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衰世到乱世 励精图治的道光为何会走向失败




应该说,在清朝所有的皇帝当中,道光帝是最暧昧的一位。一切都是暧昧惹的祸-


道光皇帝励精图治却昏招连连;对己节俭却举国奢靡;资质平庸却自命不凡;视野狭窄却目空一切。他其实是个普通人,却要去承担一切。历史的暧昧与荒诞在他一个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他的死,也充满了暧昧与荒诞。道光之前的五位皇帝,死后都建有“圣德神功”的碑楼,但道光皇帝死后,却没有碑楼。他的儿子咸丰皇帝虽然为他撰写了碑文,却只能刻在神道的阴面,不易被人察觉。这其实是一个皇帝的耻辱。因为清朝有制,凡皇帝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不得建“圣德神功”碑楼。道光皇帝鸦片战争之后丢了国土香港,已然是个有缺憾的皇帝,所以不能建“圣德神功”碑楼。


说到底,道光是个孤独、力不从心甚至弄巧成拙的皇帝,也是个面目模糊的皇帝。他平定过新疆张格尔的叛乱,功勋卓著,却也丢了香港,惩罚林则徐,终成千古罪人。在英雄已然远去的时代,道光,这个身上衣服打着补丁,长得瘦骨嶙峋一脸苦命相的男人看守着处于中衰节点的清王朝,真可谓茫茫然不知所措。


他做的其实不是皇帝,是寂寞。


节俭秀


公元1828年2月14日是道光七年的除夕。这一天,道光皇帝的早餐菜谱是“鸭子白菜锅子一品,海参溜脊髓一品,溜野鸡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炖菠菜一品”,差不多是四菜一汤的水平。这是在除夕,在世事维艰的道光七年即将过去的时刻,这个帝国领导人给自己的犒赏。


这天,道光依旧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衣非三浣不易”,依旧愁眉深锁,为帝国捉襟见肘的日子做道德榜样和国家表率。道光帝即位时,国库储备仅剩下2000万两白银。而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8000余万两。人多钱少,日子怎么过下去?


的确,帝国的日子是越来越艰难了,以至于他这个当皇帝的一天仅有早、晚两次正餐。虽然道光年间,人均占有土地还有两亩多,但与乾隆年间人均占有土地六亩左右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帝国人口大增,土地却不见增加,吃饭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怎么办?道光皇帝给出的对策是勒紧腰带过日子。


早在道光元年的十一月初八,道光皇帝就发布了他的施政纲领-《声色货利谕》。在这篇文章中,道光帝提倡节俭治国,表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有天下为公的意思。


最重要的是道光皇帝身体力行,带头过紧日子,他以“衣服穿破了打上补丁再穿”为标志,倾力打造穷国领导人的寒酸形象。道光皇帝经常派太监出宫去买烧饼,晚饭就和皇后以此为食,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做,还节约了灯油。他坚持使用普通的毛笔、砚台工作,坚持每餐不过四样菜肴的工作餐标准,以此引导国风民风。


国风果然被影响了。起码在道光皇帝视线所及,很多官员都开始艰苦朴素起来。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曹振镛率先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其他朝中大臣也纷纷仿效。一时间道光朝变得衣衫褴褛,很有日薄夕阳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节俭却只是一场秀。为了配合道光帝的治国理念,朝臣们在旧货市场淘宝,以淘到最旧最破衣服为荣,以穿新衣新鞋为耻。真买不到旧衣服的官员则自己动手,将新衣做旧,不旧不穿-一个王朝的形象也就这样被做旧了。在新与旧之间,真实与虚伪之间,官员的人格和国家的品格开始扭曲、异化,帝国变得相当的诡异了。


诡异是因为真相的残酷。道光帝有一件黑色的狐皮端罩,他想在端罩四周加上一圈狐皮,内务府向他报告预算说需要1000两银子。虽然到最后狐皮没有加成,但内务府的大手大脚、中饱私囊等等行径,还是从这一细节里流露了出来-狐皮再怎么贵,也用不了1000两银子啊!另外,从宫廷中的燃料开支来看,据档案记载,道光元年十二月初一至二年十一月底,共消耗木柴比嘉庆二十五年同期增加了74.1%,另外红箩炭、黑炭以及煤的消耗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宫中人员增加,另一方面则完全是铺张浪费。道光帝虽然是宫中的主子,帝国最高领导人,却对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浪费无可奈何。他的管理无能、优柔寡断以及首鼠两端可见一斑。


