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为什么怀念斯大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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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晚年的斯大林愈发偏执易怒。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或交谈者。她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贴切了,其实他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代会上是1952年10月,头发花白,体力衰退,显得那样孤独。   也许正因为晚年斯大林陷入斯维特兰娜所说的那种孤独和空虚,1946年起,一场意识形态范畴的“新一轮肃反”开始了。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左琴科、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音乐家以及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学者等一大批人倒

晚年的斯大林愈发偏执易怒。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或交谈者。她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贴切了,其实他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代会上是1952年10月,头发花白,体力衰退,显得那样孤独。



也许正因为晚年斯大林陷入斯维特兰娜所说的那种孤独和空虚,1946年起,一场意识形态范畴的“新一轮肃反”开始了。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左琴科、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音乐家以及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学者等一大批人倒了霉。



1953年2月,因为嗅到了清洗犹太人的气味,记者兼作家爱伦堡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在《致〈真理报〉的公开信》上签名。他开始在家中等着被逮捕。但几天后,他的命运改变了,不然他不可能在7年后写出《人·岁月·生活》。



1953年3月1日晚,值班警卫斯塔罗斯壮胆走进了一整天没动静的斯大林的卧室,发现他穿着衬衣和睡裤躺在地板上,勉强能抬手,但一句话也不能说了。他身边,放着一张《真理报》。



10小时之后,医生才获准进入,诊断为脑溢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因为自己制定的那一套官僚主义的规定和禁令,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抢救进行到3月5日。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当护士用汤匙喂他水喝时,他用手指了指墙上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一个小姑娘正在喂一头小羊羔。他在打趣自己的处境。



他临终前做了一个被不同人作出不同解读的手势。最后,那只手无力地落下。照料了他近20年的女管家伊斯托米娜跪在地上,把头贴在已经咽气的主人胸口,村妇一样号啕大哭。服务员和警卫员排成单列进来向主人告别——这是一种俄国式的告别。对所有服侍过他的人,他都体贴入微,和蔼可亲,只有将军和当官的才会挨骂。



人们发现,他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着安葬。打开衣橱,一共只有两套元帅服和两套便服,其中黑色那套是毛泽东来访时强迫他专门缝制的,一次也没穿过。一套元帅服上衣很脏,布满油渍,另一套上衣脱了线。最后,斯大林躺在棺材里,穿着旧的、还过得去的元帅服:袖子缝好了,上衣洗刷得很干净。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播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许多人拥到红场,在那里默默哭泣。傍晚时,克里姆林宫外等着向遗体告别的人排了有10英里长,他们挨个儿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国父告别。家家户户的门窗挂上红旗,悬上黑纱。甚至劳改营里的男男女女,也有悲痛之声。许多人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有一次,吉拉斯和斯大林会面后经过大街,看到了北极光。“每年这个时候,北极光会射到莫斯科,一切东西都呈现紫色并微微发亮。那是一个异常美丽的世界,但不真实。”


当他们谈论斯大林时,谈论些什么



2009年12月21日,冬至,莫斯科Izmailovsky酒店。超过2000人把大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来到这里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著名女歌手在军乐伴奏下唱起爱国歌曲,舞台上方挂着斯大林的巨像,他身着军服,威严地看着台下。诗朗诵时,有人开始啜泣……



“也许比这场面更加科幻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写道,“斯大林在俄罗斯复活的高支持率。”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的领袖素质,而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错误的”的人数比例则上升至35%。



类似“斯大林重获俄罗斯人青睐”的新闻近两三年并不鲜见。2008年,在“谁是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的民意测验中,斯大林位列第三,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3世纪击退欧洲入侵者的俄罗斯王公)和斯托雷平(帝俄末期改革家)。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一家饮料商把斯大林请上了自己的产品商标。



“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



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HarunYilmaz是一位斯大林研究者,自1999年起便在前苏联地区生活,“在俄罗斯,确实有不少人怀念斯大林,”他告诉本刊记者,“首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有一种混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奇怪意识形态,他们把斯大林视作俄罗斯民族的领袖,而他其实是格鲁吉亚人和国际共运的领袖。另一个力挺斯大林的群体则人数很少,他们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拒绝以客观的视角重新看待斯大林时代。”



