”,而在此前后罗大纲给石凤魁的照会却称为“国宗石兄”,从罗文语气中推断,此时天京方面已经着手追究石凤魁失守武昌的罪责(石不久被处死),因此“国宗兄”也就自动“降等”了。


从这些凌乱记载中应可看出,“国宗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只涉及兵权有无,不涉及官职级别的高低,而“国宗兄”的地位要高于“国宗”。甲寅四年四月前,太平天国翼王以下最高官职为侯爵,“国宗兄”级别与侯爵相当,而低一级的“国宗”级别相当于丞相;秦日纲封燕王后,“国宗兄”级别升至和燕王相当,而从罗大纲照会揣测,“国宗”的级别未作调整。


“空降”国宗到疆场


绝大多数国宗都是在金田起义时、甚至更早就参与起事,并随着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天京,但一开始他们似乎都没有任何职务。


《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攻占天京后,在“癸丑二月”(1853年3月)将诸王兄弟“概封国宗”,这似乎并不准确,如韦昌辉的哥哥韦滨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封,石凤魁、石祥祯分别是癸好三年三月、四月封,但最早记载封国宗的韦俊、石镇仑则的确是“癸丑二月”,而此前他们都没有职务,而是和他们封王的亲属在一起。


这些“王亲国戚”政治上自然更可靠,但和早期各地拜上帝会首领,以及独当一面的将领相比,他们能力有限,威信不足,被留在诸王身边,而不担任具体职务,应该是适当的;等太平军定都天京,军力从原先的万把人、几万人扩充到几十万甚至百万之众,可靠将领不敷使用,而“王亲国戚”们经过万里转战,经验、能力都有大幅度长进,于情于理,洪、杨等人都不可能将这些最可靠的干部苗子弃而不用。


由于早期太平天国官制严谨,逐级提拔都以战功为标准,“王亲国戚”们如果“加塞”,必然军心不服;如果真的从两司马之类小官做起,又未免不伦不类,以“国宗”这样编制外的头衔带兵、理事,既足以号令部署,又不抢外姓功臣的饭碗、板凳,可谓煞费苦心的安排。


这些国宗中有的能力强,有的能力弱,能力强的会被封为国宗提督军务,授予大印,领兵出征;能力弱的则只是封个闲散国宗,从事一般工作,或干脆养尊处优;随着军事的发展,国宗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原本是闲散国宗的石镇仑,癸好三年五月被提拔为国宗提督军务,派去江西;原本是国宗提督军务的韦滨,因屡战屡败,就被收回大印,改为闲散国宗。


有些国宗会频繁在提督军务和闲散国宗间转换,如石祥祯因没攻下南昌一度赋闲,但很快就被重新提拔,负责天京郊外军务。这些往往是能力较强、因一时疏忽犯错的国宗,如果被认定无能,就再难出头了,如韦滨虽然身份高贵,但被杨秀清、韦昌辉认为能力太差,赋闲后就始终未能再起。


这些国宗在1853-1855年间十分活跃,湖北、江西、安徽战场,以及天京城外的争夺战中,都可以看到国宗们的身影。


如西征的第一批援军,是由韦俊、石祥祯两位国宗率领;两次攻克武昌的是国宗韦俊;攻克庐州(合肥市)的有石祥祯;防守武昌的主将,先是国宗石凤魁,后来则是国宗韦俊、洪仁政;韦志泰、石镇岗、石明开在天京城外作战,韦滨曾攻打过安徽太平府……在这两三年间,除去扫北,其它各主要战场,几乎都有国宗在唱主角。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段“国宗活跃期”,却几乎看不见杨姓国宗的身影。


事实上杨姓国宗很早就开始活跃。


据《天父下凡诏书》卷一记载,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太平军还在广西永安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审理著名的周锡能内奸案,往来东王府和各王、各衙署传达命令的,是杨辅清、杨润清;《天父下凡诏书》卷二和《天父圣旨》卷三中,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让人抬着自己去天王府“问罪”,同样是这些国宗手执兵器护卫、开道。据熟悉广西浔州一带风俗的人士称,“下凡”其实是当地“降僮术”的一种,“下凡”者在施法时,会处于自我催眠状态,一旦有人趁机暗算,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国宗”自然是最可倚赖的贴身护卫;杨秀清身负军国重任,每天要传达数百道重要指令,往来东王府和各重要职能部门、传递公文和命令者,必须是最可靠的人,名义上是“一家人”、利益紧密一致的杨姓国宗,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以1855年1月湖口大捷为标志,在此之后,国宗在战场上的“出镜率”明显变得稀疏:除了韦俊依然活跃,反攻武昌并与“龙套国宗”洪仁政就此坚守外,其它各路,国宗似乎都让位于外姓朝臣。