而在道光皇帝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很多官员依旧声色犬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场宴席可以历时三昼夜;一种豆腐可以有20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50多种花样。人人都是美食家,个个都是饭局明星。所谓“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依然一派盛世光景。


诡异还因为节俭误国。道光八年的夏天,道光帝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宴请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有功将士。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只是几碟小菜而已。这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的将士毫无疑问心寒了-道光帝节俭竟然节俭到他们头上,精忠报国的意义何在呢?他们想不通。


更想不通的事情在随后发生。为了勤俭治国,节约兵饷,道光帝宣布清军今后在新疆只留守6000人。这与将军们上奏的要留18000名士兵镇守新疆差距甚大,事实上也不符合新疆地域广阔、民情复杂的实情。在多次与道光帝交涉未果后,将军们激愤地提出,以后清军只守新疆东部,让西部自治好了-一场由节俭导致的攻防游戏在道光帝和将军们之间展开,游戏背后,却是国之安危与社稷民生。


最后的解决之道则令人啼笑皆非。道光帝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牺牲全国保新疆的代价,宣布各省裁军2%,从中节约出30余万银子。


毫无疑问,这是捉襟见肘的代价,也是首鼠两端的代价。若干年后,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才猛然惊觉,原来任何一个地方的兵员都裁不得。新疆会有叛乱,东南同样会有外患,靠节俭是节俭不出国家安全的。只是这样的认识为时已晚。


毫不夸张地说,道光帝的节俭是史上最强的节俭秀。但是越节俭越贫困-就像当时朝中大臣对他质问的那样-“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节俭在这个王朝成了原罪,成了道光无能的代名词。道光自己也只能感慨生不逢时,在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夹缝中委曲求全,以博一条生路。


可帝国的危机却已如影随形。它不仅仅是外患,还在于人心。人心出问题了,出了大问题。


道光元年的一个关键词是“陋规”。


陋规是好处费,是舟车费、行户费、火耗费、平余费、盐当费、规礼费等等,是一个囊中羞涩的王朝得以继续运转下去的润滑剂,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官场潜规则和混浊吏治的幕后推手。


但是,存在即合理。道光朝陋规横行与其在官员中间实行低薪制密切相关。虽然这种低薪制自雍正时就已推行,但那时的官员还有“养廉银”,从督抚到知县,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到道光朝,国库吃紧,养廉银已是有名无实。至此,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粉墨登场,一方面补贴办公经费,另一方面官员们趁机中饱私囊。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现象,究其实,陋规横行最大的危害是它重新定义了当时的官场文化和官员品质,制定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和生存环境,从而萎顿了一个王朝的精气神。


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皇帝作出一个决定:清查陋规。这其实是一种权衡或者说是无奈。国库里银子不多,要取之于民的话,不如我来给你们划清边界,该拿的拿,不该拿的绝对不能拿。


但道光皇帝没想到,自己其实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他的谕旨颁布以后,没有听到多少叫好声,反而听到一片反对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陋规本来是大清律令所禁止的,皇上即位不久就明令准许,实在是有失政体。与此同时,那些靠陋规中饱私囊的官员也对道光皇帝制定游戏规则表示不满-以后要是只能拿办公经费的话,这陋规还有什么拿头呢?索性从财政划拨好了。


由此,道光皇帝即位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面临流产。已经四十不惑的道光皇帝实在是困惑了-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事实上这样的困惑牵涉到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名与实,国体与政体,手腕与手段,道德与利益。他必须做出取舍。


很快,道光皇帝就做出了取舍-停止清查陋规。并且他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吏部尚书英和。正是英和建议道光下诏,清查各省官场的陋规,以整顿吏治的。至此,道光皇帝的权谋之道有一个阳光的开头,却只能有一个晦暗的结局。在朝令夕改的皇权游戏背后,分明让人看到了这个男人的软弱、慌张、忧伤与毫无主见。他想主导新的官场文化,重新定义道光朝的官员品质,不想自己竟淹没其中不能自拔,成为陋规现象的一大牺牲品。


