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柳乃夫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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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怀念父亲柳乃夫烈士 赵纯昭 我与父亲告别已有五十二个年头了,我们相处的日子虽很短,但他那为人正直诚恳,好学向上,勤奋朴实的形象,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 父亲原名赵宗麟,又名赵孚,字玉书,柳乃夫(New life)是出狱后的写作笔名,出生于1910年4月19日(农历3月10日)荣昌县路孔乡,四岁丧母,由继母廖氏抚育成人,廖氏祖母知书达理,对父亲十分抚爱,但不放纵,亲自教书识字,谆谆善诱,使父亲从小就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1922年父亲十二岁时,考入荣昌中学第九班就读,毕业后,1927年考入成都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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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柳乃夫烈士

赵纯昭

我与父亲告别已有五十二个年头了,我们相处的日子虽很短,但他那为人正直诚恳,好学向上,勤奋朴实的形象,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

父亲原名赵宗麟,又名赵孚,字玉书,柳乃夫(New life)是出狱后的写作笔名,出生于1910年4月19日(农历3月10日)荣昌县路孔乡,四岁丧母,由继母廖氏抚育成人,廖氏祖母知书达理,对父亲十分抚爱,但不放纵,亲自教书识字,谆谆善诱,使父亲从小就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1922年父亲十二岁时,考入荣昌中学第九班就读,毕业后,1927年考入成都政法学院预科,读了两年。父亲在校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每年总是班上第一、二名优等生,得过许多奖品。父亲在政法学院读书期间,已经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写有一本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笔记本中用图表解析的形式,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和即将衰亡的过程,使人一目了然。

1931年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当时正是蒋介石政权施行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军警特务横行,到处乱抓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在一次突击性的大收查中,在父亲宿舍床枕下,查到一本瞿秋白著的《论三民主义》进步书籍,父亲被捕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关押于南京中央监狱。在狱中父亲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初入狱时,性情很乱,情绪低落,后经狱中同志们的开导和帮助,才安心下来学习日语、世界语和其他社会科学,并参加狱中印刷工厂劳动,学会了检字排版印刷各种技能,为了节约费用,连寄回家的信封信笺也是自己动手印制的。父亲在狱中曾自写自排自印过一本小册子诗集,书名《爱与憎》,出狱后分送诸亲友。有趣的是在书的封面上,画有一老头的头像,头像正看是一幅笑眯眯的善良摸样,但倒过来看却是一幅横眉怒目的凶相,诗集中写有“你这老宝宝,你这鬼头佬,正看你在笑,倒看你在发怒…….。”借此巧妙地讥喻蒋介石政府的黑暗统治。

1934年底父亲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祖父曾写信要他参加高等文官考试,父亲回信说:“做官非儿可愿,儿只想为人民大众做点实在有意的事。”

1935年初,父亲到日本东京学习和研究世界语,年底由钱俊瑞电召回国。回国后,坚决响应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及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各项活动。并与郑天保、胡一声、李凡夫等创办了引擎出版史和“现世界”半月刊,并亲自参与“现世界”的编排、印刷、出版工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1936-1937),父亲常常废寝忘餐撰写多篇文章,宣传抗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如由生活书店发行的有《日本的大陆政策》、《中日战争与国际关系》、《怎样发动群众自卫组织》等,刊登在“现世界”上的有《从国防说到北海所占的地位》(1卷4期),《从政治上观察绥远》(1卷9期)等,也有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如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苏联的集体渔业制》(32卷7号)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成“文化界内地服务团” ,成员有文化人、刚出狱的同志、大中学的学生共三十余人,由父亲任团长,到江苏浙江一带宣传抗日、组织当地救国会、后援会,一路演戏,出墙报,发表演说,每天自己背着行李步行六七十里,生活相当艰苦。父亲担子很重,每到一处,既要与当地机关团体联系,安排活动日程,又要做好解决食宿照顾病号等诸多事情,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服务团的经费来源十分拮据,是团员们三元五元大洋凑起来的,在离开上海时,父亲把个人约六十多元积蓄也全部拿出来作为团体费用,后来到了江苏宜兴,钱用完了,父亲又赶回上海筹集经费,熬了三个昼夜赶写出《内地工作经验》一书,得到六十元稿酬,默默地全部交给团体使用,从不表白自己。