“(怎么看斯大林)和年龄有关吧。”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说,“那些年龄大的‘老战士’对他很积极,但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多持批评态度,因为他们有更深的了解。”基里洛夫生于1955年,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教师,在父辈的讲述中,斯大林时代“生活非常幸福,民族精神很高,没什么民族矛盾”。不过,基里洛夫知道,他们家族的一位亲戚曾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更重要的是,在他成长的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几乎与基里洛夫同龄的北京手递手公司总经理尤里·宜刘新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他记得毕业前他就和同学读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社会怎么一回事,死了多少人,我们非常清楚。”所以,他认为“谁是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的调查结果非常奇怪,“他们不懂历史,人人都喜欢有实力,但一部分人分不清好的实力与坏的实力。”



基里洛夫说,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视他为党和国家的伟大领导,没有他,列宁思想不会发展,他在经济和反法西斯上贡献巨大;有人则指责他是独裁者,剥削农民,压迫社会。如果说有共识的话,那就是,大家都会承认“斯大林是一个大人物,对历史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好是坏”。



“俄共的支持者在变老,当然共产党以外也有很多人喜欢斯大林,”基里诺夫解释说,“他们会和现在对比,说斯大林个人不腐败,国家补贴住房,而且生活很稳定。”



Harun不同意给斯大林时代贴上“稳定”的标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超过2000万民众从农村‘被迁徙’到城市;在大清洗时期,每个地区都有揪出人民公敌的任务量,按月完成;1936年到1938年,恐怖局面得到缓解,但是清洗一直延续到1941年;还有人说,在斯大林晚年,他还计划着发动新一轮清洗……所以,我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是稳定的。”


“其实他们回忆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



今天的俄罗斯人多数未曾经历过斯大林时期,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过。“那些脸上挂着笑容说起‘斯大林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回忆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Harun提醒说,“那个时代的生活记忆与有着斯大林高大形象的宣传画面相混合,造成一种模糊的图景。”



“想象你是一位红军将领,在社会上颇受尊敬,可以去特供商店购买一般人买不到的商品,有一辆黑色伏尔加,你认为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车,你还可以去黑海之滨度假。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而且已经40岁了,你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享受黑海,它属于另一个国家了,你发现奔驰比伏尔加更好,你发现原来因为‘投机倒把罪’坐牢的商人,一夜之间拥有了原属于你的奢侈生活。整个世界颠倒了。相同的故事发生在厂长、主任和工人身上。你是一家家具厂的工人,你被告知你们生产的家具是全世界最好的,应该为此骄傲,而且你的福利也不错。突然之间,工厂关门了,因为再也没人愿意买你们的家具,你的社保也没了,国家无力负担它了……”Harun总结说,“原先的中等或中等偏下阶层,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和福利,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会怀念苏联。不过,对于较高级别的官员来说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有办法在新社会继续掌握权势。”



那些在过去十几年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为自己打工的俄罗斯人也不大怀念斯大林,他们买了洋车,改去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旅游,“他们只想忘掉争论朝前看,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以利经商,但是,腐败和各种官僚制度显然令他们处境艰难。”Harun说。



有趣的是,基里洛夫和尤里还不约而同提到了斯大林怀念者的一个“心理问题”。“(对于斯大林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伤害),有人承认有,但说规模不大,或者说有,‘但是我很幸福’,”基里洛夫说,“他们不是在保护斯大林,是在保护自己。”尤里则说得更直白些:“如果老人们说斯大林不好,那么意味着他们自己也有责任,他们也应该承担一份斯大林的不好。”



“大部分俄罗斯人是‘父亲主义者’,”尤里说,“我们需要保护,谁给我们保护?靠父亲!靠国家!有一个父亲为你做好一切决定,不用自己拿主意,多方便,多轻松!”