陋规之害,已然可以击倒堂堂的大清帝王。自此之后,道光对这个国家,不再有什么制度上的贡献了。


从陋规出发,道光朝的吏治可以说是混浊的。各级官吏可以凭借权力向下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现金和礼物,以及向百姓索取除正税以外的各种附加费。而陋规中的捐纳制度其实就是买官卖官制度。道光皇帝自己也看不起那些靠捐纳入仕的官员,因为这些人穷得只剩下钱了,素质不高,上任后主要目的就是捞钱,以至于道光二年,他下谕旨说“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但这样的反击措施毫无疑问是软弱无力的。当官场亚文化绑架了道光皇帝后,众多捐纳入仕的官员和非捐纳入仕的官员就可以在帝国各地拼命扒分,道光帝即便有道德洁癖,又能拿他们怎样呢?只能是心里厌恶一下罢了。他后来多次对外放官员张集馨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我最不放心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惜,仅仅是说说而已,发一点牢骚。帝国的日子却还要过下去,有银子总比没银子好,哪怕这银子来路可疑……


官场亚文化绑架道光皇帝,也就绑架了道光王朝。这个王朝,劣币驱逐良币,在宦海浮沉中稳坐钓鱼台的是那些八面玲珑、圆通浮滑、投机逢迎的官员。这些官员遵循的官场秘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这一秘诀可以说是道光朝官场亚文化的精髓所在,因为它体现了官场中人对皇权无原则地顺从和集体无意识地无所作为、苟安推诿。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蔓延成道光朝官官相护、官官相畏的官场潜规则。


那么道光对这样的官场集体无意识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道光三十年二月,侍郎周祖培上奏说及道光朝官场危象:“上司多为瞻徇,同官互相营私。”道光帝当然也意识到了,并且他自己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无非还朕一'欺'字。”这实在是一种愤懑的心态。可愤懑之后则是无奈。虽然早在道光十二年,道光帝就采取行动,对一批庸官、劣官进行清理,比如当年六月,他命令各地督抚举报“贪酷不法,玩世不振及衰老疾病”的官员,八月又指示督抚对那些“才不称职,年历衰庸”的属员进行弹劾,可这样的举措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道光帝的打击到最后也就是一纸空文罢了。


所以,道光也只能是默许乃至于共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君臣互相欺瞒,日子得过且过。你把局面维持下去,我也不会让你难堪。这是一种默契,也是共同放纵。道光晚年倦于政事,十分讨厌那些看不完的奏章,可碍于皇帝职责不能不看,曹振镛便向他提议,说:“凡言官所上章疏,无论所言何事,重要与否,一概从中摘取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处罚。”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吹毛求疵,也是对政事的不负责任,但道光还是照此办理了。无非一个“拖”字嘛,将王朝拖下去,将日子拖下去,将世道人心拖下去,此时的道光帝从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愤青走向无所作为的老者,帝国的颓态已暴露无遗了。


他曾经要治吏,到最后却被吏给治了。道光朝的吏治最终沦为一场荒诞游戏,人人都与道光帝玩躲猫猫,道光帝原本也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发誓捉尽躲起来的猫猫们,最后发现,猫没捉住,自己却成猫了。


烟雾缭绕


道光朝的精气神,除了萎顿于官场潜规则外,也萎顿于鸦片的烟雾缭绕中。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鸦片成了道光朝的心腹大患呢?


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也就是道光即位前一年,外事专家包世臣就忧心忡忡地断言,苏州有10万名瘾君子。10年之后的道光九年,道光朝吸食鸦片的民众已“渐染十数省之广”,甚至在总计80万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也有不下20万的士兵吸食鸦片。而在东南沿海的绿营军中,更是有过半的士兵吸食鸦片。天朝的武装力量,岌岌可危;天朝的东南防线,一触即溃。这个王朝,再也承受不起鸦片的重量了。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道光面前:要不要禁烟?