如当时最重要的两个战场--江西和京东,负责将领都已不再是国宗。江西方面,翼王石达开挂帅,几路大军的将帅为护天豫胡以晄、参天侯黄玉琨、卫天侯曾锦谦、丞相张遂谋、检点林启荣、赖裕新等;京东方面,主将为顶天燕秦日纲,大将为丞相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坤,检点吴如孝等。


几年的战事让杨秀清等人领悟到,最可靠的人未必是最合适的将领。


除去韦俊等个别国宗不负众望,取得辉煌战绩外,大多数国宗的战果并不理想:石凤魁不听副将黄再兴苦劝,刚愎自用,导致武昌失守,自己还要靠黄再兴苦战才能脱身;石镇仑、韦以德肩负保卫天险田家镇、半壁山重任,却在一天内相继战死;韦滨等国宗曾被寄予厚望,最终却铩羽而归;即使被公认善战的石祥祯,也先因嫉妒掣肘赖汉英,导致南昌久攻不下,后在天京城外盲目自大,生擒清军大将张国梁后疏于防范,反被对方刺杀身亡。要知道这几年是太平军在长江流域处处得势的上升期,许多将领脱颖而出,后期知名将领如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都在此时崛起,国宗们相形见绌的表现,让他们不得不退居二线。


不仅如此,经过几年血战,国宗中相对更勇敢善战的,许多已经战死沙场,幸存者除韦俊等少数,大多如洪仁政等,是给诸王管衣服、管账房出身的闲散人,在杨秀清看来,他们当然不适合继续担负军政要职。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其他各姓国宗相继沉寂之际,杨姓国宗却开始活跃起来:据《皖樵纪略》所载,国宗杨恒清在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赴安徽潜山阅兵,国宗杨辅清、杨宜清、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也在此前后被派往江西瑞州等地。此时正是杨秀清权力顶峰,洪秀全以下皆俯首听命,大约他因此认为自己在天京十分安全,故而大胆分派杨姓国宗去外地掌握兵权。仅仅两个月后,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死于非命,尽管原因复杂,但志得意满的他将杨姓国宗统统派出,身边空虚、防范不密,是洪秀全、韦昌辉得手的重要因素。


神秘消失的国宗编制


天京事变的“王杀王”让洪、杨、韦、石的兄弟神话骤然破灭,杨秀清一度变成了“东孽”,韦昌辉最终变作了“北奸”,他们的兄弟子侄自然也不再是什么高贵血统,而在一夜间变成了“问题干部”、“专政对象”,“国宗”的头衔自然不再与他们相干。


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夕,把大批杨姓国宗外派,自我毁灭的同时却让许多杨姓国宗幸存下来,从1856年到1858年,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姓国宗既不敢回归天京,又不敢投降清朝,只得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转战,并一度和离京远征、同病相怜的石达开部汇合。


韦昌辉被杀时,留在天京的韦姓亲族被一网打尽,只有驻守武昌的韦俊、韦以琳(韦昌辉的侄子)幸免,他们无心守城,在丙辰六年(1856年)十一月弃城突围,逃到江西、湖北、安徽一带,虽然在石达开求情和洪秀全的审时度势下,最终未被株连,但既然韦昌辉背定了“反贼”帽子,韦俊等人的“国宗”自然也是做不成的。


石达开一系的国宗尚有石镇吉、石镇常等数人孑遗,在石达开辅政的一年多里,他们仍然是国宗,但这已是无可奈何的明日黄花:丁巳七年(1857年)四月,石达开被逼远征,并最终越走越远,一去不返,石姓国宗从此也脱离了天京序列。


