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落日余辉——清世宗的改革[国史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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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爱新觉罗·胤禛,男,满族,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第四子,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通称雍正。爱新觉罗·胤禛通过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在激烈的夺嫡斗争中胜出,登上皇帝宝座。他在这个岗位上的表现非常出色。 ********** 大家知道,清,是少数民族满族(女真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这使得王朝的主要矛盾,除了阶级矛盾之外,还多了一个民族矛盾,并且在一定时间内,民族矛盾还能够加重阶级矛盾。“我大清”开国初年大搞“圈地”,八旗贵族大量圈占汉族农民的土地,使许多有地农民沦

爱新觉罗·胤禛,男,满族,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第四子,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通称雍正。爱新觉罗·胤禛通过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在激烈的夺嫡斗争中胜出,登上皇帝宝座。他在这个岗位上的表现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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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清,是少数民族满族(女真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这使得王朝的主要矛盾,除了阶级矛盾之外,还多了一个民族矛盾,并且在一定时间内,民族矛盾还能够加重阶级矛盾。“我大清”开国初年大搞“圈地”,八旗贵族大量圈占汉族农民的土地,使许多有地农民沦为无地农民,他们的反抗被武力镇压之后,不得不靠给地主老爷当雇农耕作而谋生,无疑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阶级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在“我大清”长期存在。

康熙初年八旗贵族大量圈地,中期连年征战(平三藩、平台、征准格尔、征俄),沉重的负担落在农民头上,小屁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到了康熙后期,国家安定下来,不再打仗,农民负担减轻,生活有所好转,皇帝脸上也有光彩。为了彰显自己的盛世,康熙五十年朝廷做出来一项重大决策:“圣世滋丁,永不加赋”。所谓“圣世滋丁,永不加赋”,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此后溢出之丁不再承担丁役。”

当然,必须承认,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仁政。尽管如此,在执行中仍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人都是会死的,就连秦皇汉武那样孜孜以求仙道的伟人都没有做到“万岁”,更何况并不伟大、也没有钱去求仙的纳税小屁民们?那么,小屁民死了怎么办?既然“圣世滋丁,永不加赋”,减丁是不是减赋呢?当然不减,减了的话朝廷吃什么?这样,就出现了新增人丁不缴税,旧额人丁不减税的怪异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康熙五十五年户部出台的解决方案或者说实施细则是:一户之内,如果减少一丁,又新添一丁,以新添抵补减少;假如一户之内减少的有二、三丁,新增男丁的不够抵补,则以亲族中丁多人户抵补;如果还不够补齐,以同甲中粮多人户顶补。抵补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的男丁,才归入滋生人丁册内造报,不再加税。这样,就使怪异局面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但是,实施细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总体上说,自从“圣世滋丁,永不加赋”实行之后,人口总数是增加的(而且是爆炸式增长),那么,新增人口中谁递补缴税名册,谁归入滋生人丁免税名册,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那年头又没有互联网的监督,很难做到像本朝这样的公开公正公平,具体经办人员未免上下其手,经过这样那样的操作,最终导致穷者益穷富者益富的结果。有钱的、有势力的、有面子的老爷们,自然可以通过行贿、打招呼、递条子等各种手段,使自己的家人更多的进入免税名册,穷鬼屁民们只好乖乖的进入递补缴税名册。


雍正是个聪明人,当皇帝之前又曾长期在户部当差,他应该很容易就想明白这其中的关节。但“圣世滋丁,永不加赋”毕竟是了不起的仁政,又不能废除。贸然废除仁政的话,是会被骂滴。稍微像样一点的皇帝,其实都怕被骂(像大明万历皇帝那样的鸵鸟皇帝例外,你不管怎么骂,他就当没听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雍正皇帝隆重推出了第一项经济制度改革措施:

