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盖康熙,恩泽后世:评真正的民族英雄万历皇帝

大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19),一个被清史极度污蔑的皇帝,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中国因为他的存在而精彩!或许少一个朝代,中国早就进入君主立宪制,或许多一个万历皇帝,中国的近代史不会如此凄惨。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为明朝修史时的康熙皇帝,两个人的经历极为相似。在位时间长,最初都是有极强势的辅政大臣,有着堪称盛世的年代,有着辉煌的胜利,同样的后期倦政,也有着同样的失败。万历皇帝最大的失败是不断被满清宣传的萨尔浒之役,损失四万;康熙最大的失败是康熙五十六年六万军队全军覆没于准葛尔;而对应万历帝的矿税,康熙年间的国库有着骇人听闻的四千三百万亏空。两个轨道非常相似的皇帝一个被大肆夸张其缺点错误,甚至推论明亡于万历,真是天下奇闻。要是明朝后面的几个皇帝能象万历皇帝对待熊廷弼那样对待大臣,明朝的历史将会长很多。而康熙则被宣传成千古一帝,前后近三十年的战争和混乱民不聊生(到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的签定),后面十几年的九子夺嫡,鸡飞狗跳都被轻轻抹过。不过想想也释然,谁让他有个好孙子,借着修四库全书把史书毁得毁,改得改,文字狱那才叫恐怖,比起他儿子盛世要用禁武令来维持有效多了。

虽然说好皇帝未必就是好人,但让我们首先看看两个人的私德。毫无疑问万历皇帝用情更专,至少比起从洗衣奴到蒙古女人都兼容并蓄的几乎如种马一般的康熙好得太多了。不像万历四十多年和郑贵妃双方白头到老但是感情始终不变,虽然不如明孝宗,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仍然不失为道德楷模。关于万历酒色财气的诽谤。“色”讲过了,“财”放到后面再讲。我们来看看酒,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考证,万历每餐必酒每酒必醉,整个一个大酒鬼,但是翻遍史书只有大明万历八年有一次记录,确实是喝多了。只要稍微了解明朝言官的威力,就知道明朝的起居注绝不可能隐瞒万历帝醉酒误事的事件,可是翻遍史料就是没有。而且更耸人听闻的是甚至还有人推论万历后期倦政是因为吸毒,前些日子到定陵,还听到一个导游喋喋不休,万历皇帝好酒而且后来对其骨骸监测,身前还吸过毒,这个简直就是胡扯,每餐必醉加吸毒能执掌中国四十多年?只怕不用几天就玩完了。而康熙虽然没有好酒的谣言,但是对打猎的爱好简直让人吃惊。如果说在承德是为了方便和蒙古各部联系的话,那么密度如此之大的出行这样的理由令人难以信服,一共四十八次的木兰围场,当然还有种说法康熙为了保证八旗军的战斗力,但是前二十年战事不断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演习吗?后几十年需要每年重复同样的军演吗?只能让人认为康熙因为个人爱好而荒废国事。更糟糕的是康熙曾经自己宣称一日射兔三百一十八只,我说他那天绝对没有时间处理国事,这个推论应该没问题吧。四十八次出巡,这种围猎的时间和金钱的消耗,和一餐酒比起来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算万历皇帝当真天天喝酒也拍马难及,要怪就怪万历偶然一酒没有和拉动内需联系起来。最后再来说“气”的问题,所谓气无外乎万历皇帝曾经杖责过太监,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清朝还要普遍和无情的多,甚至在乾隆以后入宫的太监只能姓秦、赵等几个姓。这一切是因为满清皇帝认为明朝太监之祸尤烈,所以清朝对太监的责罚之恐怖让人震惊。不过如果麻子康熙再活五百年,看到清朝女人之祸尤烈,会不会穿越回那个年代宣称不近女色??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人的执政历程,两个人的执政的开始非常相似。两个人登基之初都生活在辅政大臣的巨大阴影中。而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信任或者除掉这个人。如果说要除掉的话万历皇帝应该有比康熙更方便的条件。首先万历朝的权力是三位一体,相权、后权和内廷权力的一体。而后两种权力是完全依靠万历皇帝的存在,他们只关心和相权的合作与否,至于相权操与谁并不是原则性问题。其次对于首辅张居正来说,有着足以牵制他的对手高拱,哪怕此人早就不在任上;无论是在操作难度上还是成败的风险上,万历皇帝明显要较康熙容易许多。但是万历虽然和康熙一样对辅政大臣心怀不满,却没有选择除去张居正而选择了信任和重持,至少在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两个人完美的关系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君臣关系之一。由此在这一君一臣的驾驭下大明王朝再次驶向了兴盛。而康熙有能臣而不能用,他的政治智慧确实不如万历,在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康熙行险一博,成功得非常侥幸。更糟糕的是清朝失去了满族第一勇将,各方势力从此蠢蠢欲动。而小皇帝本身显然没有足够的震慑力,一场旷日持久的兵祸将再次降临。双方不同的政治智慧,不同的选择,一个迎来了继仁宣之治后的又一盛世,一个将再次让神州沉浸在血与火中。

