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父亲在青藏高原当兵的日子(二)曾发布在网易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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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6]十一 汇报表演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说,当上将军的又有几人是士兵出身,一将成名万骨枯,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毕竟是少数,非战斗减员是不值得的,因此必须要注意安全,科学练兵。 就这样,摸爬滚打风里雨里训练三个月,终于完成预先安排的几项科目,最后的实弹射击考核,决定在1965年农历8月15进行,到时军分区副司令王干和其它首长一定会来观看,就算是训练三个月的总结,我们全体参训人员期待着,决心以实际行动向首长们汇报。 在机场北边的草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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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汇报表演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说,当上将军的又有几人是士兵出身,一将成名万骨枯,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毕竟是少数,非战斗减员是不值得的,因此必须要注意安全,科学练兵。

就这样,摸爬滚打风里雨里训练三个月,终于完成预先安排的几项科目,最后的实弹射击考核,决定在1965年农历8月15进行,到时军分区副司令王干和其它首长一定会来观看,就算是训练三个月的总结,我们全体参训人员期待着,决心以实际行动向首长们汇报。

在机场北边的草滩上,地域开阔,后有一道山梁,开辟了一个射击场,二百多米的跑道上,左四右一,布置了五个靶子,有半身的胸环靶和人头靶,远近不一的散布在跑道边上,终点不远有几座山包,为了防止流弹伤人,在很远的地方布置了警戒哨。

这期间,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长期不洗澡洗头(条件限制),半年以来,我的后脖子上经常出疖子,这个好了,新的又出来,反反复复不断添乱,难道真应了那句古话“老人不在,三年不自在”,我父亲过世刚过一年,当然这话不能和别人讲,总之这病很麻烦,顽固的很医生和教官让我放弃,我坚持说能行,辛苦训练这么久,不就为了这一天,轮到最后实弹射击,不参加实在心不甘,就让医生给我打了几针封闭针,就到了靶场。

远处几辆越野嘎斯顺着荒滩飞驰而来,军分区副司令王干和支队首长都来了,并给我们带来月饼和水果,集训队员们骑马列队欢迎,那阵势真够威武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就开始进行实弹射击,首先轮到我们班,我们先熟悉跑道,当我们返回出发地时,一个意外发生了,这是终生难忘的。

打靶前骑手们首先控马在跑道上熟悉一下,当我枪口朝下,大背着机枪,从跑道上回来时,跑道旁边的避弹坑(报靶员藏身的地方)突然跳出一人,对我大喊一声,这意外的喊声,惊了我的坐骑,随即狂奔起来,使我始料不及,顾不上搭话,一股劲的控制马匹,想把它制服,谁知惊马像疯了一样狂跑,眼看就要冲向人群,慌得首长们站也站不起来了,一旦事故发生,后果不堪设想,我拼命的勒马,顾不得机枪乱撞后脑壳,身体左偏,把马头拉向左边,斜刺里冲向没有人的荒滩,知道这时我才冷静下来,心想,你有劲你就跑,累不死你,想把我摔下来,没门。如果今天把首长撞个好歹,我将如何交代,谁知刚松了劲,前面就出现一条壕沟,马一下就跳下去,把我又送到马脖子上,我想坏了,麻烦来了,谁知马一纵身又跳了出来,我又坐回马鞍,前面是一片开阔地,任由马匹跑吧,我稍作整理,马也稳定住了,终于停了下来。

这时候的我狼狈极了人和马浑身都是汗,我一摸脖子,全是脓血,全没有疼痛的感觉,枪背带把疖疮全部弄破了,我用荒草和手套擦了擦,略加整理返身回来,这时班长也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一位老乡在支队部工作,今天随首长来,临时充当报靶员,看见我就喊我,不想马惊了。班长问我能不能参加射击,我说没事,照样进行。

机枪是自动火器,子弹比别的武器要多,我装好弹盒,背上枪翻身上马,奔向跑道,按照规定只能前射,不能打回马枪,五个靶子在飞奔的战马面前,稍纵即逝,抓好时机击发,才是取胜的关键。我把马嚼口结成一个结,放在马脖子上,迅速举枪,对准目标射击,枪声使马匹飞奔,加速前进,我顾不上别的,只是射击不断,眼看只剩最后一个靶子,紧扣扳机哒哒哒把子弹全部放出,真是枪响靶落,痛快得很。骑兵训练规定射击后枪里子弹放完,留在枪里不安全,防止走火。

虽然没打上优秀(三个以上为优秀),却也中了两个,算是良好,我自认为是做到最大的努力,没有剃光头,何况别人步枪,我是机枪,重量上不占优,何况精度不一样呢。在这海拔四千米严重缺氧气温又低的高原上骑马打枪,的确是一种毅力和意志的锻炼,我品尝了成功的喜悦,得到了锻炼,彻底的克服了对战吗的恐惧心理,从此以后,我的“脑后乱”也完全康复了,再也没有出过疖子,至今留下硬硬的一块,比其他部位的皮肤都硬。

集训队结束后,我又回到军马场我们的二班,放马的任务已近尾声,天气已经很冷了,高原上的风雪来得快,在全班战士的驱赶下马匹宛如游龙,顺着巴塘河的峡谷,回到我们的连队。新的任务也正等待着我们,那就是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军事大比武。

