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结构”是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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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在接受中国媒体人林涵采访时,讨论了多年来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难的主要矛盾、金融危机期间国家权利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复苏中潜在的问题及出路。以下为整理后的采访内容,由林涵和陈志武教授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林涵:中国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战略是刺激内需,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虽然这已经是谈了很多年的一个提法,但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是,在过去一年中,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更多的依然是按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扩大投资来保增长,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政策开始转向?


陈志武:基本思路很明显,是这次金融危机逼出来的。从01年加入WTO到08年,7年多时间里,整个中国经济和企业,都享受到了WTO红利,让中国的劳动力和制造业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使出口每年大幅度增长。但,毕竟出口不是无底洞,7年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令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经济能为中国出口提供的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这就把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推到新的高度,这次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重点转移到国内需求增长上,是自然选择。


林涵:为什么我国多年以前就已经有刺激内需的说法,但到今天为止这一问题依然严峻?


陈志武:如果一件事经过多方多年的努力都还不成,说明问题必然在于基础制度安排上,而中国消费增长艰难跟国有制、跟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有关。根据我的一些研究,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那么在同样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其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就越慢。道理很简单,当主要财产是国有、土地都是国有或者公有的社会,企业产权再升值、国有企业利润再多、土地再升值,老百姓都无法感受、享受到这些资产收益,得不到财富效应,因为这些资产收入都由政府独享。这些年的经济增长让土地升值很多,国企利润和资产都升值很多,但这些对老百姓的收入和财富没有产生影响,所以,老百姓能感受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有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要保8、保9,才能保持起码的稳定,是因为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GDP增速只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的一半左右,他们分享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


林涵:您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的应对政策,是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还是减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怎么评价刺激经济政策的得失?


陈志武:是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强化国家对资产和各行业发展机会的占有度。近一年多,因为双扩张政策,财政和信贷,都更多支持了国企,使国有企业的现金大大增加,让国企有更多钱去在相关和不相关的行业进行很多并购,包括房地产行业。本来,从90年代中期到近两年前,房地产业总体上竞争非常激烈,主要是民营企业主导的,但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被国企并购。在最近的土地竞拍时,不少国企买出了地王。综合在一起看,积极财政和信贷政策,以及众多政策的导向上,都偏袒国企,令政府在经济中以利益者出现的程度大幅提升。


林涵:有人把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相提并论,您觉得是否具有可比性?


陈志武:存在本质区别。比如,罗斯福新政最核心的地方,是通过立法重建市场规则,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提供底线保障,以这些方式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而不是由政府以赚钱为目的建立众多国企,既做裁判又做球员,这不是罗斯福新政的思路。在中国往往有人借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可做的是苏联国有经济的事,是计划经济的事。即使像美国在08-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恶化,由政府出钱去支持华尔街银行等,但最近银行都纷纷将政府的资金退还,政府不再拥有这些银行的证券,这说明,政府注资只是危机严重时解救危机的办法,但不是联邦政府将长期充任银行的股东。这些我在08年底、09年初的许多访谈中都谈到了。


林涵:您怎么分析,为什么在这样的经济刺激政策,最先复苏的并不是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而是大宗商品市场、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陈志武:这不奇怪,全球产能严重过剩,尤其在需求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当然不能在工业等领域做更多投资,因为那样使产能过剩得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个人拿到资金只好去投股市、房市,往资产市场上压,由此刺激房地产项目的大增,要盖大量的楼房。另一方面,就是由地方政府去做投资,往众多基础设施上投资。于是,不管是房地产还是各地的基础设施项目,都需要用到很多材料和各种工程机械,大大增加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使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北京房价09年上涨50%多,沿海房价涨幅有的地方更多。由此产生的局面,资产泡沫风险很大。现在北京的房价和东京房价差不多,但北京普通人的平均收入是东京的十分之一左右,不需要学太多的经济学,都知道这种情况不能持续,这种资产泡沫会造成今后的金融危机。


林涵:除了股市、楼市现涨起来之外,制造业普遍面临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情况,即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您怎么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


陈志武: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挂靠美元,长期停留在一美元对六块八人民币的汇率上。在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贵金属以及资源基本上都在贬值的时候,因为美元贬值产生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就会100%输入中国,造成制造业的材料价格上升。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林涵:众所周知,为了获得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价格,都是被不断压低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成为压低中国产品价格的手段之一。为什么中国必须依靠压低价格来获得出口竞争力?