“绝不容许丑化俄罗斯民族历史”



进入1990年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俄罗斯人的兴趣焦点转向西方消费品,社会上对历史的关注很快降温。



2007年6月,在俄罗斯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上,时任总统普京呼吁教师们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鼓励编写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同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参考书)》,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斯大林的历史作用”,这一节用了80%的篇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使用强制手段的合理因素,“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斯大林清洗的结果是在资源缺乏条件下形成了适应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新的管理阶层”,只是到了最后一段才提及斯大林执政“还有另一方面后果”,“他取得的成就——就连领袖的许多反对者也承认这个成就——是通过最残酷地剥削人民取得的”。



学者成庆分析了普京试图从斯大林时代发掘政治资源的努力:“大清洗”的残酷性被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所掩盖,前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卫国战争的胜利,都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功绩保留下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他致力于恢复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秩序,迎合民众反感贫富分化的想法,打击寡头,与此同时,在他的强烈推崇下,斯大林的形象得以在一个国家主义的谱系中凸显出来。最终,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承袭下来的国家现代化的传统,经由斯大林与普京,进行了一次精彩对接,一个新的俄罗斯“国父”的形象被建构起来。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年轻人也开始对斯大林产生兴趣,政府、学校、报纸都告诉他们,要更多地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去看待斯大林——一个俄罗斯的历史节目会这样告诉观众,“确实有成百上千万人牺牲了,但作为爱国的一代,他们的付出是为了换来俄罗斯更美好的未来。”至此,怀念斯大林已不仅仅是“遗老”们的情结,更是那些为俄罗斯跌出一流国家而忧伤的年轻人如何看待历史和未来的问题。


从斯大林到普京



强人政治和强国之梦



关于普京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系,一向爱琢磨的俄罗斯报纸比我们总结得更多。早在推举普京为2004总统候选人的统一俄罗斯党会议在莫斯科国立钢铁冶金学院召开之时,《明天》报就发现,会议选定在斯大林的诞辰日召开,而且会议地点包含着斯大林名字的词根“钢铁”,人们猜测,这意味着普京要像斯大林一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统治俄罗斯。



在前苏联历史上,每一任执政者对待斯大林的不同态度和评价都值得玩味。某种程度上,不同历史时期对斯大林的评说,都成为苏联乃至后来的俄罗斯每任中央政府执政路线的一个坐标原点,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系。



在重新评估斯大林的声音中,那些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可触摸到历史有时叫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感。



作家索尔仁尼琴一直对斯大林采取敌对态度,看到苏联毁灭后出现的混乱状态,他开始用肯定的笔调论及这个过去的政敌:“斯大林这个人犯了很多错误,甚至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苏联的经济搞上去,而且真的搞上去了。”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三任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去斯大林化”运动,让整个民族对这位铁腕人物陷入一种极端复杂的情绪之中。在这以后,人们发现一系列反思历史的行动仿佛是一场“再斯大林化”。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的主席阿尔谢尼·罗金斯基说:“他们(俄罗斯当局)想把他的名字作为全世界都害怕的强大国家的标志。”人们不是怀念斯大林,他们怀念的,是能够把他们带回久远的光荣岁月的强权领袖。



最强国沦为二流国家



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表示:“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事实是愚蠢的。”



卫国战争期间,作为苏联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大力促成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作为雅尔塔和德黑兰谈判过程中的事实领袖,斯大林以同罗斯福比肩的强势地位出场。丘吉尔在谈到当时的谈判时说:一边是美国狮,一边是俄国熊,惟独他——丘吉尔,夹在中间,像个瘦弱的“小毛驴”。



丘吉尔甚至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宴会上说:“我早晨起来就祷告,祝斯大林健在无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这种阿谀之词吐自一贯反共的丘吉尔之口也算事出有因,实际情况是,在战争期间,苏联生产飞机13.7万架,坦克10万辆,大炮49万门,冲锋枪和步枪2000万支,曾经在军事上处于明显劣势的苏联,到战争结束前,飞机超过德国1倍,火炮超过德国3倍,坦克总数比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所有其他支持希特勒的欧洲国家的产量总和还多1倍!