摊丁入亩

所谓“摊丁入亩”,就是取消丁银,把原来应收的丁银,摊入田赋当中,按照拥有土地的多少而收取。

需要说明一点,清代的“丁银”,并不是简单等同于“人头税”。明朝中后期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曾经实行“一条鞭法”,因为触犯统治阶级利益而被废弃。明朝废弃的,清朝又捡起来了。清初税制,基本上执行的就是“一条鞭法”那一套,税收分为按人丁收取的丁银和按田亩收取的田赋两大块。清朝在执行这种税制的过程中,已经很少征调民夫服徭役,而基本上以征收丁银来取代徭役。地方上的重大工程也非常少,真有需要民夫的时候,官府可以从征收的丁银中拿出一些钱来雇用。丁银更像是人头税和徭役的混合体。

雍正即位的时候,“我大清”入关已有七十余年,土地兼并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无地农民越来越多。当时的专用名词叫“无业光丁”,没有土地,没有产业,光板一个白丁,还要缴纳丁银。为了逃避丁银,反正也是光板一条,干脆,逃走了吧,人丁逃亡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摊丁入亩”实行之后,“无业光丁”不用缴纳丁银了,负担明显减轻,也就用不着逃亡了。

“摊丁入亩”还有其他用处。自从“圣世滋丁,永不加赋”实行之后,税收额度已经确定,雍正不好意思增加;现在“摊丁入亩”了,税收额度需要重新计算,是不是要增加,那就看他雍正的意思了。

另外“摊丁入亩”实行之后,不收丁银只收田赋,税收从两大块变成一大块,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客观上减少了经办人员上下其手的机会和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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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第二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措施叫做: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清仿明制,当官的、有功名的人家,属于特权阶层,这些人(以及这些人的家人!重要!)是不用缴纳丁银、田赋,也不用服徭役、兵役,总之,不用负担一切国家义务。当然,这很好理解,当官的当然可以有特权,要不然当官干什么;就像今天铁血论坛里,当版主(或者版主的哥们)的帖子,评分评级一概从优,大家也都能理解。

雍正实行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些特权阶层就需要当差纳粮,缴纳丁银田赋,失去了相当的特权。

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和小屁民无关,那你就错了。

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看过《儒林外史》?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范进中举”很有意思。范进中举之前是个穷光蛋;范进中举之后,居然有人自愿当范进家的奴仆。为什么?难道这些人不知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什么放着好好的自由民不做,要做举人老爷家的奴才?

因为举人老爷家里不用当差纳粮。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自耕农当了举人老爷的家奴,就也不用当差纳粮了,只用给举人老爷交租子就可以。苛政猛于虎,当税赋高于或远高于田租的时候,自耕农宁可连人带土地投在举人老爷门下。这在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投献”(诱发文化大革命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类似的情节)。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促进了土地兼并。

然而,举人老爷也不是长生不老的,连长命百岁的都没几个;举人老爷死了以后,这些农民是摆脱不了奴仆身份的,不仅需要继续交租子,而且需要重新当差纳粮,无疑加深了阶级矛盾。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不可能让举人老爷甚至知县老爷知府老爷本人去当差纳粮(连老爷的儿子,也就是少爷都不用去),但老爷家的奴才们还是要当差纳粮的。这样就遏制了自耕农自愿(真的是自愿,不是被自愿)变成老爷家奴才的冲动,从而有助于遏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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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第三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措施叫做:

耗羡归公,或者叫火耗归公。

所谓耗羡,或者火耗,是指官府从小屁民收取的税银,都是几钱几分的;而上缴朝廷的,都是二十五两或者五十两一锭的官银。这样,各级官府就需要把收到的散碎银子融化冶炼成大锭的官银,在融化冶炼的过程中,由于跑冒滴漏的原因,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有时候由于征收到的银子成色不好,含铅量大,冶炼的时候会把铅剔除掉,也会造成银子总重量的损失,这些损失,就叫火耗,或耗羡。这个损失,总不能让官老爷来承担吧?于是各级官府在征税的时候,都要多收一点“火耗银”,实际上相当于正税之外的附加税。仁慈一点的老爷,收取的“火耗”比较少,比方说,只比正税多收三成......

