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一起轰动京城的潜伏特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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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出自:法制日报  1983年2月1日,北京春寒料峭。上午9时许,一辆急速行驶的警车在宣武区西河沿大耳胡同叉口停下,很快街上便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此时在大耳胡同39号一间屋子里,一个身穿中山服,体格矮胖,秃头顶、大眼睛、说话有些结巴的老头儿正心烦意乱地坐在沙发上抽烟解闷儿。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问:“你叫李家琪吗?”   “是,我……我叫李家琪。”说着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公安人员一边出示逮捕证一边说道:“我现在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你被逮

本文出自:法制日报



1983年2月1日,北京春寒料峭。上午9时许,一辆急速行驶的警车在宣武区西河沿大耳胡同叉口停下,很快街上便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此时在大耳胡同39号一间屋子里,一个身穿中山服,体格矮胖,秃头顶、大眼睛、说话有些结巴的老头儿正心烦意乱地坐在沙发上抽烟解闷儿。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问:“你叫李家琪吗?”

“是,我……我叫李家琪。”说着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公安人员一边出示逮捕证一边说道:“我现在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你被逮捕了。”

听着民警威严的声音,李家琪一时间呆若木鸡,痴痴地站着一动不动。当冰凉的手铐锁住他的双手时,才如梦初醒,哆哆嗦嗦地在逮捕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被押上警车。第一次审讯随即展开。

“你叫什么名字?”民警按法律程序发问。

“李家琪。”

“哪年出生?”

“1927年阳历4月21日。”

“籍贯?”

“河北省丰润县。”

“说一下你的生平简历。”

“我从小跟父亲由老家来北京,父亲是个自由职业者。”李家琪说,1941年上高中时,他在北京参加了“华北铁血锄奸团”行动队,任交通员,后任军统上尉参谋、大队长、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1947年8月在鲁中南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时被人民解放军捕获;1953年11月被济南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后送青海省服刑;1958年又因涉嫌犯罪被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被宽大释放,后留场就业;1981年1月由青海正式回到北京。

“李家琪,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逮捕吗?”

“知道,因为我给境外特务组织提供情报。”

“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全部问题。”民警说。

“既然我已经走到这地步,我一定老实交代。我现在脑子很乱,血压不稳,我知道自己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儿,我愿意接受惩罚,希望给我留条命。”李家琪显然有些紧张,说完低下了头。

“你和境外特务机关何时挂上钩的?”民警问。

“1979年九、十月间。”李家琪回答。

“你的任务是什么?”

“搜集情报,发展组织。”

“你发出过多少封密信?”

“100封左右,加上明信片共120多封。”

1979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在神州大地刚刚开始,人民热切期待着国家富强,而敌对分子却蠢蠢欲动,兴风作浪。在青海省西宁铁工厂劳改就业的李家琪也是其中一个。

1975年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的李家琪,仍不思悔过,窥测形势,等待时机。

……

据李家琪交代,1979年初夏的一天,平日里就和李家琪臭味相投、无话不说的陈天民兴冲冲地找到李家琪,说他要去荷兰探望开饭馆的儿子。李家琪听后心中暗喜,觉得这是自己出头的好机会。

陈天民是广东人,在香港有家,解放前充任县国民党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与香港黑社会组织勾结作孽,1956年在上海被逮捕判刑,后送青海劳改,和李家琪编在一个队。陈天民告诉李家琪这次探亲只要出去就不回来了,有事可以帮他办。

就这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李家琪亲自陪陈天民到北京办出国手续。在陈天民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李家琪把心中的秘密悄悄地吐了出来,他拜托陈天民出境后,找国民党保密局接通关系,或找他的“妹妹”李家宝,联系上后就用“家宝”的名义写回信,并特意告诉陈天民千万要记住:国防部保密局在1947年给李家琪规定的化名叫郑辰,代号为“1078”。

一个月后,李家琪接到了陈天民从荷兰的来信,说“找到了李家宝,你就放心等信吧”。

从此,李家琪天天查找或到别处打听有没有自己的信件。这一天,果然盼来了“家宝”的来信。信中煞有介事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及难忘的“兄妹之情”。李家琪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忘了形。

但乐极生悲,几天后他骑马从马背上掉下来,腰、腿摔成重伤,躺在床上。

与特务机关挂上钩后,“家宝”多次来信说要派人同李家琪接头,布置任务,开展工作。但碍于腿伤,李家琪只得将接头日期一推再推。

1980年9月,李家琪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境外的接头人,他们会密谋怎样一个不可告人的计划?请关注下期“法案聚焦”版“旧案新观”。


上回说到,隐居在北京的李家琪与特务机关挂上钩后,所谓的妹妹“家宝”多次来信说要派人同李家琪接头,布置任务,开展工作。但碍于腿伤,李家琪只得将接头日期一推再推。

1980年9月,李家琪拄双拐可以走动了,便急切地给“家宝”去信说,希望在广州见面。

不久,李家琪与特务机关的接头人在广州见了面。接头人叫李相材,26岁,瘦高个子,留着西装头,一身学生打扮,是个专门负责联络的特务。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见面,李相材显得有些紧张,他把一封信和两个手提包交给李家琪,然后说:“这是给你带的东西,要说的事信上都写了,让你回去好好养病,抓紧工作,有情况写信。”说完,李相材便借口有事离开了。

