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辛弃疾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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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40年,也即距今870周年前的初夏时节,辛弃疾诞生于名城济南。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自号稼轩居士,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民族英雄。他的词作现存600余首。其间充溢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东坡齐名,史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他曾进奏《美芹十论》及《九议》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


前人对辛弃疾的文学成就论述充分,本文则多从军政角度观察辛弃疾的成就。可称“第三只眼看辛弃疾”。


少年英豪 初显身手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这首简明而意绪无穷的词作,起笔突兀,中间一挫再挫,负手微吟一过,难免使人渗透满腔磅礴之激愤,仿佛夜潮轰然拍击,心绪难平,直至栏杆拍遍,泪眼婆娑。“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今人所熟知的文学家辛弃疾,若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罕见的幕僚专才。即使和近现代的老毛奇、小毛奇置于一处,事功或因时势而逊之,兵略则有以相颉颃。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少年时生活在金人占领区,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聚集两千能战之士,投到地方军事首领耿京的部队,他也做了耿京的高级幕僚,即掌书记一职。他在耿京部队所任记室一职,即是标准的幕僚。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记室也即是参军的一种。如咨议参军、录事参军、诸曹参军一样,他是记室参军,襄赞军务,位任颇重。


据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战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转引,“记室之职,凡掌文墨章表启奏,吊贺之礼则题署也。”或者,记室主书仪,表章杂记等等,由其负责完成。南北朝的时候,记室参军起草檄文,驰告远近。


至于记室参谋的要求,“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宜须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


辛弃疾可谓标准当行的记室参军。若在民国时代,则非陈布雷、饶汉祥莫属。


当时他就向耿京建议部队须向南方作战略转进。那时部队中也有一个擅长兵略的僧人义端,此公谈兵不倦,和辛弃疾是好友。他俩论述战略取长补短,一时形影不离。不料此公心怀异志,一日盗取军印逃逸。耿京以为二人既系密友,事乃弃疾唆使,欲对弃疾不利。弃疾请以三日为期,判断义端必投金人,乃急追缉,斩其首来归,耿京遂刮目相看。后来部队转移的时候,弃疾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他在返回报命的半路上得知耿京被叛逆张安国杀害,立即率领五十余人的精兵小分队,长驱折返山东,实施一场精彩的奇袭。是日月黑风高,弃疾从海州直向济州扑去,在五万敌军阵营中,将张安国绑回南宋斩首。当时金人正在狂吃滥饮,弃疾捉到张安国后还乘势对军营外的士兵做了简捷的策反演说,然后纵马而去。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军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签判。弃疾时年二十三。”(《宋史·辛弃疾传》)


战略论文 眼光卓著


他后来到了南宋所写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和《九议》见微知著,灼见古今。


“十论”中如审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战之间充满偶然,种种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认识深入骨髓,就像后来的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艺术,但它绝不是常规艺术。辛弃疾说“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他的《九议》中更论述了处于劣势和危机当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战略战术。冰雪聪明,智数超群,真切可用。可惜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将之忽而解职,忽而启用,拖踏多年后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笃,令人扼腕叹息。


朱熹由衷钦佩,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并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诸多论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两千字的给朝廷的奏对,通篇引述论证辛弃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说道,中国之兵不战自渎是从李显忠开始的,百年以来好几代人了没有人去纠正它,而辛弃疾认为,应以正规军驻扎长江边上,以壮国威,如果要主动北伐,则必须征集边疆土人加以精强训练,因为边区地方的人从小骑马射剑,长大后或驰骋或攀援,体力非内地人可比。至于当时江南一带水田里做工的农民,好像对战斗的场面非常惧怕,很难训练为进攻的先头部队。边疆的壮兵招来以后,要单独分成多个小团体专门训练,不要和官军混杂在一起,一旦混杂其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军习性,一有警报就彼此相推,一有一点小功劳大家都去争抢。


部队构成,雷海宗先生以为,欲振兴武德,必实行征兵制,征召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方可使中国臻于自主之境(参见《中国的兵》)。


此说自然是不错,但兵要自立,须赖国家政体上轨道,使国民为公民,有其权利保障制度,这时的兵源,应无谓良民、刁民,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问题看似解决,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岂非社会之祸?