当然,“火耗”不可能消耗掉三成乃至一倍的银子。那么,多出来的火耗银子到哪里去了?都跑到官老爷口袋里去了。

肥差啊肥差,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大都是这么来的。

雍正执行耗羡归公之后,“火耗银”的用途被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

“耗羡归公”和小屁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间接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中央财政不用再操心地方亏空,地方财政也更加充裕。这样,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税的机会大大减少;同时“水过地皮湿”,“水过”的机会减少了,“地皮湿”的机会也就跟着减少了。

什么?还不明白什么叫“水过地皮湿”?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当初明朝万历皇帝征收矿税的时候,后世有人(黄仁宇等)计算过,皇上每到手一两银子,皇上派往各地的“矿使”也就是征税太监们就能到手二两银子,地方政府的收税员们就能到手三两银子,各地的地痞无赖就能到手四两银子。地痞无赖怎么到手四两银子?“矿使”每到一地,当地的地痞无赖就像闻到臭肉的苍蝇一样,“呜”的一下扑上去,充当“矿使”的跟班和打手,引导“矿使”剥削百姓敲骨吸随。这样,皇上没到手一两银子,小屁民们实际上要出十两银子。

当然,正税不会像“矿税”那么疯狂,但总能“水过地皮湿”一下。“耗羡归公”以后,财政充裕,加税的机会减少,“水过地皮湿”也就跟着减少了。

不要小看这个“水过地皮湿”,明末加征“辽饷”,实际上到朝廷手里的少,“水过地皮湿”的多,直接导致了明的灭亡。

可能有人会问,不是“圣世滋丁,永不加赋”,税收额度固定了吗?怎么可能再加税呢?

不要忘了,“圣世滋丁永不加赋”,不加的那个“赋”乃是正税,附加税是限制不了的。如果需要,“火耗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嘛。收三成是“火耗”,收“五成”还是“火耗”,朝廷才不会具体干涉地方上“火耗银”的多少呢,朝廷只关心地方上是不是足额向户部缴纳税赋了,有没有亏空拖欠。

“耗羡归公”之后,亏空拖欠减少,地方财政充裕,只有很少一部分“火耗银”变成了“养廉银”,可以装进官员们的口袋里,比起全部或大部“火耗银”都装进口袋大大减少。这样以来,地方官员征收“火耗银”的积极性有所下降。因此,“耗羡归公”尽管与小屁民没有直接关系,却仍然能间接的减轻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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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一朝的改革措施很多,但有重大或者说决定性影响就这三条,“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了人头税,完成了徭役的货币化;“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共同遏制了当时已经相当猖獗的土地兼并;“耗羡归公”减轻了小屁民的负担。这三大措施,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另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元”相比,“我大清”享国久远,寿命是元朝的三倍,和明朝大体相当。“我大清”之所以比元朝长寿,原因很多,雍正一朝的改革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元朝缺乏像清世宗这样的有政治智慧又有执行能力的大政治家,所以短寿。

雍正一朝的其他改革措施包括:

废除贱籍

贱民指奴仆、娼优、隶卒、乐户、惰民、蜑户(以船为家,可以捕鱼或卖淫为业,不能上岸居住的渔民)等。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不能与一般人为伍,不能读书,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

说起贱民的由来,多少有些搞笑。当初朱元璋还是一路反王的时候,其他各路反王如张士诚等人,他们和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他们的部属被朱元璋打入贱籍,成为社会底层中的底层;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忠于建文帝不肯依附朱棣的人也被打入贱籍。

贱籍制度很能说明朱明王朝的阴暗,所以才有猪明王朝的说法。

“我大清”入关夺取天下,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保持这些贱籍,难道“我大清”的统治者还想当朱元璋朱棣的孝子贤孙?实在搞笑。直到雍正年间,朝廷才陆续废除了各地的贱籍。

改土归流

“土”就是土司,是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统治者,仅在名义上由朝廷任命;“流”就是流官,不能世袭。朝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世袭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作用没有吹的大。直到解放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大量世袭土司。真正解决了世袭土司问题的,是解放后的人民政府。

