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彭德怀因何最终失去与毛泽东谅解机会

shoutink 收藏 5 6005
导读:倔强彭德怀因何最终失去与毛泽东谅解机会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10_3_5_74677_10774677.jpg[/img]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   刚上庐山,毛泽东在讲到形势时仍然是这样:“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也是
近期热点 换一换

倔强彭德怀因何最终失去与毛泽东谅解机会


倔强彭德怀因何最终失去与毛泽东谅解机会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

刚上庐山,毛泽东在讲到形势时仍然是这样:“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从7月10日到12日,他接连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针对1959年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条解决措施。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来了。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见。庐山的和谐气氛开始逆转。其实在写信之前,彭德怀在庐山的大会小会上已作过多次发言或插话,其锋芒毕露,言辞尖锐,虽经出

于好意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作了处理,特别是删掉了在小组会发言中最尖锐、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但山上的好事者和护短的人不少,估计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比如这样的话:“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

从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那里,周恩来也听到有关毛泽东的一些动向。毛泽东办公室里的灯,经常亮到子夜,可是里面并不见人。毛泽东过去开会总要轮流找各路“神仙”谈话。自从彭德怀开炮后,他约人谈话的次数少了。时常面色阴沉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看

书,或者坐在阳台上对着残阳抽烟。夕阳西下时,他独自在竹林里徘徊,或者绕着喷水池,反剪着双手来回踱步。有时,周恩来到“美庐”请示工作,常见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发愣。他可能感觉到毛泽东正在下什么决心,因为他那种沉闷的态势,周恩来还是在打三大战役前决策时见过。

事也凑巧,本来彭德怀想将他的种种看法,当面找毛泽东谈谈,可毛泽东的卫士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事情,曾经排开警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那时毛泽东并不怪罪,总是急急披衣起坐,谈完要谈的事情,有时候还笑着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有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可现在不是当年了。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到毛泽东住的180号,走林阴甬道不过200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很显然,彭德怀的发言和后来的上书,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已经很盛的情况下,是很不合时宜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联系到彭德怀的历史;怀疑到彭德怀的用心。16日,毛泽东把彭的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这一天,他还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开会。

“昨天收到彭德怀写给我一封长信,我加了个标题,印发各同志参考。印发下去后,大家评论一下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望望周恩来,“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恩来同志,由你通知他吧。”

……

此后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彭德怀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会议结束后,九江机场已经准备好专机,以每15分钟一个航班的间隔,将多数与会者送往北京。彭德怀成了“孤家寡人”。他的那架飞机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除彭德怀和他的妻子浦安修及身边的秘书、参谋外,参加会议的只有张爱萍上将一人。飞机飞至微山湖西侧高空时,遇上一场暴风雨,全部飞机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里就餐,整个食堂桌桌满座,唯独彭德怀那桌只有他一人孤零零地吃饭。与上山时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这年的国庆正好是“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前的盛大典礼上,人们再也见不到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取代他检阅部队的是新任国防部部长林彪。

在这一天,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

10月13日的清晨,毛泽东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这使彭德怀重新燃起了希望。他顾不得吃早饭,马上命车出发,直驶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当他快步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从容地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道:“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让彭真、###两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也同意。

这时,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着彭德怀,似在等候什么。

彭德怀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做违心的检讨。庐山上的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如万箭穿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历史再一次黯淡起来。两个历史巨人,两个同样火辣的湖南老乡,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再次失去了谅解的机会。

彭德怀给毛泽东最后的上书

春去秋来,中国的历史在曲折中前进。1965年9月21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农村去。彭德怀的信当天下午便送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看信后,于23日早7时半,叫秘书打电话给彭德怀,约他8时半前去谈话。彭德怀谨慎了些:“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就来吧!”

彭德怀即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到彭德怀过来,远远就伸出了手。

两人握住手,打量着。毛泽东的目光扫过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了笑:“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毛泽东顿了顿,又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作结论吧。”又说:“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

8时40分左右,刘少奇、***、彭真先后来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建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还是不愿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这几句话深深感染了彭德怀。(见《彭德怀传》及《一个真正的人》)

毛泽东继续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他谈起了往事:“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

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5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工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仍然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彭德怀又有了以往那种豪气和自得。但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又给他投下一片新的阴影。临别时,毛泽东忽然问:“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联盟’吧?”

彭德怀当时没有在意,回来一想很是不解。的确,毛泽东后来一直认为彭德怀“里通外国”,和高岗一样,“想夺权”,这使得毛泽东最终没有与彭德怀和解。

会上没有看到周恩来,总有些心不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他给周恩来处打过几次电话,都说周恩来不在家。他放下电话,颇为伤感:“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六年,惭愧呀!”

这天,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了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西花厅。彭德怀立即叫车,可司机不在家。他急得团团转,只好给周恩来回电话:“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么!”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6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感慨道:“是啊,庐山的事过去6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说:“这6年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三线的建设情况,要他注意几点,鼓励彭德怀振作精神,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彭德怀走了,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三线建设的战场。他本想把自己的余生都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事业。谁知还没等他施展才能,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风暴再次将他推上浪尖。1966年12月24日,他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持走了。

情况突变,西南建委的杨焙想了一下:“我看,打电话请示一下总理办公室吧!”

