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老外”[原创]日本人在深圳的生活[蓝剑军团]

在深圳打工进入了日资企业,我才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上了交道,以前只是在影视作品中见过被艺术化了的日本人,大都是反面教材,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总是很坏的坏人。

进入工厂上班后,发现这些人日本看起来也和我们中国人差不多,都是黄皮肤的人,个子也和我们差不多,如果在人群中光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有差别的,只是当他们做事的动作和行为才能辩出和我们的不同来。

我们工厂的总经理,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专管工厂的订单,就是说工厂吃饭全靠他的能力,这位老总确实有能力,从九十年代初期以来,一直从日本拿的订单让工厂简直做不过来,就是九七亚洲经融危机后也是做不完的单。

生产部负责人宫越,小个子,小眼睛,戴着眼镜,闪着狡黠的眼光,留着日本式的胡子,他主要负责工厂的生产,订单回来后,就要由他负责全部生产,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发货。

还有一些其它负责技术和总务的日本人,这些日本男职员在中国的工厂中也是打工,他们全是老板请的合同工,在日本订的合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也同属于打工者,只不过是高级打工者罢了。

时间长了,知道他们的工资是在日本发的,以日本的工资为基准,而在大陆还有一份工资,是以香港的基准发的,同时老板还会在日本为这些人买保险,日本的用工很规范化,类似我们国家的五险是必买的,如果有企业敢于不给员工买,那将会受到天价的处罚的。单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的劳动保障是很完善的。

其实用一个翻译后来给我摆的龙门阵来说,我们这个工厂在日本就是一个小作坊罢了,别看在深圳有自己的地产,有一千多员工,但在日本就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作坊了。

总经理是年薪制,一年基本年薪是85万港币,完成老板下达的订单任务后奖励另计,负责生产的要稍为少一些,约60万港币,而下面的技术职员就更少一些了,但在日本国内还有一份工资,具体数目不详。

在中国大陆九十年代有这些工资当然是高工资了,在工厂的吃饭中午是由老板提供的,早晚自己解决,我们工厂平时有五个日本人,早上自己在租的房屋里吃过早点来工厂上班,中午是工厂的一个阿姨做饭,菜是在宝安新一佳大门外的一家日本料理(就是日本菜馆)订的,一般是三个荤菜,然后工厂再买两个时令青菜来做好,三荤两素就是中午的菜,大米是超市买回的,刚开厂那两年,洗菜都是用矿泉水洗,煮饭也是用矿泉水,日本人说当地的自来水不卫生,吃了会闹肚子。

晚上也是在工厂里吃,费用是大家分摊的,一月一结。一般日本人工作都要到晚上十点半或十一点才下班,然后脾气相对的人相约去西乡的酒店或是宝安的酒店吃夜霄,那时去得最多的是西乡的新城市大酒店和宝安的都之都大酒店,时不时的还去都之都一街之隔的奄美日本料理店吃上一顿,日本料理很好吃,但价格太贵,二个人随意吃一顿都要三千多元,这些日本人就吃中国菜和海鲜,只有当日本来了客户或是香港的客户来了才陪着去吃日本菜。

日本人去吃东西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吃公款或是你请我我请你的吃,而是实行的AA制,每次一起吃饭后,各人把个人应该分摊的钱交给买单者,从不说白吃谁。

特别有意思的是,两个日本人一同从蛇口坐船去香港,买票时都是分别排队各买各的票,不象中国人要争面子给对方买,回家后又后悔得很,我觉得日本人这样更现实和更理性一些,看中国人吃饭后真真假假的争着买单的样子,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来。

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人与人之间不会因一些人情一些吃喝关系而影响到工作中, 我认为中国工厂的吃喝风屡禁不止的原因就在这其中,反正都是吃公家的,吃别人的,就不会有顾忌,所以,工作没干多少,吃喝倒是起劲。

一般一月老板会从日本来一次工厂,检查一月的工作情况,同时考核每个日本人的效益,当然,老板会从日本带来很多吃的食物,分给工厂的日本人吃,同时老板也会带这些日本人去打高尔夫或是去吃饭,玩。当然了,工作完成得好,老板高兴就由老板买单,要是工作完成得不好,也会由这些职员自己分摊费用的。

日本的公司等级很严,早上接总经理的专车只能坐总经理一人,其他的日本人就是步行在路边也不会让他上车来。

一次,因为生产上出了大的纰漏,当月老板来时,我看见主管生产的宫越在办公室的二楼(工厂一楼为办公室,二楼为日本人休息处)跪着被老板咆哮如雷地骂。

不过,平时的生活中,老板不在时,这些日本人还是敬业的,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到晚上十点半或十一点才下班,有时也会三三两两的去喝酒,去唱KTV,玩也玩得疯狂。

这些日本人在日本料理喝酒时,喝不完的酒不带走,在酒瓶子上粘上喝酒者的名字,放在酒柜子上,一排排的很好看,下次去时接着再喝。是不是很有意思?