陈志武:因为在过去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只追求简单的GDP增长速度。在国有经济比重这么高的情况下,一方面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国内消费难以增长,所以得靠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尽管得到最多的资金支持但又不创造太多的就业,而创造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又得不到资金,结果使国内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因而让国内居民的收入进一步降低或者没法以跟GDP增速相配的速度上升,压抑国内民间消费的增长空间。因此,为了给不断扩大的制造业产能,就只能依赖出口市场,通过汇率压低出口品的价格。虽然方方面面的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制造业上,最近10年中国的制造业并没有增加太多的就业机会,甚至一直在减少。这本身说明资源过多地向国有经济配置的结果是,社会就业的问题日益严重。过去10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保持在民企固定资产投资的4倍左右,但从98年到现在,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每年在减少,而民营经济提供的就业则每年按几百万在增加。偏袒国有企业的结果之一是,抑制就业增长,使劳动力价格下跌或停滞不前,压低劳动力价格又导致老百姓收入下降,并进一步压抑国内消费。


林涵:根据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持续明显下降,一个数据是,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已下滑到45%,2007年缩减至35%左右;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在刺激居民消费方面,您的药方是什么?


陈志武:药方是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剩下的国有企业股份都装入其中,央企放到全国国民权益基金,地方国企放到各省的国民权益基金,然后将这些基金的股份均分到老百姓手里,让全国公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林涵:从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对应角度理解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要刺激内需,改善收入分配,就必须从政府主导的投资动力推动的经济,转变为由微观经济个体主导的消费动力推动的经济?


陈志武:的确如此,强势政府支持下的行政经济,必然测重投资,必然侧重形象工程,因为官僚体系不是靠经济效率来决定钱应该怎么用,而是追求政治升迁资本的最大化,以此决定资源如何投放,这就必然注重投资。可以说,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时间越长,就越导致资源低效率的使用,国有经济做了20年,结果把中国经济带到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才为78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推动力。可惜30年以后,我们把过去的教训忘了。所以,接下来20—30年的发展和变化,就不会像前30年这么容易了。



林涵:您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说,除了国家控制了国有资产和土地,导致国民收入收到压抑外,我国的税收和财政支出,都不需要经过人大审议。也是导致国民收入不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陈志武:这就是财政民主的问题,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征税权的制约、缺乏对政府财政预算制约的能力。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发挥人大系统的独立监督作用,经常性举行各种听证会,每个季度起码有两个星期,让人大的专业委员会把相应部门领导叫过来问责,例如财经委员会召集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的管理层,看哪些政策有问题,有哪些不同意见,进行公开正式的问答。政府机关对人民负责的方式,就是对人民代表机构负责。


林涵:有人要说,人大代表没有专业的能力去面对国资委、银监会,对他们进行监督。


陈志武: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就必然像现在这样,人大代表和专业委员会的专业性不足。你不能怪他们,因为在目前的做法下,即使他们有这样的专业技能,也会是闲置的。但,一旦公开听证会变成人大的一种常态机制、变成一种传统,人大委员们一方面自己会有压力去学,另一方面也会找很多顾问,会自己召集研究团队做调查和准备工作,他们会被逼着去学。


林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有一个数据,在“四万亿”资金投入中,政府承诺的保障型住房投入只到位20%,您认为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下,通过政府主导来补贴低收入群体这一政策落实的机会大吗?


陈志武:要落实这些政策,就必须有全国人大、地方人大举行各种公开听证会,至少在专业委员会层面能举行听证,这样才能保障行政部门、地方政府会执行政策。在目前的机制安排下,保障型住房成了空文,不奇怪。


林涵:从您刚才的谈话中可以发现,国家的权力太强,而个人权利不彰,才是过去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内需不足的症结。


陈志武:是的,政府拥有生产资料、拥有并经营企业,不仅会降低经济效率,不利于就业的增长,也会让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抑制民间消费。遗憾的是, 这次危机以后,借助救经济,让国进民退的趋势大大强化。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说的对,过去依赖“低人权”优势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工厂,靠出口带动增长。按照经济学的术语讲,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得不到保护,就是个人权利的价格很低,侵犯个人的权利所要付出的代价很低,因而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可以很低。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会要求更高的权利价格,令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均衡。


林涵:当前,金融危机已经令经济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将倒逼出一个更好的权利结构局面?


陈志武:金融危机带来的结果,可能与你说的正好相反,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更便宜,包括权利的价格也会更低,就像在传统的中国,一旦有大的天灾人祸,妻妾的买卖价格会下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在危机中通过行政手段让国有经济扩张、挤压民营经济、延伸强制力,使私人、个人的权利相对受挤压,权利的价格在进一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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