大明万历初年,中国开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在江陵柄政期间,大明帝国效率空前提高,考政法成为一项光照千秋的法令。同时裁撤多个官僚机构,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资料表明到底削减了多少官位,那是根据资料估算大概减少了两万以上官位,与此同时清查土地由5.1亿幕变成7.85亿亩,国家税源广开。跟着是青史留名的一条鞭法,其核心是度地而税,穷人的负担不在沉重,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盛世已经出现。一次伟大的税费改革!与之相对应的戚家军,李家将威镇四方。尤其是李家将的奔袭,即使是今日读史,也让人觉得梦回汉唐,实在太象霍去病和李靖了。对蒙古鞑靼两大势力的分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从大明万历元年起修筑敌台1200座,恩泽数代百姓。甚至在三百多年后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长城抗战也离不开这些敌台。而更重要的是之所以他比所谓的“康乾盛世”更出色,是因为在那个朝代始终具有极大的言论自由,比起动不动就大兴文字狱的盛世,比起不断的有人因为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词一个签名而被杀头灭族甚至鞭尸的所谓盛世强得太多了。而清朝康熙初年,黑云压城,如果朱三太子的恶梦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主少国疑而引起的三藩之乱只能说是咎由自取了。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从东到西覆盖了中国的十几个省,国家财力空虚,老百姓苦不堪言。乱世之中人命如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历皇帝虽然失去了张居正,但是他的胆气和魄力并没有减弱。这个年轻有为的君主不仅仅保留了一条鞭法,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有三次有名的征战,这三战不仅仅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更有力的打击了倭寇,此后三百年倭寇不敢在西窥中原,史称万历三大征。大明万历二十年哱拜之乱,史称宁夏之乱,整个宁夏地区陷入糜烂。面对这场哱拜和套部蒙古挑起的叛乱,万历皇帝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运筹帷幄,逐套部蒙古与贺兰山,真正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跟着挥师宁夏城,平定这场叛乱。接着是播州之役,盘剧在四川,湖北险要地区的杨氏家族自唐起就世代统治这片土地,到明朝时封为播州宣慰司使,实际上还是一个独立王国。万历二十八年明军大举征讨,三月突破娄山关天险,六月平定叛乱。和中央政权几乎隔离千年的地方终于再回到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下。这两场战役时间都不算长,但应该看到这些地区道路难行,后勤保障极为不易。比起乾隆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死了无数人才打下总人口不过几万人的大小金川。万历皇帝的才能不知高过这个所谓的“十全老人”多少。而康熙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也发动了一次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打击蒙古葛尔丹。在这场惨胜的战役中,康熙表现出了一个军事家的能力,先引诱对方然后自己御驾亲征希望一举击溃对手。但是在这场战争的进行过程中,康熙再次出现不该有的失误,导致粮草不济,饿死上千士兵。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我都很奇怪,按说满族本来就是从塞外进关,运粮的路线关内可以漕运,关外在草原上,远比明军在播州之役中在没有路的崇山峻岭中运输要方便很多。但是万历做的就是比康熙好。