大约在戊午八年(1858年),洪秀全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神学体系,以为天京事变的“王杀王”自圆其说,一方面,他用中军主将、右军主将这两个杨秀清、韦昌辉最初的职务重新招揽了杨辅清和韦俊二人,并在表面上继续肯定石达开;另一方面,他重新解释上帝的“小家庭”,只留下耶稣、自己和杨秀清哥仨,其余“天弟”,从忠心耿耿的冯云山到一去不返的石达开,都悄然从神变成凡人,已经变成鬼的韦昌辉就更不用说了。


国宗必须跟天父天兄沾亲带故,韦昌辉、石达开既然不再是“王亲”,他们的兄弟子侄自然也不是什么国宗了。


1859年,重新获得国宗头衔的杨辅清、杨宜清等开进皖南,和“过气国宗”韦俊、韦以琳比邻而居,昔日的国宗“同胞手足”,今日的不共戴天血海深仇聚在一起,矛盾可想而知。矛盾的结果,是“前国宗”走投无路,叛投清朝,而“现国宗”们的特殊光环,也到了幻灭的边缘。这年十一月,杨辅清打败了叛逃的韦俊,收复池州,被洪秀全封为辅王,原本的杨姓国宗也一个个自动变为“辅王宗”,从此“国宗”在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编制表中消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后期太平天国的政治特色是神权政治,实质是神化洪姓,而将其它此前的“神人”世俗化、人类化,“国宗”这个带有昔日洪氏和诸王结为异姓兄弟、共称为上帝亲儿子、耶稣亲弟弟时代烙印的旧称,也便不得不迅速消失,以免给洪秀全的家天下带来不必要麻烦,因此不仅韦俊、石达开两族的国宗要消失,被重新神化的杨秀清一系,以及自己的叔伯兄弟们,也不得不被纳入朝臣体系,因为只有他和他的儿子,才是“天父天兄”神话体系唯一理所当然的专利持有者、受益人。


在天京统治范围内,这个痕迹抹得非常干净:国宗被“王宗”所取代,如忠王宗、辅王宗、章王宗等等,这些王爵只是朝臣,不是“神人”,“王宗”自然也就是个“干部家属”的地位,随着王封得越来越多,王宗也就越来越贬值;大约在1859-1860年期间,太平天国规定,所有1853年定都天京前入伍的干部,都可以获得“开朝王宗”的称号,“王宗”自然就更不值钱了。在1860年以后再版的、记载1856年天京事变以前事迹的书籍(如《天父圣旨》)中,“国宗”被统统改为当时根本不存在的“王宗”:国宗就此消失了。


当然凡是总有例外:在石达开的远征军里,国宗依然存在,因为脱离洪秀全掌握的石达开,只是仍然奉洪秀全为天王,没有、也不可能遵循洪秀全没完没了的改制狂想,他手下的石姓国宗石镇吉、石镇常等仍然顶着“国宗”的头衔,不同的是,石镇吉除了“国宗”,还有协天燕的爵位,在前期诸王中,石达开对宗教神话最无兴趣,他的这一举措,显然是这种世俗思想的体现。


石镇吉、石镇常长期游离在石达开大队之外,1859年底,他们攻打广西省城桂林不下,撤军退往百色一带,庚申十年二月,石镇常被团练杀死,三月初三日,石镇吉被俘,在桂林被杀,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未说是否国宗)战死。


这一天似乎成为“国宗”历史告终的一天:自那之后,再无一个“国宗”头衔的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1863年石达开在大渡河军覆,死难名单中没有一个国宗;1863-1864年,杨辅清部在苏浙皖边界溃散,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相继投降,但他们的头衔却是“卫王”、“友王”等;1864年夏,天京陷落,幼天王和洪仁热俗街两魅裁唬环咧芯陀泻槿收飧鑫ㄒ辉谑凡嶂辛裘暮樾展冢耸彼苍缫驯环馕敉酰辉偈枪诹恕?/p>


“国宗”是“天上兄弟”的人间延伸,是“上帝小家庭”神话的产物,也自然要随着这一神话的破灭而消失。这个称号晚于太平天国成立3年出现,又早于太平天国覆灭4年消失,“国宗”的旋起旋灭,堪称太平天国这个更大神话兴衰始末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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