这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因为早在雍正九年,清政府就开始禁烟了,但人们发现,这里还是有漏洞存在的。雍正朝虽然对“兴贩鸦片烟”“私开鸦片烟馆”都立了罪名,却对吸食鸦片的民众不加处罚。另外雍正朝也不能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虽然在法令上“私开鸦片烟馆”拟绞律,也就是可以处以极刑,但终雍正一朝,却没有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嘉庆朝的禁烟成效同样也是大棒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嘉庆末年苏州有10万名瘾君子的现实就证明了鸦片的泛滥,证明了帝国世道人心的流失和迷茫。


所以,道光的迷茫也正在这里。禁还是不禁,是一个问题;怎样禁,更是个问题。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个叫许乃济的官员向道光帝上了一道名字很拗口的折子,叫《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这道折子主题词却只有两个字-“驰禁”,也就是给鸦片解禁的意思。许乃济在奏折里认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同时他从药理学的角度提出“鸦片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很有为鸦片正名的意思。总之,许乃济建议“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理由是,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而且“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另外他还建议让“内地得随处种植(罂粟)”,以土烟抵抗洋烟,彻底改变鸦片贸易中道光朝的入超境况,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清白银外流的问题。


这真是个石破天惊的建议,道光皇帝不敢下定论。他将许乃济的奏折转发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想听听他们的建议。


邓廷桢等人在回奏中不仅同意许乃济的驰禁论,甚至还搞出了驰禁鸦片的章程九条,请求道光帝批准执行。一个王朝的世道人心,此时正从茫然进一步走向“开放搞活”,只是这样的“开放搞活”令人提心吊胆。


道光皇帝首鼠两端了。禁还是不禁,看来真的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对于囊中羞涩的道光朝来说,驰禁鸦片是一个现实选择,更是一个具备极强诱惑力的现实选择。因为在当时,“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这也是雍嘉两朝禁烟不能做到底气十足的重要原因。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让道光帝一下子心生惧意-许乃济的这篇奏折被译成英文,到处传播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报告说:“许乃济驰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道光帝当然不关心印度的鸦片种植有没有被刺激,他只关心鸦片在大清的泛滥情况。很显然,许乃济发布驰禁论的道光十六年是火烧眉毛的年头。这一年广州从海外进口鸦片突破了三万箱大关,比上一年增加了4000箱左右。


首鼠两端的道光皇帝不能再首鼠两端下去了。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严禁论开始抬头。道光十八年,一个46岁的中年男人向道光帝递上了他写的奏折。他叫黄爵滋,三年前,这个道光朝奏折写得最好的人被任命为鸿胪寺卿(鸿胪寺是司掌朝廷典礼的机构,其长官为正四品官),三年后,黄爵滋出手了,写了一篇影响历史进程的奏折。


黄爵滋在他的奏折中如是统计:“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在这里,所谓的“漏银”是白银外流的代名词。数年间,几千万两白银因为鸦片贸易外流,令道光朝面临“将无可充饷之银”的“银荒”,这是道光帝最终结束首鼠两端,做出禁烟决策的最主要动因。


但禁烟之后事更多。道光帝怎么也没想到,鸦片之害,居然已经威胁到他的母亲皇太后了。皇太后由于受宫中太监的诱骗,早已吸上鸦片,过上吞云吐雾的日子了。至此,道光帝的禁烟运动不得不打一个折扣,起码对自己的老母亲,道光帝还是不能查处也不敢查处的。甚至为了保证禁烟运动开展后皇太后有烟可吸,道光帝还秘密地让有关官员为其母亲准备一个鸦片供源,同时对外隐瞒消息。此情此举,毫无疑问从一个侧面预示了道光朝禁烟运动的暧昧与首鼠两端-它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却伴随着挥之不去的黯淡结局。


结局来得很快,林则徐虎门销烟“水到渠成”地为英国人的入侵提供了极好的借口。道光帝应该是很痛苦地看到了鸦片所带来的报应-不是禁烟不对,而是禁得太晚了。


最伤感的结局也还在后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道光帝发端于战前的禁烟运动无疾而终了。衰世的烟雾依旧缭绕,隐现着他那张伤感无奈的苦瓜脸。这个王朝,还是有着“十分之一二的京官,十分之二三的外官,十分之五六的钱谷幕友(司法税收人员),以及不可以数计的长随吏胥(跟班、差役)在吸食鸦片”,他们在衰世至乱世的大崩溃之前吞云吐雾,麻木沉沦。这些可怜可恨的人形销骨立,不复有人形存在,就像这个王朝的未来一样,没有希望,只剩下绝望。