这个问题,笔者较服膺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他说,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性质。只有在营伍之中,约束森严,或可行之。


他们性行虽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之(参见《中国文化史·兵制》)。


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此类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待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征服,此事又属可遇不可求。


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在此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份纯洁决定其战斗力。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它有关。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四千贯钱。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因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骑兵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





马振声丙子年冬作爱国诗人辛弃疾小像。


建军实践 踏实精进


辛弃疾事业起步虽为参谋、幕僚出身,但其胆气绝伦,文学、军事天才并重。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继光之下。南宋当局,若能依为柱石,大势或当逆转。


辛弃疾文名盛极,其余皆为所掩。实则他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思想家,战略家,行动家。在战术方面善出奇计,善出奇兵予以奇袭,他制造的行动总是干净利落发挥战斗效能。奇袭的成功,其间包涵他一系列的战力培育,征兵、训练编程、意志灌输、单兵战力、协同作战、进击速度、基地建设,他都举重若轻予以导成。


此种奇袭颇有现代美军小股特战群的味道,高度的智勇胆力浑然一体,取得出乎意表的战果。可惜南迁派到多个地方服务,颇受掣肘,未能在中枢力行反攻之计。


他具有编练特种部队的能力、心力、智力,并很快产生高度的行动运作效果。无论在古在今,都是不多见的。


他所编练的部队所用武器,包括防御和攻击都较那个时代各方部队有所改进创新。


辛弃疾在四十岁的壮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抚使,稍有独当一面的事权,他就开始编练军队,招募农家精壮子弟,成立步马组合的飞虎军。史称“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在湖南编练的飞虎队,所用战马,专门从广西边地辗转购来,这种千挑万选之良种边马,骠悍耐战;步兵精锐两千人,骑兵五百人,协同依托作战,平时注重实战训练,预设实战推演,强调快速作战。不久已建成一支极为罕见的攻击型基干部队。他在各种人事纠纷中左推右挡,尽量将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经营将此部队保持了很长时期。


辛弃疾的军事地理、战略眼光,是以编练特种部队、建立能战之旅为依托的,绝非刘斐之类第五纵队纸上谈兵虚应故事所可比拟。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名作《九议》的前言,则在“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的原则之下,举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论,以及其心理背景。弥漫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战略表述。


辛弃疾的兵学实践在其办理马政一事上最能见出他的良苦用心。


苏洵批评宋代政治弊端,深中肯綮,“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上富丞相书》)


这也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悲剧所在。


宋时兵制,吕思勉先生说,兵力逐渐腐败,宋代初起,兵力为二十余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至仁宗时,西夏兵起,乃增至125万!真是可怖。


这只是毫无意义的数量的增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训练毫无,指挥稀烂。带兵之人,渴盼兵力增加,乃是为了克扣军饷以自肥,役使兵员以图利。为了养这些不中用的兵,国家赋敛之重,达致极点。宋代南渡之初,情形是军旅寡弱,包括较为强大的御前五军,如岳飞的同僚刘光世,在其人死后,部队瞬间即叛降伪齐。


宋代还有制约国家梁栋的,那就是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起初的动机无论好坏,是否纯粹,到后来都变成意气与权力的竞逐。大家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脸面,当然更不肯放松自己的私利。


专制扭曲人性,戕害人性,也对国运实施事实上的破坏。并非中国无人,而是结构性弊端,佛也救不得。


辛弃疾没有更大的天地供他洪波涌起,譬如他的养训军马策略,就毁于一旦。


在北宋时期,马政已经纰漏不修,王安石对症下药有所政策调整,但也和他的青苗等法一样,走入末路,使老百姓大起反感。军马用于冲锋陷阵,民马用于托运货物,两者竟被王安石混淆,如马病死,还要老百姓补偿,于是民间大起反感。


除了这些,还受到皇权专制政体固有弊端的打击影响。


本来呢,大的框架和议事规则定下来后,操作的争论无伤大雅,论辩还有利择善而从。而在专制之下,名堂就来了,歧路就多了。于是民生经济大受制约,精神空间幽闭,这样的人间世,还会有什么生机呢?