看看四下无人,李家琪打开了提包,发现包内装有两台收录机、一本编密码用书、一盒香港出的黑头火柴,还有衣服和1000元特务经费。

随后,带着特务机关布置的任务,李家琪来到北京。为掩人耳目,他以养病为名,住在了自己的五叔家,伺机投递情报。

1981年春节过后,李相材和李家琪又进行了第二次接头,接头地点在李家琪的五叔家。李相材自称是李家琪的妹夫的侄子,代表家里人来看望李家琪。而这次,李相材也是有备而来,他又给李家琪带了一批“潜伏工具”———一台彩色电视机、一架照相机、显微胶片、密写药片以及一封密写信和5000元特务经费。

当然,为了“保密”,李相材在悄悄塞给李家琪这些东西之前都采取了“措施”,胶片放在了一盒香烟的两层包装纸夹层内,信只有用特定的药水涂抹后才会显现出内容……

在密写信中,特务机关委任李家琪为“华北地区特派员”,以残腿为掩护,在北京先站住脚,再逐步发展,宜缓不宜急。具体任务则是按规定时间收听特务机关的广播。

在明确了下一步方案后,李家琪开始实施自己的下一步计划。首先,为笼络人心,掩盖其特务身份,他利用家有彩电的优越条件,把街坊邻里都招呼到他家看电视,而且热情款待,并时常把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分送给邻居。

久而久之,在邻居们的眼中李家琪成了一个热心肠的厚道人。不过,李家琪的种种行迹却还是引起了他五叔的怀疑。在他的五叔看来,这个李家琪身上存在着很多疑点———每次海外来信李家琪看完之后一定会烧掉,对于自己和所谓的“家宝”究竟什么关系也是吞吞吐吐。

面对这样一个“怪人”,加上又撞见了几次李家琪对自家的女眷行为不轨,李家琪的五叔最后只得来到派出所反映李家琪来路不明,将李家琪赶了出去。无奈之下,李家琪只好搬到他的姑妈家。

1981年年底,李相材第三次来到北京和李家琪接头。这次李相材还是按照“老规矩”带来特务经费和密写信,信中要求李家琪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观察、摸清中共有关政策上,并尽快建立京、沪、穗联络点和开辟交通线。同时,李相材临走时还警告李家琪工作中要十分小心,因为他来时好像有人在注意他。对此,李家琪也有同感,一开半导体总有干扰声,好像周围安了窃听器。尽管这样,李家琪还是按特务机关的密令,向敌特机关密报了大量国内情报。

1982年9月初,李相材又一次来北京和李家琪第四次接头,地点在大耳胡同李家琪的房间。李相材把密信和特务经费递给李佳琪,并代表特务机关宣布:根据李家琪的工作表现,给他记大功一次,发奖金500元,并将每月生活补贴由每月的500元提高到1000元。1982年9月中旬,当李相材要离京返港时,李家琪把密拍胶片及窃取的中央绝密文件交给他,让其带回请功。

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得逞。李相材在机场被公安局侦查人员当场扣留审查。

由于一直没等到敌特机关回电,凭借职业特务的敏感,李家琪确认李相材出了问题,情报可能被公安机关截获。于是他立即给敌特机关回信,说明自身情况危险,强调“敌后工作”艰辛,希望上级立即更换交通员,最好派个女特务来帮助自己工作。

然而,在等待了许久之后,特务机关仍然没有任何回应,为了能够长期潜伏在北京,李家琪决定“自力更生”,这次他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更能掩护特务身份的方法———结婚。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心甘情愿和他一起为特务机关“卖命”的女人呢?请关注下期“法案聚焦”版“旧案新观”。


上回说到,李家琪向上级要求,更换交通员,最好派个女特务来帮助自己工作,但等待了许久,特务机关仍然没有任何回音,为了能够长期潜伏在北京,李家琪决定“自力更生”,并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更能掩护特务身份的方法———结婚。

打定主意后,他再次向特务机关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这次,敌特机关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并派人捎来1万元人民币作为安家费。

不久,经人介绍,李家琪认识了寡妇王某。王某比李家琪大6岁,身体健康,勤劳善良,有一个已经成家、在银行工作的女儿,叫仇云妹。

1981年6月,李家琪在大耳胡同买了一间平房,和王某正式办了结婚手续。

刚开始,仇云妹对李家琪是有戒心的,但后来听邻居们反映这个人还不错,逐渐放松了警惕。

不过,李家琪对仇云妹可谓“别有用心”。他十分看重仇云妹的职业,用各种手段渐渐地骗取了这个“继女”的信任。仇云妹有胃病,李家琪就到处托人找大夫给她治,并对仇云妹说,“只要病好了,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仇云妹要学英语,他就让“家宝”从香港邮来英语课本和录音磁带。

一次,仇云妹发高烧在自己家休息,李家琪知道后,拄着拐棍一踮一跛地走很远的路给这个“继女”送药。仇云妹深受感动。此外,李家琪还帮助“继女”购置了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等。