一个王朝的视野


道光十八年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两年。这年四月的某一天,江南道御史周顼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名为《通商以银易货,不准鸦片抵交折》的折子。以今天的视角望过去,这真是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字-西方人数月不吃茶叶、大黄,就会双目失明肚肠堵塞,所以茶叶、大黄比鸦片威力要大得多,为什么不用它们换取外洋的银币呢?茶叶、大黄摇身一变为战略武器,这样的见识出自于堂堂的江南道御史,简直称得上天方夜谭了。


可令人奇怪的是,周顼的建议没有遭致他人的反对或嘲笑,反而引来一片赞同声。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巡抚魏元烺甚至包括以“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著称的林则徐都纷纷上疏支持周顼的建议。


一个王朝的视野之狭窄终于在茶叶、大黄面前露了原形。道光在看过周顼的奏折后,立即“命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审时度势,相机办理,以茶叶、大黄,震慑外夷”。


这就是鸦片战争前夕大清帝国的备战实情。帝国从一个英国人意想不到的角度进行了反击。毫无疑问,这样的反击令人无语,堪称道光朝的幽默。


两年之后,道光朝的幽默在持续。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鸦片战争一触即发,英国人出兵已既成事实。打,还是不打,是一个问题。道光皇帝拿不定主意,林则徐便上了一个奏折。在这封奏折里,林则徐认为英夷都是没有膝盖骨的,腿也无法弯曲,“一仆不能复起”,只要用竹竿将其扫倒,他们就爬不起来……


同时对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林则徐也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英国人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林则徐乐观,道光帝则茫然。因为有一些问题他还找不到答案。比如中国与英国是否有陆路相通?是否可以经新疆打到英国本土?还比如英国女王的一些隐私问题。道光皇帝很好奇:“该女主年甫22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他希望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毫无疑问,这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惑。困惑背后潜藏着危险。热兵器时代已不期而至,工业文明带来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但道光皇帝却不知道危险已近在咫尺。他只能以一种专制制度下的先验判断来本能地应付不期而至的危机。所用的手段无非“恩威并济”,所用的政策无非传统的剿抚政策。


也许道光帝会以为,英夷和中国历史上未开化的夷狄一样,都是不堪一击的。林则徐不是说了嘛,“一仆不能复起”,“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既如此,对待英夷就要做到“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上谕),总之要维护天朝上国在英夷面前的体面与尊严。这是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初期对待英人的态度。


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认识或者说视野狭窄所导致的错误判断。工业文明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所谓“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便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建立在儒家哲学基础上的权谋之道在强大的实力不对称面前一触即溃-香港就此失去,在英夷面前丧失“天朝”尊严,即“有失国体”成为残酷的事实。


不是说实力决定一切,而是视野决定一切,开放的心态决定一切。这场战争道光帝未打先输,输在他整个王朝集体的鼠目寸光上。


当然,道光帝到最后还是有收获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道光皇帝通过广东方面送来的两名懂英语的通事(翻译),总算弄清了以下一些问题的答案:


英吉利国距中国水路需多少天?


英吉利至中国需要经过多少国家?


英国女王年仅22岁,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国之主?


英吉利国究竟方圆有多大?


……


道光帝获得的答案应该说是迟到的答案,也是代价昂贵的答案。他们本应在战争之前就获得,但是很遗憾,为了获得它们,道光帝付出了“天朝”的尊严和国土,当然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哲学和文明层面上。在大洋彼岸,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已经生机盎然、蠢蠢欲动,试图吞噬或者说覆盖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特别是农耕文明身上所附着的保守、封闭、偏见、傲慢、脆弱、张狂以及患得患失……一切的一切已是箭在弦上。


站在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天里,道光皇帝真是茫茫然不知所措啊。先前,他的痛苦在于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现在,他的痛苦则在于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


谁能告诉他?


