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民众普遍贫穷 国民性奴性弥漫

陈继承 收藏 10 952
导读:国民性这个词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所谓国民性,就是一个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点,或者说大部分人所具有的性格倾向。明朝之前,中国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天朝之国,高高在上,是世界中心,根本想不到跟其他国家比国民性。清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第一次以平等的角度客观地来观察和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那么在这些英国人的眼中,中国人是怎样的呢?“文化中国”主持人今波和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杰一起,揭示在康乾盛世之下的国民性格。 中国曾经是欧洲的神话 主持人:马戛尔尼是英国一个资深的外交家,去过很多

国民性这个词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所谓国民性,就是一个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点,或者说大部分人所具有的性格倾向。明朝之前,中国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天朝之国,高高在上,是世界中心,根本想不到跟其他国家比国民性。清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第一次以平等的角度客观地来观察和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那么在这些英国人的眼中,中国人是怎样的呢?“文化中国”主持人今波和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杰一起,揭示在康乾盛世之下的国民性格。


中国曾经是欧洲的神话


主持人:马戛尔尼是英国一个资深的外交家,去过很多国家。他在出使中国之前,本打算退休的,可一听说是去中国,便欣然接受。那时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嘉宾: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有点像今天咱们看美国一样。明朝末年,曾经有一些欧洲的传教士来中国,他们发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比欧洲优越、先进。因为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直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小国林立,战争不断,老百姓的生活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主持人:那么在政治体制上呢?


嘉宾:欧洲当时是一个贵族社会,等级森严,贵族、平民、农奴之间的地位如天渊之隔。一个平民或者是农奴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就不一样。首先中国没有农奴这个阶层,而且,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比较大,即使是最贫困的农民的孩子,也有可能通过努力读书,经过科举考试,而中举,当官,甚至有可能做到尚书等的大官。


主持人:这就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欧洲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中世纪宗教统治之中,人们的生活状态不太理想。


嘉宾:有了这样的差距,所以传教士到了中国之后,就把中国最美好状况写书信传回欧洲教会,这些信传开后,竟引起了持续一百年的中国热。


主持人:法国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有趣的事儿。1700年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路易十四要在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当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们陆续到场之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着中国式的八抬大轿出场,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嘉宾:当时在西方的上流社会中,把中国传过去的风格、排场等东西,当成了一种时尚。


主持人:据说文学巨匠伏尔泰也是一个中国迷,他家的小礼堂中,恭恭敬敬地供奉着孔子的画像。他当时讲究到只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配喝巴黎的咖啡。


嘉宾:这说明当时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一种向往。今天我们动不动说,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和世界接轨。而那个时候欧洲的知识分子是要向中国学习,和中国接轨。伏尔泰就曾经说过:“在道德上,咱们应该成为中国的学生。”德国的大哲学家、大数学家莱布尼茨甚至说,现在的欧洲已经处于道德沦落的境地,我们欧洲人已经无法自拔,唯一的办法是请中国人来指导我们进行道德实践。


主持人:所以,当时马戛尔尼就是怀着这种热望来中国的。


人口猛增造成盛世贫穷


嘉宾:到中国后,马戛尔尼第一个感觉是失望,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其实,马戛尔尼和传教士之间相差有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当中,欧洲的进步相当大,生活富裕了。所以,马戛尔尼眼中的中国,不会再产生传教士那时的惊喜,特别是在道德品质方面,与传教士所描写的,有相当大的差别。


主持人:您能不能具体给说说。


嘉宾:到达中国之后,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国没有传说中那样富裕。从马可·波罗时代到传教士时代,欧洲人一直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国家,说中国遍地是黄金,人人绫罗绸缎。而马戛尔尼到中国一看,完全不是这样。那时的英国已经过工业革命,社会财富比以前增长了好多倍,欧洲普通工人的饮食是以肉食为主,而中国当时还停留在原来的生活状态,甚至比明朝时的生活状态还略有降低。因此在马嘎尔尼的眼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较贫困的,而且人都很瘦。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在中国人身上很少能看见英国公民那样的啤酒大肚,或者英国农民那种喜气洋洋的脸。”


主持人: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视角的问题。传教士也好,马可·波罗也好,他们所写的那些中国印象往往都是偏上层的;而马戛尔尼他们来中国,就是想寻找文字中普通百姓的繁华生活,结果却发现了一些营养不良、生活水平不高的百姓。