民初野史氏的《乌蒙秘闻》说是专制厉民之习,乃是一种妄自尊大,污吏擅作威福,对蛮族外人更是淫虐蹂躏,不逮牛马。而蛮人亦非木石,一有警觉则激而生变。《范成大年谱》引宋人笔记说当时朝廷征收战马,“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与蛮人交易),盐百千为一春……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觉知,不肯以良马来,所市率多老病驽下,致能(范成大)为约束,令太守……增足盐畚……”。


办理马政 快速作战


辛弃疾就要在这样的时空中挣扎。他对军马的作用认识极为深透。在那时,战马的作用相当于今之战车、坦克,古代胡汉战争都用马队,北方地势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马队极端重要。办马政有如联合勤务中最为重要的一端,辛弃疾又是北伐的力赞者。


训练特种攻击部队正是辛弃疾对北宋军政弊端的反拨。北宋军事训练极不得宜,到宋仁宗时代,征召农民训练为兵,保甲制度实施后,禁令苛刻,训练时间与农忙冲突,而不去调整,武器又须民间自行购置,种种弊端,农民大为反感,有自己锥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断其臂膀者,有自毁肌肤者,目的皆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辈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说,“自生民以来,兵农合一”,就寻常道理来看,他的话没错;问题是这些民兵,保卫自己几里左右的家园尚可,如是大型野战或特战,那就只有丢盔弃甲了。


辛弃疾的特种骑兵观念和实践,即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反应部队,一者可以随时用于进攻和防御,一者具有威慑力,也便于调动;另外,也可视需要在重型和轻型部队之间转换,有利于补给的迅速获取。


甚至他的词作,多有速度与火力心理的投射,诸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皆是。


抗战期间,九战区幕僚长、兵学家赵子立说过,“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意味等到敌人立足已稳,就要麻烦得多。而要打击运动的敌人,则己方必须具有更为迅捷的运动速度,辛弃疾训练特战部队的心曲实即在此。


辛弃疾所力求达成的军事攻击的硬实力,如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渊然融合,则军事实力也可转换为一种软实力,它可以展开演习、吓阻、帮助冲突地区撤离非战斗人员、实施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马振声丙子年冬作爱国诗人辛弃疾小像。


军政思想 恢宏博大


他的名作《九议》,密布历史的经验,地理的考量,现实的对策。军事的作用经纬交织,贯穿其中。


他比较敌我双方兵力配置战斗力差异,说明优势与劣势,在不同形势下的转换。提出对策,应以多种办法分散敌方的兵力达到牵制的目的。其中须以深远之计迷惑对方,使其首尾多处难顾,然后击其首脑要害,再进击其腹心,使之解体。


侦察权衡,明虚实缓急之势,因前述南北方人的体力差异,糊里糊涂的硬碰硬无异于“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所以,不能以力搏力。


《九议》第一节指出了政治上的小矮人居间操作,而导致国家的不幸。他说,设使国家政治上轨道,则恢复北伐并非万难,甚至可说是简单的事体。但要事情变得简单,前提必须是政治的得体,如果“言与貌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自身”,那就一切全瞎了。第二节则说在政治上轨道的前提下,军事也不是那么复杂的,只要掌握纵横变化不拘一格就把握大概了,“大要不过攻城、略地、训兵、积粟、命使、遣间,可以诳乱敌人耳目者数事而已……譬之弈棋,纵横变化不出于三百六十路之间。”


《九议》的前言,则在“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的原则之下,举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论,以及其心理背景。弥漫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战略表述。