时间久了,在仇云妹心里,李家琪俨然成了自家人。

一天,仇云妹在单位看到一份中央关于特赦战犯政策方面的文件,回家就把内容告诉了李家琪。李家琪顺势说:“你把文件拿回来,我看看。”

第二天,仇云妹就把文件拿回家交给李家琪。

自此以后,仇云妹在机关知道什么内部情况回家就告诉李家琪,李家琪想看什么文件,只要仇云妹那里有,就可以随意翻看。

不久,李家琪把文件内容投递给敌特机关。他在密报中这样写到:“我之养女现余年已熟,因其工作(机要秘书)能接触中共高级人物,故现十分小心,不使她发觉我,而利用其关系。我之文件均属于她下班带来,可利用其身份为我做交通,现正在利用中。”

1982年9月,仇云妹将一本中央绝密文件汇编拿回家给李家琪看,李家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把文件中一些内容拍摄下来。几个月后,他又把整本文件汇编连同秘密拍摄的胶片一同交给来京的接头人。但是,这名接头人还未离开北京,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仇云妹做梦也不会想到,整天关心、体贴她的人,竟是国民党潜伏特务。

李家琪在供词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干特务这一行,什么手段、花招都使得出来,什么狠心都下得去,让你想象不到。”就在李家琪利用仇云妹窃取情报的同时,特务机关也按照李家琪的要求,选定了一名“交通员”———蔡苹。

蔡苹,时年45岁,个子不高,黑红的脸上总是涂着浓浓的霜粉。她出生在江苏省,从小失去父亲,一直随母亲生活,1948年随叔叔去台湾,后在台北市上学,没有正当职业。1979年10月,经人介绍,蔡苹与香港一家鲜花店老板张伟田结婚,后到香港定居,经营鲜花生意,住香港九龙红砧机利士道17号X楼X座。

1982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张伟田的朋友苏耀兴带着一个从台湾来港的自称“老王”的人来串门,认识了蔡苹。老王得知蔡苹要回北京探亲,便问她何时动身,并说:“有件事想拜托你。北京有个朋友,是工作上的关系,他给我们提供点北京的消息,现急需用钱,想让您给带去。”

但是,蔡苹并没有当即同意,只是表示考虑考虑。

1982年12月底,老王再次给蔡苹打电话,约她单独见面,谈话内容还是去北京带钱的事。老王说:“我们都是从台湾来的,这个忙你还是会帮的。”

“我没受过训练,怎么行呢?”

“不用训练,就是送点钱。”老王说。

两人谈了近一个小时,蔡苹最终勉强答应下来。

1983年1月初,苏耀兴、老王又找蔡苹,进一步做她的工作。

“这种事我很害怕。”蔡苹说。

“你不用怕,如果你帮忙成了,回来后每个月给你千儿八百的,怎么样?”

听说每月给钱,蔡苹思想上立马有了松动。她觉得钱对一个无固定收入的妇女来说太重要了。

于是,蔡苹对老王说:“好吧,等走的时候打电话告诉你。”

1983年1月12日,蔡苹到中国旅行社买了到北京的飞机票。1月13日,苏、王二人又找蔡苹继续谈带钱的事。老王说:“这钱是北京那个人的妹妹给的,妹妹叫李家宝,北京那个人腿摔伤过,走路不方便,你到北京后去看看他。”

1月16日上午,苏、王二人再次找蔡苹,将9352.6元港币、一封写给李家琪的信、两片用塑料纸包装的密写药、李家琪的照片和住址,一起交给蔡苹。他们还告诉蔡苹,到北京后不要急着把钱送去,等快离开时再送。两人给蔡苹4000元港币作为酬谢。

1月18日,蔡苹按地址找到了李家琪家。此时,王某正好上街买菜,只有李家琪在家。

蔡苹问:“你是李家琪先生吗?”

“是,我是。”李家琪回答。

蔡苹进屋坐下来,打开皮包,拿出李家琪的照片看了看,确认无误后,便说:“我叫蔡苹,我带来了你妹妹给你的信,还有钱和药。”

李家琪接过信。蔡苹又把钱和药拿了出来,让李家琪写了收条。两人交谈了约20分钟,蔡苹匆匆离开了。

李家琪趁老伴不在家,立即显影看密信。信中委任李家琪为敌特“北京站站长”,代号为25607。下有3个行动组,每个组的成员都是李家琪向敌特机关提供的,每个成员的化名和代号都作了规定。密信中还指示李家琪,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用无线电通讯设备联络,人员和器材另有安排。李家琪把密信连看几遍,然后烧掉。

1月22日,蔡苹“顺利”完成了敌特机关交给的任务后,订了回港的机票,在乘出租车准备找李家琪话别的途中被侦查人员带走审查。在预审室,她像掉了魂似的唠叨个没完:“我不是在做梦吧,你们为什么抓我,我好紧张。”

“你没有做梦,为什么抓你,你自己最清楚。”民警明确地告诉她,“因为你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交通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

蔡苹垂头丧气地耷拉下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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