嘉宾:当时英国外交使团来了之后,清朝政府很重视,派了一些中国人去为他们做服务工作。后来英国人在书中这样记载,说这些中国人把船上吃剩的饭菜,拿了在一旁接着吃;把喝剩的茶叶,拿了继续泡着喝。他们很感慨,说,中国普遍的生活水平比英国低得太多了。而且他们从天津到北京,一路沿着运河前进,发现运河两边的房子都是土坯房、茅草顶,没有发现一处能与英国整洁而坚固的小镇相比的中国小镇,特别让他们震惊的是沿途经常能看到死婴和弃婴,这让他们觉得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都是在温饱线上挣扎。


主持人:所以,马嘎尔尼到中国来的整个心态发生了转变。但是,这情景让我们也不能够理解。不是说康乾盛世吗?那应该是一个非常繁盛的时代啊。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有过一组数据,在乾隆后期的时候,中国的GDP总值已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在康熙五十八年的时候国库银两达到4900多万两,到乾隆年间就有8千多万两。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你说这么繁盛的这样一个数字,为什么底层人民的生活竟然是那样的呢?


嘉宾:这也很好理解。乾隆时候,因为乾隆皇帝提倡发展生产,特别在发展农业方面,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所以那时粮食总产量还有亩产量都创了历史新高。但同时我们不可忽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乾隆年间也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在清朝以前中国人口很少有突破一个亿的,但在乾隆年间,乾隆即位的时候,人口是一亿四千万,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人口将近三个亿,就是说,五十多年人口翻了一番。这种迅速增长的人口很快吞食掉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因而,乾隆年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是历代最低的。


主持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待历史的繁盛,不能只看绝对数字,而要看这个数字转嫁到每一个人头上是多少,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人均收入。


嘉宾:对。但是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马戛尔尼使团到了中国之后,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也存在着很多致命的问题。


英使团浇灭了百年中国热


嘉宾:英国船队刚到中国浙江之后,需要找一个领航员,他们就找到了定海总兵。定海总兵对他们很热情,因为皇帝给各地的官员下达了诏书,说英国人要来进贡,第一次来,咱们要好好招待。所以这个总兵满口答应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以为这个总兵会花大笔银子去招募领航员,没想到总兵派了他手下所有的士兵到定海城中把所有当过海员的人都抓了来。英国人在书中就这样记载:“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比这些人更惨的家伙,他们黑压压地跪满了总兵的大堂,总兵就从里头挑选了两个人,感觉他们经验可能比较丰富,让他们跟我们走。但是这两个人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从事航海业了,他们现在已经转行在定海城内开了两家绸缎铺,而且生意很不错,所以你让他离开自己的生意,去给我们领航,他们心里很不愿意。所以他们向总兵磕头,苦苦哀求,免除掉这趟劳役,但是总兵丝毫不为所动。总兵说,你们或者是一个时辰之内收拾好行李跟他们走,或者就挨板子,你们自己选择。”


主持人:欧洲人对这个事情很不理解,因为此时的欧洲已经确立了公权力不能侵犯私权利,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比如在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的时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一座宫殿,叫无忧宫,因为王宫选在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结果修建期间,磨坊主就向法院起诉国王,说宫殿挡了风,使得他家的风轮转不起来,最后国王不得不让步,同意赔偿磨坊主。在当时欧洲人心中,这样的事例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当看到中国当时的这种状况,他们的心理反差很大。


嘉宾:对。所以领航员事件,让英国人感到中国在政治文明上的落后。但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他们到了天津之后,因为英国船只太大,在运河中没法行驶,于是他们换了中国的平底船,这样在很多地段就需要找人去拉纤。清朝政府找纤夫的方法就是在两边的村庄里抓壮丁,强迫他们去当纤夫。据英国人记载,每人每天六便士。这六便士肯定不够一个人一天吃用的,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干,晚上经常有人逃跑,为了防止纤夫逃跑,他们就用绳子把这些纤夫一个接一个地捆起来,然后拿着鞭子在旁边像驱赶马队一样驱赶他们。英国人看了非常震惊。


主持人:经济上落后,政治上暴力。他们给清政府的国民性下了什么结论呢?