接着再让我们比较一下双方的巅峰之作。抗倭援朝VS收复台湾。大明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基本控制日本,在这个堪称日本史上最强的年代里他发动了侵朝战争,朝鲜希望万历救援。几乎是前两征的翻版,明军小规模的救援宣告失败。万历皇帝调集四万大军救援朝鲜,一战收复平壤,接着在碧蹄馆面对绝对优势的日军明军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战斗力,在这场遭遇战中,人数少得多的明军和对方战成平手。但是日军震惊于明军的战斗力在十二万日军VS四万明军的情况下开始消极避战,明军组织敢死队乘机焚毁了日军城外的米仓,日军退缩至釜山。这一仗以万历帝册封丰臣这个“蛮夷”而告终。大明万历二十五年,日军重新发动攻势,万历皇帝调动四路大军反击日军。丰臣秀吉因为朝鲜战局不利而重病,日军在各方都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开始退却。在日军撤退的过程中,中日双方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战,明军邓子龙部三艘大海船封锁了露梁海峡,牢牢堵住日本人大小五百艘战舰,接着明军主力和受明军指挥的李舜臣部从后夹击对手,该役击沉和俘获对手大小船只450艘,彻底切断了从日本到朝鲜的补给,宣告了在朝日军的覆灭。日军从此大概300年不敢西窥中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万历皇帝在江浙沿海集结了庞大的船队,一旦朝鲜战事不利,这支部队将直接进攻日本本土,可惜丰臣秀吉死得太是时候了,否则今日之中国极有可能再多出一个省来。而根据某”千古一帝”命令编篡的史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诽谤称“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把万历皇帝三大征做为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对这个一脸麻子的”千古一帝”来说,历史无情的奚落了他。在他的后世,中日双方再次爆发战争,中方斥巨资组建的北洋军队全军覆没,赔款2亿白银、割辽东、台湾、彭湖列岛,后来经过列强交涉,收回辽东再付3000万赎辽费。而万历抗倭之役不过七百万军费,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次高瞻远瞩恩泽后世的投入,胜利的光荣理应属于万历大帝,属于宋应昌、属于李如松、属于陈璘、属于麻贵、属于殉国的邓子龙、属于王京城外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明军敢死队,属于每一个参战的明军将士,属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国人。历史终将还以公道,英雄不容被玷污。同样是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一役,康熙的收复台湾一役因为现在台湾当局的论调而更具现实意义。应该看到在这战中康熙表现出了一定的魄力,从无到有打造了一支真正的海军,但是在面对内部分裂已经衰落的台湾郑氏的时候,这支部队如履薄冰的表现并不是那么让人信服。一支横渡台湾海峡都战战兢兢的海军和一支扬威异域的海军部队,有可比性吗?最后再来说说尼布楚条约,面对着后勤补给极为漫长的俄罗斯探险队,保护“龙兴”之地的清军仅仅是惨胜。在这场战役中清军的骑兵面对对方的火器的时候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但是号称学贯东西的康熙并不敏感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失去了一次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机会。而中俄双方的和约为什么叫尼布楚条约?因为中国割让了贝尔加湖以东的尼布楚广大地区,和以后的不平等条约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没有赔款。以及签和约时比较体面一些。闻一多先生在著名的《七子之歌》中就写到:“……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邶风》之七子。……”长歌当哭!

再来看看万历皇帝最被人诟病的萨尔浒之役。应该说从该战役的部署来看,万历皇帝并没有错。后世无知之徒认为明军首先不该兵分四路被对手分别击破,但实际上万历三大征的几次重要部署也是多路进攻。以火器和步兵为主的明军如果一路出击在草原上寻找以骑兵为主的敌人决战,这样的部署可以说未战先败。因为你的机动力远远跟不上对方。而多路出击可以有效的限制对方的机动力。而万历帝启用的将领也是为情理之中,总督杨镐,该人参加过抗倭之战役,表现一般,在蔚山打了一次夹生仗,后因谎报军情被撤,朝鲜战争结束后官复原职,后任辽东巡抚期间对土蛮战功卓著,一个大将有成败两方面的教训,熟知地理,资历深(当年那批援朝的将领中只有他和退休的刘綎,而万历皇帝慎重起见还重新招入了刘綎。应该说从前期的用人到策略布置万历皇帝并没有错,毕竟他是人不是神不能预知未来。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万历时代的言论自由在该役中起了很坏的作用。言官要求杨镐迅速进军,而明军此时没没有准备好,万历“倦政”了一段时间,实在躲不过去,只好命令进军。结果明军被分路击败,应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万历前期的布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有过类似的失败,甚至大明永乐年间邱福部十万人全军覆没也没影响永乐大帝给蒙古人搬家。而康熙五十六年六万大军被蒙古准噶尔部全歼,整个大西北靡烂,凭什么康熙是明君而万历是昏君?不知道当时的清人是不是因为摄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说真话。