除了在工厂上班,这些有着高工资的日本人在深圳本地租的房子里一般都有一个“女朋友”,这些女子是日本人从各个场所认识的,有KTV的、有日本料理馆的、有酒店的、有洗头房的,反正我们工厂的日本人租的房子是一人一层,三室一厅,每个日本人的房子里都有一个女子,我去的时候是九四年,当时听说一月给八千港币生活费,这些女子平时就在家给打扫室内卫生,给这些人洗衣,晚上陪同去外边吃饭,玩。

我记得有一个月老板过来工厂,高兴了,让这些日本人都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去南海酒店吃自助餐,十多个人在蛇口的南海酒店吃喝一顿,我才全部认识了这些日本人的“女朋友”们,因为平时这些人是不来工厂的,日本人的私生活是与工作不相干的,只有总经理的“女朋友”来了总经理才让我送钥匙过去,或是带物品过去。

这个总经理的“女朋友”听说是西安的人,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有二十七八的岁数了,不知婚否,不过人真的很漂亮的,有气质,在深圳某公司上班,可能是在蛇口的专门为外国人开的酒吧里认识的,女人想通过日本人出国或是嫁给日本人吧,可一年多后,生下一个女儿,两人分手了,女人把总经理租房里的家俱和电器全部请搬家公司给搬走了,总经理也不过问,重新买一套,换房锁了事,但那个女儿就不好办了,只好请一个江西女子给带,我离开深圳的时候都七岁了,叫沙罗,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儿,偶尔这位母亲还从市区来看一看这孩子,唉,可怜的小人儿,不知最后怎么样了。

其间总经理也曾想过要带孩子回日本,但护照不好办,要做亲子鉴定,手续很麻烦的,最后不了了之。一直由这个江西保姆带着在共乐村的租房里,上幼儿园都在当地村里上的,小学也在当地上一年级。

这些日本人的“女朋友”们白天没事时就在一起打麻将玩,有的还有男朋友,白天就去和男朋友玩,晚上才回到日本人租的房子里,这些鬼佬玩腻了也换“女朋友”一般一年左右就换人了,有一个相处了三年多吧,那女的家里有老公孩子的,最后回去了。

2000年以后,经济不怎么好了,这些人给他们的“女朋友”的生活费也降到了四五千元,有的“女朋友”可能觉得工资太少了也就走了。

深圳有一阵子抓暂住证抓得很严的,有个日本人的“女朋友”在外出玩的路上被抓走了,打电话来,日本人请总务的干部和我一起去保人,我和总务课长一起到了宝安的收容所交了五百多元取出人来,后来这个日本人还请我和课长吃了顿饭表示谢意,再后来日本人提出在工厂为这些女人们办理了一张厂牌,开始办的职务是清洁工,后来可能“女朋友”们觉得这个职位太丢人了吧,就全部改成跟单文员了,这样多少还有点技术含量了吧。

因为工厂和辖区的派出所关系好,(工厂开始建厂时就对新成立的派出所赞助三十万元买车款)又按时交纳治安管理费,所以在这个派出所辖区内只要有我们工厂的厂牌都不会被抓走。

这些日本职员远离故乡打工,加上工作时间长,内心肯定很大的压力,又有着高工资,在大陆这样低消费的地区当然个人生活从物质方面来说是过得很潇洒的了,但几年下来,我还是发现这些人的精神处于亚健康状态, 这也许是天下的打工者的共同特点吧。

但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在深圳还是比较低调的,尽管当地为了投资环境并不会在娱乐场所对投资的境外人士进行严查或干涉,但这些日本人还是很自觉地不在公共场所做出格的事,这点要比其它某些城市的境外职员们要好得多。

如果在娱乐场所看上了某人,经过沟通后他们一般都打车带回自己在当地的租房里玩,因为在当地这些人作为投资人士为发展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对他们的私生活只要不太出格一般是容忍的,同时如果有黑道人物想侵害他们,当地还会提供安全保障的,所以,当地的租房对他们来说,同时也是一个安全的避所。

一般他们想玩了,都是去蛇口的酒吧内,我亲眼见过,有的酒吧每晚都有成百的各色女子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混迹于各个酒吧中,她们对境外人士尤为感兴趣,这是一个生活在阳光下的灰色群体。

他们喜欢吃广东菜和四川不太辣的菜,特别爱吃的是海鲜产品,经常从日本带回来一些生鱼片,每个月基本上都要去宝安或蛇口的日本料理吃吃日本菜,也常去吃鲜族人开的餐厅吃朝鲜菜,最早去蛇口太子路的那家日本料理餐馆,和那家餐馆的老板都很熟,后来这家日本料理在宝安新一佳门对面开了一家分店,这些人就去宝安吃了,但总说没有蛇口的那家正宗,再后来,宝安都之都东面又开了一家日本料理叫“奄美”的,档次要高些,当然收费也自然贵些,来了客户就去这家吃,平时这些日本人就去新一佳对面的那家吃,日本人可不会花冤枉钱的。

总体来说,日本人的生活在深圳并不多彩,一般都是工作压力太大,适当地释放他们内心的压抑,也有利于这种工作狂的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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