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的素质代表了国人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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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78年年底,我参军来到了河南,刚到安阳北兵营不久,因为部队要到南方参战,地方的拥军非常活跃,在安阳剧场连续搞了几场慰问演出。我看的那场戏是曲剧《陈三两》,讲的一个传统故事,姐姐为了弟弟读书,不惜卖身挣钱,弟弟赶考高中,当了官后不仅嫌弃身份卑贱的姐姐,而且附炎趋势,在一个案件中加害姐姐。反而是被姐姐资助的、后来当了更大官的结拜弟弟深明大义,主持公道,惩恶扬善,结局是真相大白花好月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曲剧,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河南文化。   坦率地说,三十年前河南农村给我的印象是落后的,也是贫穷的。部队

1978年年底,我参军来到了河南,刚到安阳北兵营不久,因为部队要到南方参战,地方的拥军非常活跃,在安阳剧场连续搞了几场慰问演出。我看的那场戏是曲剧《陈三两》,讲的一个传统故事,姐姐为了弟弟读书,不惜卖身挣钱,弟弟赶考高中,当了官后不仅嫌弃身份卑贱的姐姐,而且附炎趋势,在一个案件中加害姐姐。反而是被姐姐资助的、后来当了更大官的结拜弟弟深明大义,主持公道,惩恶扬善,结局是真相大白花好月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曲剧,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河南文化

坦率地说,三十年前河南农村给我的印象是落后的,也是贫穷的。部队野营拉练,经常往辉县和林县的大山里跑,站在山上眺望夕阳余晖,也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辽阔感觉,但是视野里的农村,却是满目苍凉,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艰苦,西部山区很多地方没有水。有些村庄,一条水沟人畜共用,井里打出来的都是黄泥汤,再好的茶叶泡出来都有一股奇怪地味道。所以我一度认为,河南西北部的落后,是自然条件造成的,很难改变。但是后来我逐渐知道,这些地方的人们并没有屈服,一直在为改变生存环境而奋斗,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穆青当年说过:“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书记指的是带领群众治理盐碱的兰考县委书记、引水上山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和开山造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几个县委书记在当地有口皆碑,至今仍然为人民群众敬重。


前些年,在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说河南人如何如何,好像坑蒙拐骗都是河南人搞的,其实这是非常不客观的。河南人的素质,代表着中国人的素质,河南人的缺点,中国人都有。河南地处中华核心地带,也曾经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河南的历史,凝结着中华文明的辉煌,河南文化集中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色。我在安阳、新乡和确山先后学习、工作了十四年,我不认为河南人同其他的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反而觉得河南人的智慧、善良和勤劳,一点儿也不比别人逊色。


当然,从农村看,河南地少人多,一度物资匮乏,老百姓为了生存或曰生活得好一点,苦苦挣扎中有一些不良行为,在所难免,这种情况,也不仅是河南有,哪里都有。如果说,就普遍意义而言,可以对某个地方、某个区域进行文明素质判断地话,那么,我可以说,越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越是文化教育落后的地方,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封闭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利益勾扯得越紧,礼尚往来蝇头小利经营盘算多了,久而久之,淳朴的民风就会受到损害,自私、狭隘、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情况都会出现,人穷志短,贫穷即罪恶,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客观现实。


但这不仅仅是河南人的问题,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在法制和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共性问题。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说过,因为河南人多,暴露缺点的概率可能相对大一些,还因为河南劳务输出量大,暴露缺点的机会可能相对多一些。当然我的这个说法也不一定正确。