萨尔浒之役影响了明朝和后金的力量对比了吗?根本没有。明朝当时人口在1亿左右,兵员含预备役大概270万,应该说这样的失败完全承受的起。而万历帝在失败之后果断任用熊廷弼,把损失减低到最小。熊廷弼出关之后重新振作士气,修辽阳、沈阳,以此构筑坚固防线,后金打了几次都灰头土脸的回去了。在此基础上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依托坚城大打骚扰战,后金所谓自萨尔浒之役后的优势荡然无存。明军改变了以往的策略,虽然从局部看起来,后金有了攻势,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战略的主动权始终在明朝手中。所谓萨尔浒之役后双方攻守易型纯属胡扯,终明一世,后金不过边患而已。而熊廷弼在朝中并不得人缘,在主持辽东防务期间,万历皇帝再次“选择性倦政”,熊廷弼的做法都支持,而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却都留中不发。这在万历皇帝死后,成为万历倦政的一大“罪证”,而熊被撤职后,后金才开始猖獗。这关萨尔浒什么关系?又关万历皇帝什么关系?如果说万历年间的文进士熊廷弼的撤职是明朝衰落的开始,那么万历年间的另一个文进士袁崇涣的被杀,直接导致多路勤王部队的溃散转成“流寇”,从那以后流寇成为一支军事素养出色的部队开始席卷大明全国,而明朝终于亡于这些”流寇”。每次读史我都非常感慨,在万历这朝,前朝老臣以张居正和戚继光为代表达到了个人的人生巅峰,永载史册。以李家将为代表的中生代也表现的非常出色,更难得的是万历年间出现了三个文进士,这三个人竟然都表现出了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军事才华,他们的名字是熊廷弼、孙承宗、袁崇涣,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能在文进士里出现三个军事天才,万历皇帝确实称得上用人唯贤,也对得起他之后的皇帝了。可惜了,这三个人虽然在万历皇帝之后失去皇帝庇护的情况下鞠躬尽瘁,但是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看着后面那个所谓的勤政皇帝,在比较一下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万历帝,不由得让人感慨:但使万历大帝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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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来说说万历的矿税。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不管内币还是国库,归根结底都是从民众手上收来的。充实内库和巧立名目甚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出现的“婊子税”,多征税到国库对于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区别。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区别就大了,万历皇帝和满清皇帝不同,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万历皇帝并不是想花就能花。他既不能随心所欲下江南也不能动不动就修园子,而万历朝的大臣和清朝的大臣比较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真正是大臣而不是奴才。万历皇帝一次要求国库提供十万两银子修宫殿,这要搁到“康乾盛世”,和绅们只嫌宫殿修得不够大,但是万历的大臣们不一样,万历得到的回答是下不奉诏,意思是这次给你皇帝面子,没有下次了!而万历就再也不向国库伸手了,可以讲这才是真正的君臣呀!其次万历在皇帝中并不挥霍,既不要为了讨好女人,在宫中修建专门宫殿以解自己的妃子思乡之苦,又不用声势浩大,劳民伤财的去围猎,下江南,给臣子的赏赐也都是象征性的。至于喝酒的问题,就算万历皇帝天天用茅台洗澡也喝不穷国家,可以讲万历皇帝的大部分费用最后还是充做了军费。我们比较一下,末代皇帝在他的自述中承认在退位后他们六口之家一个月消耗肉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鸡鸭四千九百八十六只。这样的情况要是出现在万历朝,万历皇帝只怕早被言官活活骂死,而且万历派往各地的太监并不如那么牛B,经常被打死,万历对这种情况就是四个字概不追究。关于矿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万历皇帝有一次病重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就招了首辅诏告天下取消矿税,结果第二天万历皇帝身体好转,急急忙忙派人把旨意追回来。在追的过程中,万历皇帝表现的非常着急,因为没有这块税收他自己甚至过得不如普通的大户人家,所以即使万历皇帝知道这块税收并不好,也只有硬着头皮坚持。而这些钱对于没有多少挥霍渠道的万历皇帝来说,最后还是充做军费,也算是取之与民用之与民。当然矿税的收取从道理上来说是不对的,这一点不该否认。但是更该谴责的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私库的皇帝,是国库帐面五千万实际只有七百万的皇帝。