嘉宾:涉及到国民性,就涉及到一个对中国老百姓道德水平的评价问题。咱们前面说过,在马戛尔尼到达中国之后,清朝政府派了一些人到船上去给他们服务,这其中就一些人有小偷小摸的习惯,船上经常有小件物品,不知不觉就丢了,特别是一些吃的。英国人在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有一次厨师给他们做了两只鸡,端上来吃着吃着英国人感觉不太对劲,两只鸡怎么只有两只鸡腿?于是把厨师叫来问,厨师见了也不辩解,嘻嘻一笑,回到厨房,把私藏的两条鸡腿拿了出来。英国人觉得这牵涉到职业道德的问题,所以对中国人的道德评价因此而降低。


主持人:其实小偷小摸的行为,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也是为人所不齿所不容的。如果马嘎尔尼把这一件事作为中国人全民道德来评判的话,有点偏了。其实在古代,中国人的诚信倡导还是非常积极的,孔子的“民无信不立”,商鞅的“立木为信”,到信陵君“窃符救赵”,季布“一诺千金”,刘邦“约法三章”,等等。


嘉宾:中国人有时非常讲诚信。但问题是,中国人的诚信是画圈的。对亲戚、朋友、老乡、同事很讲诚信,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但对陌生人,往往就抱着一种冷漠的、防范的态度。这反映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或者是地缘关系基础之上,没有一视同仁这样的观念。


主持人:其实咱们中国人老喜欢说一个词儿叫“情理”。如果放在西方的话,可能会把这两个字调换一下,叫“理情”。中国人是情在前,原则在后;而西方人是原则在前,情在后。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我认识你,违反了原则对不起可能谁都不行。这就是中西方的不同之处。那么马戛尔尼这次出访结束以后,带回了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基本上与以往传教士所说的截然不同。那么这些信息传到西方国家以后,造成了怎样一种影响呢?


嘉宾:最明显的结果,就是结束了西方持续了一百多年的中国热。


先秦、唐宋、明清的国民性


一提到国民性,我们很容易会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想到精神胜利法,想到“劣根性”。似乎中国人的国民性只意味着落后、愚昧、麻木这些负面含义。而事实远非如此。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变化着。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人的国民性曾经有过怎样光辉的侧面呢?


嘉宾:探讨国民性最容易走入误区的,就是老觉得中国人的国民性都是缺点,而产生这一错误观念的是一系列对中国国民性的负面描述。我们必须注意这个负面描述所产生的背景。比如说马戛尔尼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但他描述的是乾隆晚期,乾隆盛世远去之后清朝人的那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在专制统治之下,扭曲性格的一种反映。


主持人:所以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待。


嘉宾:对,国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如果仔细读史书的话就会发现,在过去的五千多年中,中国人的国民性经常在发生变化,有时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拿春秋时期来说,那时的中国人性格非常阳刚,思想活跃,富于创造力,诸子百家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唐宋时候的中国人,虽然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不如春秋时期,但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创造了非常辉煌的业绩,唐诗宋词都是那个时候的产物。但不幸的是,到了明朝和清朝,中国人的整体品行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下滑,从一些历史记载中可以感觉到,明朝、清朝人的性格中,奴性突出,很多时候表现出一种麻木、懦弱的精神面貌。马戛尔尼所描述的国民性格,正好是中国人精神面貌落到最低点时候的一种状况。


主持人:人的性格体现,有一个空间挤压的问题,空间大了才能自由释放,不然则会受到限制。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从先秦到明清,中国人的这种人格,遭受了怎样的挤压,形成了怎样的变化?


先秦时期全民性格:尚武


嘉宾: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性格突出的特点是尚武。在汉朝唐朝以来,中国人身上也有非常鲜明的尚武精神。特别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各国都推崇尚武精神。因为那个时候正处在一个战争环境,如果你不尚武,如果你不发展军事,那么国家就没法生存下去。


主持人:在《诗经·秦风》中就有“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你看班固在《汉书》中也说了,“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重武轻文。嘉宾:你说的是秦国的情况,秦国是属于北方国家。那么当时的南方国家,包括今天的江浙一带,包括上海地区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呢?现在这个地方普遍给人的感觉是文质彬彬,性格柔和,说话吴侬软语的,但是在先秦的时候,这地方的人也十分彪悍,性格非常强硬。《淮南子》中有一句话,叫“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汉书·地理志》中也说:“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就是说,那时江浙一带的人都喜欢玩剑。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出铸剑大师和出名剑的地方就是在吴越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江浙一带。