二战中的强悍地位让苏联以战胜国的姿态跻身世界最强国之列。仅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就使俄国扩大了六七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苏联阵营,使苏联可以同世界超强大国美国相抗衡,俄罗斯民族因此扬眉吐气。



从彼得大帝起,那个开疆辟土的强国梦想就在世代俄罗斯人的血液里传继。彼得大帝一心想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并夺取黑海的出海口,这些愿望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才悉数实现——顺便说一句,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普京最为崇尚的两位沙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沦为二流国家,经济滑波、工业衰败,整个社会随之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彼得大帝”号的巡航信号



强国就要强军,强军先需强海,在这个问题上,历代俄罗斯统帅不谋而合。



2009年11月25日,由“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为旗舰的舰队出访加勒比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这支舰队在大西洋上的航线不受限制,并“顺路访问”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在一系列港口停留,这都等于把“彼得大帝”直接开进了美国的后院。所有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在新条件下向全世界重申自己利益的重大之举。俄罗斯《消息报》对此评论说:“俄罗斯不仅要以黑海舰队工程维修基建的形式,而且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海洋强国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的政治之中。”



不仅如此,重建远洋基地、显示导弹力量、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所有这一切是俄罗斯再次重申自己是个海洋大国、世界大国的强烈信号,是俄欲在全世界推进自身利益的顽强之旅。



连任两届总统的普京交出了权力,在全国的欢呼声中,“梅德韦杰夫—普京”组合形成了俄罗斯新的权力高峰。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立场和言论完全一致,只不过梅德韦杰夫唱红脸,他所代表的俄罗斯温文尔雅,而普京则唱白脸,一付剑拔弩张的面孔,不苟言笑。俄罗斯政府逐日强化了对美国的指责。普京甚至威胁说:“如果谁也不想就这些问题与我们对话并且认为与俄罗斯的合作已经不再需要,那上帝保佑,我们就自己干!”



人们已经领教过这位铁腕人物的烈性,与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不但懂得武力的强势,更学会了在国际社会间经济制裁的威力。2005年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后,俄罗斯将对乌克兰每千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从56美元猛增至180美元。当时还是总统的普京声色俱厉地警告说:“想参加‘北约’吗?想像欧洲那样生活吗?那就像欧洲那样付钱吧!”


向更久远传统的回归之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闻一先生认为,认识当今俄罗斯的发展,必须掌握其三根主线:一是以强化军事实力为前提,不断强化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重新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二是以俄罗斯爱国主义为核心,鼓动国人为俄罗斯复兴而奋斗;三是通过重新解读俄罗斯历史,不断强硬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对美国及其欧盟采取不妥协立场。



“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有一种很明显的回归倾向,但是这并不是向斯大林及其体制的回归,而是越过斯大林和苏联,向更深层次、更久远年代的回归,就像梅德韦杰夫所说的那样,是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大帝的回归。”



闻一说,对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关心“主义”,他们关心的是谁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俄罗斯长期的传统是,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好沙皇”。



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仿佛佐证了这一民间心理传统,据他记述,当对斯大林的批判完全明朗化以后,“在家里,我母亲仍然是斯大林的忠实捍卫者……她认为说国王的坏话是愚蠢的”。



俄罗斯政府从不宣称任何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宣称的目标是建立公民社会。即便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震荡,普京在国际社会中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强势姿态,他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十分清晰地表态:“俄罗斯不需要帮助。我们不是残废!”



对当下的普通俄罗斯人来说,曾经的家庭悲剧因隔代原因已经渐渐淡忘,而国家曾有过的荣誉和辉煌却刻骨铭心。这是“斯大林热”的心理基础。作家弗·卡尔波夫1941年曾因抨击斯大林而被判苦役,在零下50摄氏度的地方劳动,但他说:“我不责备他。”他希望今天的普京“像斯大林一样严厉”。



有趣的是,神学院的学生斯大林放弃成为东正教的神父,转而追求一种人间信仰,今天的普京和俄罗斯政府领导人却使东正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将东正教的教义和教训视为俄罗斯道德传统和国民精神支柱。



闻一说,“俄罗斯正经历着道德和精神的回归,用普京的话来说,是向具有上千年传统的‘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的回归。这种回归不仅决定着俄罗斯的发展方向,还决定着俄罗斯和世界未来的关系。”



肖像被撕毁,雕塑被砸烂,斯大林依然存在着。在政治虚化和经济凶猛的今天,他依然存在,隔着历史和人为多重交叠的一组棱镜,撅着一部浓须,对我们凛然而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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