综观万历皇帝一生,虽然稍有缺陷,但瑕不掩玉,他的丰功伟绩确实值得称道。而万历皇帝之所以没有能称为明君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因为他太民主,太善良了。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言论非常自由,基本不受约束的言官们开始疯狂造谣,能惹怒皇帝训一顿,在同事中倍有面子,惹怒皇帝打一顿,那么就青史留名。所以言官们乐此不疲,收益大、风险小,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要搁到“康乾盛世”杀了你算是轻的,最惨的是在你家门口挂个名教罪人的牌子,地方官初一十五去巡视,你一家老小几百年就算完了。所以说除了唯心的天子圣哲之外,谁敢说个不好?而万历朝言官们把万历皇帝比做纣王、幽王、东昏候、把万历骂做古往今来第一暴君,值得称道的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因此而杀谁。有些骂奏送到他手里,他看了一下,说声是个圈套(言官希望激怒他),也就到此为止。就算是换了普通人整天被人骂,估计也受不了,可是万历皇帝居然能全部折节容下,光这份气度就实在很少有人能做到,他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圣明君主。他是一代明君是真正的大帝,是属于中国人的骄傲。在他的时代里对官吏的考核和对税收制度(一条鞭法)的安排,达到了整个中国封建史的顶峰。他有力的打击了国家分裂势力和国外的侵略势力,他以一个煌煌盛世为开端,以留下三大超越时代的军事天才而结束。在他那个时代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稳如泰山,言论极度自由,那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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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话,万历是被那帮大臣实在欺负的惨不忍睹,几乎任何大臣都可以上本奏折指着他的鼻子对他破口大骂,有时候看看那些奏折,都会让人觉得奇怪,这是大臣在对皇帝说话,还是老子在对儿子说话

万历一生只爱一个女人,从年轻到老都没有改变过,却被指责成好色

一年收点矿税,被说成是贪财,被骂的狗血喷头体无完肤(对比一下年收入以千万两计算的郑芝龙,实在替他抱屈),忍气吞声最后只能按照大臣的意志来立太子,还被指责成好生气

别说这皇帝当的实在不舒服,就是一个平常人,也没有这么窝囊的

偏偏这种情况又不是在他皇帝权力被剥夺,朝廷有弄权大臣的情况下发生的。——

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此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病告退的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到了清代,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对此都极其不理解,说:“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无非是说,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对皇帝破口大骂呢?简直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完全被调教成皇帝重视奴才的清人,是难以理解明朝中后期士人的“大胆”的。

其实,以上还只是部分朝廷大臣的“非君”,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不想赘述,仅举一例,首辅沈一贯谈及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时候说:“往时私议朝政着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万历年间是一个孕育着变动的王朝。有人也许会说,万历皇帝的某些做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和指责了。但,历史上昏庸的皇帝不计其数,有哪个皇帝当时能受到这样暴风雨般的斥责呢?有哪个王朝能给大家这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呢?有哪个王朝的大臣和普通百姓能有这样大胆的做法和意识?

万历王朝,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动,一种启蒙思潮,一种打破皇权至上的思想几乎已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它被后来的历史变动所扭曲了,中国的命运在某扇很有希望的大门前嘎然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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