父亲在对待家庭和恋爱问题上,也堪称楷模,三十年代中期,父亲长期离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引擎出版社社址)。在那金迷纸醉的十里洋场,父亲在文化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人又年轻英俊,有不少翩翩仕女曾向父亲表示过倾爱之意,但总是被父亲婉言谢绝,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我是把全身精力放在事业上,从未与别的任何女子有过越轨行为,你放心好了,我爱你和两个孩子是始终不渝的。”1934年的暑期父亲从上海持志大学回家度假,给我们带回来的礼物是一套《童话世界》丛书,我立刻被书中“大人国,小人国”等生动故事着了迷,也消失了与父亲长期相别的陌生感。父亲在家里总是手不释卷地看书读报,与来访的同志畅谈国内国际大事,从不厌倦。在印象中,父亲仅有一套毛料西服,也只是出门上街才穿一下。当我们生病时,父亲便亲自熬药、喂药,细心照顾,那和善亲切的慈父面容使我至今难忘。

1938年夏,父亲在武汉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工作,当时日军已占领了上海、北平和南京等城市,华北华东的大片国土沦陷,不少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及有钱的富人纷纷逃到四川避难享福,祖父和母亲也写信要他回四川谋事,但他却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听从党的召唤和安排,毅然投笔从戎,到了抗日前线。1938年十月父亲写给母亲两封信中说:“这回我们同日本打仗,不是为了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如果大家不干点有意义的事,那不是牛马不如吗?所以为了这光荣的事业,就是不幸被打死,也是值得的,何况不一定会被打死呢?” “你们没有看到,现在无家可归人的惨状,你们没有看到死去的人多么悲痛的情形,在四川现在可以说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许多人在拼命,做亡国奴的命运,早已落到四川来了。” “你们一定认为四川很安定,过舒服生活,我应该回家,这怪不得你们,因为你们只知道那么一点知识,但是我告诉你们,大家都这样想,大家都只能做亡国奴。我不喜欢这种人,如果你们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喜欢你们。”心中充分表露出父亲舍家为国的抗日决心和爱国激情,父亲到三十八军后,先在军部干训班任教官,后到一七七师秘书。在军队里他挂军衔中校教官,但从不摆官架子,整理内务及日常生活琐事总是自己动手,不用勤务兵。讲课认真,对人热情。当时与他在一起工作的止仁(化名)同志在1939年12月写的《关于柳乃夫先生的死》一文中说:“他在干训班可说是工作最繁重最繁忙的一位,一天三点钟的讲课是算不了什么的,在课罢以后,常有许多学员拥在他的屋子里,不只是他讲授范围以内的问题要问,就是教授以外的问题,也都会一五一十的提出来;还有什么拟定章则呀;做小组会结论呀;批阅试卷、整理记录呀;一大堆工作都堆在他身上,这样会引起他的讨厌吗?不!决不!也许某几天因睡眠不足而弄得头昏眼花,但他从来都不会在面部露出半点不耐烦的表情。” 父亲正是以这种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深得上下官兵的信赖和称赞。为宣传抗日和协助党组织改造旧军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1939年6月6日在日军第六次围攻中条山的战役中,突围牺牲。牺牲时,身边尚带着“在中条山下”和“军队的政治工作”两篇未发表的文稿。

亲爱的父亲,你虽然阵亡在黄河之滨(山西平隆县茅津渡),遗体随黄河水不知漂流到何处?但你那崇高的爱国热情;你那努力追求真理、只有奉献、不讲索取的革命精神;你那埋头苦干的工作态度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故乡人民没有忘记你,为你修建纪念图书馆,父亲!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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