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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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绝望中自杀。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彻底失败。太平军为何失败?我们只需将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现给读者,答案便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坐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辞》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玕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有几点可以推定:一是作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癔,生活也无须别人呵护。


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秀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只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第一,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做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洪秀全从宣传什么上帝赐他宝剑、印绶这一套开始,继而在玉玺上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杨秀清、萧朝贵从他的迷信宣传中得到启发,先后创造了十足巫师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两人死后,洪秀全没了制约,更随心所欲大讲特讲“天话”,甚至说“有天不有人”。还经常将他传达“天意”的歪诗,写在鹅黄缎上,张旗放炮挂出来。此类行径,是不断自我造神,以加强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除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其他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都是“斩首不留”。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第五,将大量妇女作为个人的性工具。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女人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从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极致。


《天朝田亩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他收获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被专家作为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是洪仁玕1859年所作。他为“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来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内,乘三级火箭似的升为干王、军师,摇身而成第二把手。这引起太平军中有功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具禀请教用兵之法”,将他一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聋作哑。洪秀全也急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议,以服诸将。于是,他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奏章。虽然,《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编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从明确提出建议这个角度看,仍应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玕主张“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以及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外,也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所以,我们不能因《资政新篇》具有进步内容,就给洪秀全献上动听的赞歌。


上帝的代言人却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为人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进了南京后,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只须看太平军打进南京是怎样清除“妖人”的,便可见洪秀全残忍之一斑。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洪秀全对于太平军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软。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杀掉。1856年他与杨秀清内讧,不但将杨全家杀尽,还与韦昌辉唱双簧,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所有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靖难大军,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镕。而这个韦昌辉,一向被他称为“爱兄心诚”,又是奉旨从江西赶回南京杀杨秀清的。秦日纲和陈承镕一向是他亲信,帮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又是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许,带兵去追捕缒城而走的石达开的两员干将。由此可见洪秀全只讲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又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但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


两人都极其自私、贪婪、愚蠢、蛮横,专出歪主意,却最受洪秀全信任。


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战败犯罪,还是被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


这些皇亲国戚,广义上的“洪氏诸王”,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胡作非为。在南京城里,人人害怕和憎恨,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鄙视,却又都无可奈何。


皇亲国戚之外,最重要的亲信是蒙得恩,此人初在天京管女营和天王府事务,服侍洪秀全很周到,尤其是投洪所好,善于选美,深得洪欢心。内讧后被任命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总理朝纲。可是蒙得恩既不会指挥作战,又无驾驭全局能力,只会迎合洪氏兄弟,压制后起将领,弄得“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


洪秀全立政无章,言而无信,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前面所说的任人唯亲,其实就是立政无章的一个方面。又如,逼走石达开之后,他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自己做了皇帝兼任军政长官。但他只是善讲“天话”、大话,没有军事、行政能力,也不愿多为实际事务费心费时,所以到1859年就变卦了。


再如,1861年2月,他径自宣布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受到诸将领尤其是李秀成、李世贤的抵制。但危害最严重的,是封号紊乱,甩卖王爵。历代王朝封爵是很重要的事,太平军本来也有一定规矩。但1856年以后,就开始混乱,直至成为一潭污泥。 本来,王以下是侯,但洪秀全随心所欲,变成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不多久,弄得“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福、燕、豫、侯都没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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