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之但──一个倒霉军阀的人生结局(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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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之但──一个倒霉军阀的人生结局

军阀, 结局, 人生

我爷爷是一个性情散淡的人,一辈子不事生产,家里的生计全靠奶奶支撑。爷爷年轻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并和几个同好此道的爷们组织了什么“玩友社”,兴之所致,便在茶馆聚伙清唱。这“玩友社”实际上就是一个川剧爱好者的票友组织。经常参与“玩友社”活动的,有一位名叫侯之但的过气小军阀。侯之但就是电影《突破乌江》里面那位黔军侯司令,下野后便回老家赋闲。这位侯司令静极思动,便主动参加了“玩友社”,和一帮市井平民相邀看戏,相聚票戏,图个开心。据说,侯旅长虽然下野退役,但仍喜穿着一套将校呢军服,其无论走路还是站坐总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虽然身份有别,侯旅长从不拿捏架式,与玩友们平等相处,彼此交往的话题也从不涉及政治,当然,我爷爷对政治之类话题也毫无兴趣。多年以后,爷爷看了《突破乌江》这部片子,说:老侯打是打输了,但他可不是笨蛋。

我对侯之但将军的印象来源于反映红军长征的老故事片《突破乌江》。在电影中,侯司令属于那种看似凶狠实则“草包”的“菜鸟”将军,他和手下官兵在“英勇红军”面前显得愚蠢怯懦而不堪一击。历史的事实是,侯之但确实被红军所溃败,其溃败的原因则并不简单。历史上的侯之但,并非出身绿林好汉,他青年时代也接受过比较规范的军事教育,并与同乡、同学组成了民国初年控制贵州长达十余年的桐梓系。侯之但先后面贵州军阀首领刘显世、王天培、袁祖铭、周西成、王家烈等枭雄的旗下带兵,在西南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角。三十年代初,侯之但已经成为位列贵州省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之后的二号人物,时任25军副军长兼师长、主力旅旅长、黔北地区剿共司令,据守在相对富庶的黔北地区。在红军进入贵州之前,桐梓系诸将领实际上已貌合神离、拥兵自重,王家烈名为军长、省主席,实际上只能控制有限的地盘和兵力。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王家烈自知不敌,被迫请求中央军入黔“剿匪”。蒋介石正中下怀,命令薜岳将军统兵入黔。薜将军的任务不仅是消灭红军,还要借机收编贵州军阀部队,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也趁听调“剿匪”之机,企图窜进贵州抢占地盘。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王家烈、侯之但等军阀心知肚明、惶恐不安,对“自家人”的防范甚于对红军的防范。所以,当红军逼近乌江防线的时候,驻防黔军的总指定侯之但已经把其主力用于防范中央军、川军、滇军对北地区的“进犯”去了。红军在乌江防线刚发威,侯之但的部队也就借势逃回了“老家”。然而,侯之但虽然逃过了红军的毁灭性打击,却没有逃过老蒋的“手板心”。老蒋以种种借口并借助中央军的强势,对贵州军阀进行了全盘收编。王家烈、侯之但都被解除了军权,自然而然也丧失了对“根据地”的控制权。老蒋还算不为己甚,没有使出月黑风高的手段,而是慷慨地允许侯之但带着家眷、细软等迁居贵州赤水县城。侯之但在赤水早就筑有“侯公馆”,此番失势后,便安心赋闲不再有其它想法。他的旧部被老蒋收编、整组后开出了贵州,在抗日战争中倒也表现不俗。侯之担在其赋闲的十余年间,每天仍保持军中出早操、冷水浴的习惯,其“名人效应”对乡邻子弟的影响竟然甚大。

解放时,侯之但并没有出逃,也没有接受国民党残军邀其就职川黔游击纵队总指挥的要求,只是平平静静地看着解放军进城。他不知道的是解放贵州的部队首长杨勇苏振华都是当年参加过突破乌江战役的基层指挥员,杨、苏二人可知道这个鼎鼎有名的侯之但。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侯之但被捕并很快执行枪决。当时,我父亲已经是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也参加了枪决侯之担公审大会的秩序维护工作。据他回忆,侯之但那时已是近60 岁的人了,穿着一身将校呢的旧军服,脚上一双马靴擦得锃亮。主持公审大会的是驻军的团政委肖风,他也是参加过乌江战役的红军战士。肖政委曾到牢里看过侯之但,问侯将军还有什么要求,侯说:让我死得像一个军人吧。肖政委思考片刻就点头应允了。从公审大会现场到执行枪决的赤水河岸有不短的距离,侯之但始终昂头、正步走向刑场。他是站着挨的子弹。这一幕给我的父亲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发电要求停止执行对侯之但的枪决,可为时已晚。倒是肖政委因为认可侯之担“死得像一个军人”的要求,被同事以“阶级立场不稳”为名上告到兵团党委,他受到了党内处理并调离。后来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人生的际遇。

侯之但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但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年4 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

该县县志引述的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但“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但并无什么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但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没有去山里入伙,也没有明里暗里有过反共活动。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但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侯之但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但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但”。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但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但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但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侯之但被杀,原因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当然,如果侯之但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我父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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