他要通了长途台。

清晨6时,西南建委与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了。秘书周家鼎听取了杨焙的汇报后,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周恩来。(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周家鼎:《总理风格如是说》)

周恩来问:“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已被红卫兵绑架,去向不明。”

周恩来一惊:“哪里的红卫兵?”

“北航‘红旗’。”

“他们串得好快呀!”周恩来凝眉沉思,眉峰一抖,马上吩咐:“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尔后迅速报告中央!”

周家鼎认真记录着周总理的指示:

“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给西南建委、北航‘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去电: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以上三条,同时通知北航‘红旗’的同学。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安全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周家鼎特意叫北航“红旗”的人接电话,要他们必须很好地协助西南建委落实总理指示。尔后,他又急忙回到办公室问周恩来:“总理,成都军区给哪位负责同志通话?”

周恩来说:“给黄新廷司令员打电话。”

“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那……就找甘渭汉政委吧!”

“他也失去自由了。”

“噢?那……是韦杰同志在负责吧?”

“是韦杰副司令员在暂时负责。”

“那就赶快通知韦杰同志。”

周家鼎又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傅崇碧因正在主持会议,就让政治部主任周述清前去代受任务。

周述清一到,周恩来立即布置:“你们卫戍区马上组织力量,近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到火车站去接人,绝对不能让红卫兵将人抢走,加害于他。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叮嘱周家鼎:“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1966年12月27日晚8时许,彭德怀所乘的列车抵达北京。北京卫戍区派警卫处参谋王金岭专门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他和周述清一起来到车站,这时已得到风声的红卫兵也站满了车站,准备截留彭德怀。王金岭和周述清与其争执一个小时,仍无法将彭德怀带走,只好同意红卫兵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

此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戚本禹接到红卫兵的电话,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此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他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捂住话筒,进一步探寻着意见。

周恩来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转过身去,又对着话筒喊。

周恩来预感到事情不妙,抽身离开会场,嘱咐周家鼎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周恩来跟傅崇碧通完话,才知就是戚本禹从中作梗,打着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红卫兵。周恩来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人要回来。

周恩来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大声斥责他:“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28日清晨,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时11时,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29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了彭德怀的“监护”情况,而后再次指示: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写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处境,也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到了2月,“文革”风暴更是席卷一切,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了起来。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因为有了这些交代,虽然外面形势很乱,被“监护”起来的彭德怀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彭德怀,现在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学习,扪心自问,写交代材料;这让他简直无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岭特地将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却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于是,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 穿

1967年4月20日晚

彭德怀以他青年时起的名字署名,肯定是有所用意的。然而周恩来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在年初专门研究生产的经济计划会议上,本来应该出席的有刘少奇、***、彭真、陶铸;可现在都成了一张张空椅子;无限惆怅中,他急切地盼望着主管工业的余秋里快些到来。他喃喃着:“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这一条胳膊了……”而最终等来的是秘书的低语:“余秋里同志被揪斗去了。”如此一来,面对彭德怀满怀热望的信,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他没有忘记彭德怀。

1971年国庆节前夕,卫戍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知各个“监护”点,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过好节日,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对于被“监护”的彭德怀来说,度日如年,眼看又一个春节到来,他更加焦躁不安。奇怪的是,这一天竟有人给他送来了礼品:糕点和罐头。彭德怀接过礼物时,问起哨兵:“小鬼,这罐头是你买的?”

哨兵回答:“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总理还没有忘记我们……”

他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久久地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念叨:“总理啊,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这几年,彭德怀实际上已成了被软禁的###。在长达10余年的专案审查中,由于找不到“里通外国”的证据,而且,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并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彭德怀的专案审查交给黄永胜。1970年,“彭组”三次上报了《关于**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篡党篡国”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对这位开国元勋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所幸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这样,彭德怀的“案”始终未定。

恶劣的监管条件和残酷的批斗审讯,摧垮了这位硬朗朗的铁汉。到了1972年后,他经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进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真可以说,他是死于心肠太直了。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他指示:请三○一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却坚决反对手术。他对着专案组的人吼道:“你们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

专案组的人劝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

“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你还信不过吗?”

“那好,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我有话要跟总理说。”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不对!我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账!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还想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后经侄女彭梅魁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先做手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断地申辩:“我没有里通外国!我自己犯有许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之冬,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无暇或无心顾及彭德怀了,整个中国都已乱了方寸,他们面前的乱麻已经多得难以理清:毛泽东感觉到“天下大乱了”,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发来的请帖”;而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已经时时准备“入地狱”了。尽管我们无意苛求两位伟人,庐山的那场风暴也不是他俩的“合谋”,但庐山会议确是一段无限的悲剧“风光”。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当今天我们能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时,“始作俑者”们都已纷纷作古,而这段繁杂的“历史的插曲”,给后人留下了苦涩的思索

24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5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