稼轩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说明长江作为军事险要,必须是在凭藉两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长江隔离中国分成南北,从来“未有无两淮而能保江者。”两淮地势绵延千里,势如张弓,敌骑一旦扑到长江沿岸,东趋西走,如在弓弦,荡然无虑。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断,则其东西不能相顾,而其北来之兵,则如行走弓背,道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消灭他们就好办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辄以常山之蛇作比喻,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这是强势状态,但就两淮形势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断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断其身则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这段论述,在后来的历史中曾经多次重现。


明朝的纯文人,系指挥家,谋略家,军事与战术的具体措置在其次,主要是靠常识打仗,靠设计打仗,譬如于谦,在英宗被俘后,他和蒙古的也先大战于北京,都是几十万人的大会战。熊廷弼、洪承畴、袁崇焕都是书生,也是指挥大军作战的主帅,王阳明在江西剿匪作战总是靠出其不意取胜。


可辛弃疾有所不同,辛弃疾是战术家,也是战略家,是谋划者,也是操作者。他可以沉静制定战略,也可亲自驱动雷霆之怒。


辛弃疾的所有用心,都在表明,他要以强军固民的方法来消除笼罩在头上的掠夺、奴役和屠杀。“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用暴力消灭暴力。从而迫使北来的强敌逐渐放弃血腥的暴力压迫。他孜孜矻矻所作军备努力,涵盖临事须当机立断,不要姑息的疑问,随时随事予强横掠夺者以正义的制裁,如此,来侵者方有可能知难而止,不敢轻予启衅;否则彼必以为人尽可欺,由暴力威逼而走入疯狂,利令智昏,忘却本来,只要阁下的土地一天不尽,他的欲壑永难填满。


他做建康府通判之际,湖湘一带盗贼蜂起,弃疾悉平之。不过他对盗贼起来的原因思索极深。他上奏疏分析之,皇帝也被他说得点头称是,弃疾说,“……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铲荡,譬之本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为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后来在江西做官,拯救民间饥荒,他也有不同寻常的平衡借贷之术,使骚乱危机瞬间化险为夷。


此间充溢罕见的慧眼卓识,以及智识者的道德良知。政治的眼光、行政的手腕,处理危机的才干,都是如此的妥贴高明,可钦可佩。谈到地方建设诸要端,关钮细节的处理,闪烁人性真善的不灭光辉,他披沥以道,具泣血之诚,我辈后人,也读得泪眼婆娑,恨不能乘霍金所说的时光机器,回溯十二世纪的南宋,共与辛公,浮一大白。


晚年赋闲 令人叹惋


至于他的为人与交际往还,“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辛弃疾四十二岁的时候,因刚拙自信被奸人弹劾而去职,卜居上饶。此后廿年间,他曾短时间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剩下的时间都付诸乡居生涯。


柳亚子在他的《沁园春》词中写道:“才华信美多娇,瞧千古词人共折腰,看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这可以说是想当然的小看前贤。辛弃疾把栏杆拍破,无人会,登临意。他的牢骚,充溢家国陆沉,干戈春秋的深沉感慨。其中更有战略要素被搁置、被打压的扼腕之痛,将其战略思想解为牢骚,显系盲人摸象、蒙昧臆测。


辛弃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词作,缭绕挥之不去的愁绪,把栏杆拍遍的悲凉。此皆帝制社会的污糟所致,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操纵在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三流小人手中,他们纵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内耗凶险固执,对付外来侵迫一律的软骨头,像没有脊梁的海蜇皮。辛弃疾这样的战略家,只能灰头土脸,处处丢分了。哪怕是优游的清兴,也被愁绪包裹,正如《鹤鸣亭独饮》所说“小亭独饮兴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围欲合,不知愁自哪边来。”然而,僵化的构架携带对人本的杀灭、对人性的毁伤、对才俊的构陷,群小汹汹,志士悲梗,内在的消耗犹如基因,随着辛弃疾们的投置闲散,无端见疑,南宋的国祚也逐渐走向了尽头。


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梦》一书里,刘亚洲将军撰写的序言里,提到中国未来的目标,有云“冲刺世界第一,决赛冠军国家,开辟中国时代,创造无霸世界”,从这个角度而言,辛弃疾的战略思想,仍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足够的精神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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