从衰世到乱世


现在看来,那个王朝衰败的消息,真是俯拾皆是、触目惊心。它们几乎以呐喊的方式惊现人间,惊现于这个首鼠两端的帝国,无言地提醒世人。只是道光帝身处其间,也许不以为意,也许无可奈何罢了。


道光三年,服丧期满的道光帝公开表示,秋狩之礼与东巡祖陵等仪式应该次第举行,因为这是一个王朝最基本的礼仪之道,也是立国之道。前者代表力量、激情,后者代表孝道、仁道,都是帝国执政合法性的具体说明和有力证据。但是第二年的正月初八,道光帝却向内阁颁发了一道“特谕”,指出因直隶两年歉收,民力维艰,所以原定该年三月举行的东巡祖陵计划被取消了,另外,木兰秋狩之礼也以爱惜民力的名义暂停,什么时候恢复?道光帝没说。


直到道光十七年,当世人差不多已经忘记秋狩之礼时,道光帝才低调地宣布:关闭热河行宫,停废秋狩。一个王朝最基本的礼仪之道就这样被废除了。也许,对一向恪守祖制的道光帝来说,他内心的痛苦是难与人言的,但此时的帝国烟雾缭绕,民变四起,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正走向大崩溃的边缘,他哪有心情和财力去做盛世之举?所以只能低调收场,并且不给这样的收场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满语”、“骑射”等满族民族传统的衰败与秋狩之礼的废除几乎同时进行,并且如出一辙。这个当年操着满语,立马扬鞭冲进关内的民族毫无疑问是充满动感和生命力的,而道光之前几任皇帝对本民族语言、技能的自我激励一直是这个民族生命力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许满语和汉语相比并不先进,骑射和火炮相比也相形见绌,但重要的是精神,立马扬鞭的精神,不忘本的精神需要世代传承。


只是很遗憾,道光帝发现,到了他这儿,这样的精神消失了。满族人不会说满语,骑射之道无人问津。道光八年录取的翻译举子中,竟有半数满文水平一塌糊涂。至于骑射之道,由于道光自废秋狩,更是习者寥寥。道光帝无可奈何之下,在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失利后不久黯然宣布:以后水师将领赴京受阅时,不必演练骑马射箭,只需观看演习枪炮即可。的确,精神是一方面,世易时移的背景是另一方面。骑射之道在洋枪洋炮面前,终究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道光帝也只能“此情只堪成追忆”了。


但是最要命的问题还在于人心的崩溃。道光二十三年,道光帝亲眼目睹了人心是怎样崩溃和迷失的。这一年,道光朝爆发了震惊朝野的户部银库被盗案,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925.2万两之多。而库银亏空最大的原因是库兵监守自盗。库兵们采用“谷道藏银”的方法,把银子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带出银库,日积月累,竟如此之多。当然库兵多年来监守自盗一直无人察觉,也与各查库御史疏于管理以及陋规横行密不可分-一个王朝的人心,就这样崩溃和迷失了。人人是硕鼠,人人都有世纪末的疯狂和贪婪。在鸦片战争这场前所未有的外患之后,道光帝绝望地发现等待他的竟是前所未有的内忧。


在接下来的年月,财政困难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道光二十八年,户部仅存库银12.39万余两;道光二十九年,户部存库银55万两;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大清户部库银“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一个王朝左支右绌,一筹莫展,已然走向大崩溃的边缘。


实在地说,道光朝从衰世到乱世,责任不能由道光皇帝一个人负。大清王朝从康熙算起,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盛世的光景累计为134年。这134年似乎是荣耀的,也是耻辱的。因为它是固步自封的年代,也是闭关锁国的年代。所谓的盛世是没有坐标和对比的,也可以说是意淫式的。它应该是专制制度最丰盛和最后的烛光晚餐。人人陶醉其间,人人以为人间仙境,莫过于此,但是嘉庆中衰之后,从衰世到乱世竟只有一步之遥。道光生逢其间,感同身受,那真叫一个悲苦莫名啊。所以,还是苏轼说得好:“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道光毫无疑问是背了一个黑锅,人世间最大的黑锅。


现在,这个叫道光的皇帝要离开人世了。时间的钟摆停在1850年。他走了,一了百了,帝国却危机四伏,“盗风甚炽”,边患外患此起彼伏,社会机制濒于崩解,这个王朝的政权机构此时已丧失了维护秩序的能力。那么下一个接棒人(咸丰皇帝)会不会力挽狂澜,创造人间奇迹呢?


没有人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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