设军机处

军机处本是雍正用兵西北时的临时机构,后成为常设机构,最高军政行政机构,从而取代了康熙朝“上书房”的作用。这一机构加强了皇权,避免了相权凌夺皇权的可能。但这一改革的意义并不大,因为“上书房”制度本身也有相同的作用。

秘密立储

对皇位继承影响较大,对普罗大众影响不大。

废除贱籍、改土归流、设军机处、秘密立储等措施,虽然各有各的作用,但毕竟不能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耗羡归公”三大制度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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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皇帝要想长久的占有皇权,地主老爷要想长久的骑在小屁民头上作威作福,那就不要把小屁民们逼得太紧,要让小屁民们都吃饱肚子。这就要求皇帝、官老爷、地主老爷在剥削的时候克制一点,给小屁民们留一点活路。要是小屁民们都活不下去了,就会造反;小屁民们一造反,皇帝、官老爷、地主老爷掉了脑袋,就不能再骑在小屁民头上作威作福了。

通过三大改革措施,最底层的小屁民们负担略有减轻,国家收入增加,社会矛盾有所缓解,使得“我大清”的寿命延长。但也仅此而已。“我大清”并没有完成她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清,是少数民族满族(女真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清取代明,是野蛮战胜腐败,本身没有进步意义可言。和中原文化相比,满族文化是野蛮的和落后的。面对先进的中原文化,“我大清”的统治者内心深处还是自卑的。而正是因为这种自卑,催生出了盲目的自高自大。中原文化不是尊儒吗,“我大清”就要比前朝更加尊儒,更加的把儒教神圣化,更加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才能标榜自己比前朝更加正统。而实际上,儒教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转化,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僵化、变质,已经不能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我大清”更加把儒教神圣化的结果,那就是更加僵化,并起到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

大致勾画一下“我大清”统治者的心路是这样的:儒教以及以儒教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中华文化正统;“我大清”一定要极力维护这种正统,决不允许对其神圣性有丝毫亵渎,这样才能显得“我大清”是中华正统,而不是蛮夷。像那小小的英吉利国,不尊奉儒家正统,就是典型的蛮夷。

这种心路显然严重影响了“我大清”对外部变化的反应能力。实际上,由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缘故,原本是弱小贫弱的欧洲各国,国力急剧增强,“我大清”已经逐渐的在失去世界第一的整体实力,但却依然沉浸在“老子天下第一”的旧梦当中。在这一点上,“我大清”是远远不能和汉唐盛世相比的。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室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

后汉书中记载的这个“大秦”,究竟指的是罗马帝国,还是塞琉古王国或者别的什么国,姑且不论。但这段记述告诉我们,早在汉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强大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明先进,足以和我大汉天朝相提并论,所以称为“大”秦。这充分说明汉朝不仅是一个开放的国度,而且汉朝人明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而且两汉在长期和西方交流的过程中,本身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大,而不是拒绝变化。

与汉朝相类似,唐朝也同样积极与外界交流,并且受外来文明的影响更加深刻。然后不知怎么搞的,到了“我大清”就成了僵化封闭的那个样子。偏偏赶上西方工业革命成功。

我个人认为,“我大清”的固步自封僵化封闭拒绝变革,其根本原因就是那种由自卑而盲目自大的心理。

所以,尽管“我大清”的统治者们已经是在兢兢业业的工作了,尽管由于雍正的改革,使得阶级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缓解,从而使黄宗羲定律发挥作用推迟了很久,当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模式,即:既不能从内部引发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诞生,也不能从外部引进。雍正改革,本质上仍然是中国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自我完善,把中国式的封建社会推向极致,并形成了一种叫做“康乾盛世”的落日余辉。从这一点说,“我大清”仅仅略胜于明,不如汉唐远甚。


关于雍正改革,战友江山难改有不同看法,并列举有数据,大家辨证的看:

《雍正“摊丁入亩”的实际效果不能夸大》


相关文章:

《汉文帝的改革》

《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卖国卖出来的》

本文内容于 3/5/2010 5:15:45 PM 被大汉高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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