主持人:史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夫吴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断盘”,有此等好剑,可见春秋时期那真是侠客遍地,武士横行啊。


唐宋时期全民性格:尚文


嘉宾:实际上从唐朝到宋朝,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由尚武转向了尚文。因为统治者当然希望自己的臣民不要太强悍,不要有太多的尚武精神,这样才便于统治啊。这也造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由强悍渐渐转向文弱。让女人裹小脚去守节,就反映出宋朝之后,中国男人身上的阳刚之气在不断衰减,自信心在不断下降,所以才用裹小脚的方式来维护自己脆弱的自尊。明朝后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传教士叫利玛窦,他到中国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上流社会的男人看起来像个女人,不管是从外表还是内心的感情表达,都非常温柔,而且每天会花两小时的时间来修饰自己的容貌、梳理自己的头发。所以利玛窦觉得,如果让这些男人去打仗,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主持人:即便是读书人,上古时的读书人和后世的读书人也大不相同。后世读书人是为了当官,为了光祖耀宗,他们把读书只是当成了敲门砖。但你看先秦以前的那些读书人,他们可以不屈从某些统治,他们可以周游列国不为你服务,他们可以不留恋高官厚禄。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推进自己的主张,为民族所用。


嘉宾:所以春秋时候的孔孟之道,与后来被奴化的用来做统治工具的那种儒学,从本质上来讲是不一样的。孔子曾经周游列国,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到哪个国家去当宰相,他的目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那个时候的儒士,把自己的这种精神自由看得非常重,这也是他们的价值标准。孔子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见儒学刚诞生的时候,对于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是非常在乎的。后来的孟子,实际上对这种精神自由度的追求比孔子还要强烈,《孟子》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说我跟国王交谈的时候,只是把他看成平常人,并不把他当成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对象。


主持人:其实先秦有很多士贵君轻的思想,当然也可以演化为民贵君轻。这是否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国君对待知识分子那种狂妄言论,采取了宽松政策,目的是为了求取他们有价值的思想为自所用呢?


嘉宾:是的。春秋战国时候,处于列国相争这样一个环境,各国都处在激烈竞争当中,哪个国家获得人才,哪个国家就会兴盛;哪个国家流失了人才,哪个国家就会衰落。所以,各国国君不遗余力在争取各种人才。这也给人才以最大的发挥空间。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统一了,竞争者没有了,这时皇帝要考虑的,就是怎样愚化人民,让人民的反抗能力降到最低点。于是那些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他的威胁。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就是不断地使知识分子丧失自尊,丧失独立,其中最有成效的方法就是隋唐发明的科举制。通过科举制,就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和努力方向全引到了高爵厚禄这条路上。而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知识分子对所谓的人格、自由、尊严也渐渐地不那么在乎了。


明清时期全民性格:奴性


主持人:如果说明清以前的儒家们,内心对自由还有一定的追求,还能保留一些远古遗留下来的那种大儒的风范,那么到了明清两朝以后,那些大儒基本上已经被驯服成了柔弱的奴才,他们不会再为自己的独立意志去奋斗。


嘉宾:其实清朝的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伤害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清朝乾隆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决绝地放弃了那种自尊,放弃了那种人格,我活着就是为了利益,就是为了功名利禄。于是贪污、腐化等现象在晚清时创了中国历史之最。


主持人:我们把目光再回到马嘎尔尼,回到欧洲。欧洲那个时候突然发现中国原来如此,从以前一个不可战胜的东方强国,变成了可以人见人欺的弱国;原来传教士眼中处处光明的地方,现在变得处处是黑暗。


嘉宾:其实国民性中的优点和弱点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它的优点的反面可能就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再前进一步,也可能变成它的弱点。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去判断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是优是劣,而要看它是如何发挥的。葛剑雄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说:“文化的优劣,我们主要看它是否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否适合自己生存的这个时代。”


主持人:也就是说,国民性没有优劣之分,是要看能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的那种国民性格,我们也不要一概地把它否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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