离开河南十六年,这次参加“中国作家看河南”采风活动,重返第二故乡,从郑州、洛阳、直到安阳、新乡,一路走来,可以说越看越触动,越看越振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我没有想到河南变化得这么快,新农村建设搞得这么好。尤其是安阳、新乡,以刘庄这样的老典型为龙头,中心开花,以点带面,城乡统筹一体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高潮阶段,方兴未艾。在豫北大地上,似乎在一夜之间耸立起很多微型的、袖珍的、然而又是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阡陌小城。这些新型的村庄模糊了城乡界限,真正地缩小了城乡和工农差别,当然也在缩小贫富差别。在新乡县古寨镇祥和村一户农民家里,我写下了两句话:把城市搬到乡村,让幸福的歌声洒满田野。这是我的观感,也是我的祝愿。我们欣喜地看到,农民不仅住上了别墅,用上了抽水马桶,而且还有三卫两厨,这哪里还是农村?刘庄一户人家拥有的住房和庭院,比国务院一个部长的家里还要气派。我拍了一个新农村面貌的照片,我把这种崭新的农家巨变命名为村庄革命,到处发送这张村庄革命的照片。我为我的第二故乡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


尤其可喜的是,像刘庄这样的新农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没有污染环境,也没有滥砍滥伐破坏资源,没有占用耕地,相反,由于整合了宅基地,还节省了很多耕地。也许会有人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得意于这个地方有丰富的资源。可是刘庄有什么资源?天上没有神仙,地下没有矿藏,连像样的山水都没有。刘庄最好的资源就是史来贺,刘庄最大的优势就是刘庄的人被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我看来,刘庄所有的资源优势就是刘庄的人。刘庄的财富不是从山上开发的,不是从海里打捞的,不是从地底下开采的,刘庄的财富是从自己的心中生根开花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条件决定意识形态。如今,当农民住进了高档公寓,当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卫生间和书房,当农民的医疗、交通和受教育不再成为难题时,他的境界、他的品位自然就会高尚起来。在发达国家,中国人的形象也是经常被打问号的,为什么?原因有很多,但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什么决定文化?是经济基础,物质文明必然影响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推动物质文明,这个问题需要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在洛阳一个号称“牡丹村”的地方,一位基层干部介绍,这个纯利有很多男人打工去了,把妇女和老人组织起来学画牡丹,创收是一个方面,同时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妇女和老人被集中起来了,有所事事,精神充实,家长里短、搬弄是非、聚众赌博的情况大为减少。这个情况是很令人宽慰的。在新乡的刘庄和祥和村这样的地方,一位基层干部充满激情地介绍新农村建设给老百姓带来的精神面貌,其中说到一条,说,过上好日子了,干群关系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上访的情况可能会大大减少,甚至可能会杜绝。因此我认为,让农民富起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优越感和自豪感,爱国主义精神就会更加深入人心。富国强兵,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这是硬道理。


当然,我们看到的毕竟只是新农村建设冰山一角,是不是豫北所有的农村都是这样了,显然不是。我曾请教过新乡市委一名领导干部,请他预计新乡地区农村全部达到刘庄这样的水平需要多少年。他说,很难预料,但是我们将竭力推进、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我的看法是,困难是有的,阻力是有的,挫折也是有的,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既然已经有了刘庄、龙泉、祥和这样的新农村,周边的旧农村还有理由继续固步自封吗?推而广之,如果我们一个乡一个县全部达到了新农村的水平,那么周边的县乡还会安于贫穷吗?


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项工作毕竟刚刚开始,还有许多新的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新农村的“新”,除了体现在物质上,更应该体现在精神层面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构建精神文明的任务日益艰巨。我在很多新农村基地里看到,有很上规模的文化服务中心,有很完善的教育机构,给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搭建了平台。但仅仅有形式上的东西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大力培养文明素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产业。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以国家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为重,我们就一定可以把这项工作推进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轨道。


在所有的建设中,文化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在登封,我听李佩甫同志说,八十年代初他到登封看到的县城,仅仅是半条街,还很破旧。一部香港人拍摄的电影《少林寺》,一度风靡海内外,随后,我们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三十年后,登封已经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县级市了。一部作品成就了一个城市,就像史来贺这样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力量有多大?我的理解是无穷大。也许它不那么直接,不那么直观,但是它潜移默化,持之以恒,不动声色地在起作用。

(2009年11月1日,根据“中国作家看河南”座谈会发言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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