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政协委员是最正确的事情。”三年前崔永元说过的话,现在依然清晰。如今他说:“我刚当政协委员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对自己的期望特别高。觉得一定要在第一线帮老百姓做点事情。当了几年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是使不上劲。我很伤感……”(《新快报》3月3日)


崔永元伤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央视名嘴崔永元而是政协委员崔永元。而让他伤感的事情如“提案石沉大海,比如提案答复没有内容”,同样使我们感到无奈。


但是,同日的《扬子晚报》的一则新闻,给了我们一种完全相反的场景:全国政协委员、地产500强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称,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他认为,房价不能打压,而且也打不下去。从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只见商人的利益话语嚣张而不见政协委员的声音表达,只见商人身影晃动不见委员身份显现。相比之下,这更让我们感到无力,比提案石沉大海更让我们感到困惑。


我们知道,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体。但是,“两会”之上,同是政协委员身份的崔永元和茅永红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原因何在?只因为公民更需要政协委员身份感的显现,需要政协委员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当政协委员忘记了自身的责任而只为自身的利益或行业利益说话时,可以说,进入我们视线的就不是政协委员的话语,相反,是一种利益话语,更严重的是,如此的话语表达本身就是对政协委员自身责任的推卸和挤压。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作为政协委员的崔永元而不是作为商人的茅永红。曾经,对不少政协委员来说,参加会议只是当成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了解代表委员应履行哪些职责、如何履行或者说如何积极地履行,而随着社会利益分化进程的加快,不少政协委员常常夹带“私货”而忘记了自身的责任。相比之下,这种做法比“符号委员”更可怕。


应明确,如何更好地促进公共利益,更完整地表达和维护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在个人、团体和阶层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是人民政协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多元、分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以联系社会各阶层、反映多方利益的政协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任由作为商人的茅永红们的声音表达,而不是作为政协委员的茅永红们的声音表达,在笔者看来,这本身就是对公共利益的漠视。


委员是“受托付的人”,并不仅仅代表自身的利益,更何况,各阶层人士都希望自身的利益得到反映,都希望各自的声音和愿望得到表达。正如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所说:“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此,当“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之类的话语公然蔓延时,在笔者看来,就遮蔽了其他群体的话语表达和声音传递。


作为委员的崔永元和作为商人的茅永红,让我们认清了不同阶层话语权表达的落差,即强者与弱者话语权存在不平衡性。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才需要作为委员的而不是名嘴的崔永元;同理,我们需要作为委员的茅永红而不是作为商人的茅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