十二 在支队部工作的日子

六五年到六六年我们在高原上经历了不少变革,基本适应了高原缺氧和寒冷的气候。经历了由一个老白姓到一名合格军人的转变,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我由一名战士在老兵复员后当上了二班班长,和我一同入伍的尚石站调连里当司号员,马书重、晋保现调离连里到后勤做别的事情,班里来了一批新兵,都是来自甘肃通渭和陕西汉中,都是农村的,吃苦耐劳的精神特别强,进入角色也快,我们班各项考核个个都是好样的。

由于部队工作有调整,从我们部队抽调一批骨干到青海格尔木,充实基层干部,支队警通班长也调走了,我被从二连调到支队部当警通班长。支队部的驻地同我们二连相邻,他们的门卫值勤、站岗还是二连的任务,所以我把被子搬过去就行了,有空回二连转悠也方便,真舍不得那个战斗集体和那段在一块生活的感情。

警通班,就是警卫通讯班的简称,也都是些新兵,要真正能拉出去执行任务,还真的下点功夫,当然他们也是从各连抽调的,也有直接从新兵连分配来的。要警卫机关和首长们的安全,除机灵外,马要骑的稳,枪要打得准,所以我很担心完不成任务,辜负领导的信任。

为什么叫警通班呢?现在骑兵兵种已撤销,如今说说不算秘密,支队部是小团大营编制,只有三个连和一个82炮排,三门炮,再就是警通班,八九个战士,但机构是庞大的,支队长一正两副,政委也一正两副,司令部有参谋长还有副参谋长和七八个参谋,政治处的主任、副主任还有七八个干事,后勤处也有处长和副处长,七八个助理员,炊事班必不可少,还有管理员、协理员、事物长、给养员、当然还配有军医、兽医、卫生员、文书、机要员等等,要紧的是每个人都有一匹军马,不用说,最忙的莫过于当兵的,这一点体会最深。因为我们班既有警卫首长、机关的任务,还有通讯、勤务,那时的通讯工作就是到各连去送信,不象现在通讯发达。首长任务更是繁重,就拿打扫卫生和添灯油(玉树州仅有一个小小的发电站,不到十点钟就停电)来说,天天进行,作为战斗部队,随时准备着,不准备行吗?

对于这样大头小尾的部队,人吃马嚼,消费这么大,为什么还保存呢,领导说的也有道理,正因为消费大,所以才没有扩编建制,一旦需要,一个参谋、一个干事一个助理便是连长、指导员、司务长,从战斗部队抽调战士任正副班长,便是一个新连队。一下子就拉起七八个连队来,就是一个团的规模。还是领导有水平,我们只有进行干好自己的事情。

我刚到警通班,支队长也刚刚从分区调来,叫王茂林,山东人,大个子,说话很风趣,经常来我们班和我们拉家常。他文化不高,但资历高,参加过战斗,只不过时间不长就转业了。副支队长叫张贵根接任支队长,张是山西人,老资历,抗日战争多次和日本鬼子交过手,解放战争阎锡山的晋军争过山头,是随西北野战军第一军组成的骑兵支队第一批进藏的,是李云龙式的人物。我们很尊重他,经常听他讲战斗故事,讲到兴奋时,他满眼通红,他说曾经在解放战争一次战斗中,挎着一篮手榴弹趁天黑摸进敌人的战壕里,听见哪里有响声,就往哪里扔几颗,弄的敌人晕头晕脑,胡乱开枪,自相残杀起来。说着他就好像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后来他升任玉树军分区司令员

再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部队也不例外,在我刚入伍时,思想非常单纯,认为只要是干部,觉悟都高,都可以信赖,只要你努力了,付出了都会得到回报,在连队都是战士,自由自在,无遮无拦,坦坦荡荡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可自从来到支队部,见到的多了,问号也就多了,有些干部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就连我们班某些警卫员,也找自己的靠山,首长也寻自己的心腹,我这个班长挨批的机会多了,有些甚至是莫名其妙。只有慢慢适应吧。

当然,哪只是个别现象,同领导和首长在机关工作,是学习的好机会,增长知识和才干,增加阅历和见识,对藏区人民的生活习惯能进一步了解。

十三 机关工作的所见所闻

在机关工作,任务繁重,但也有轻松的时候。记得一次,支队首长趁星期日想出去打猎,就让我们准备马匹,带上武器弹药就出发了。我们一行四人,顺着巴塘河一直南行 ,转过几个山脚,来到文成公主庙 ,这个庙过去听说过,但一直没有机会看过。这是文成公主进藏在此停留过,当地为纪念她修的。庙依山而建,在绝壁上塑有文成公主和四个侍女的金像,虽多年失修,庙院破旧,但仍不失气势恢宏,藏族艺人传统技术发挥的淋漓尽致,绘画风格和内地大不相同。

首长们指指点点使我有机会见识一下,但我还得四处张望,不敢放松警惕,这里荒芜多年,没有人来人往,只有野兔和野鸽子出没,我们打了几只鸽子,不巧的是在过巴塘河时,被河水冲走了,好不扫兴,不过那一天我过了好长时间不骑马的瘾。

又有一次军分区警卫班长跑来通知,要首长准备一下,到结古寺去,我向政委、副政委传达后,就带上手枪跟首长出发到分区,那天都是步行,还从地方调来一个翻译带路,我们顺着通往结古寺的盘山路向上爬去。

解放军刚进藏区就严格规定喇嘛寺不能进军人,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可是那些反动的农奴制度下的牧主、头人,利用寺庙、喇嘛僧众作为他们的营垒和耳目,猖狂的进行反动叛乱,我们支队某连副指导员就是在平叛战斗中牺牲的。平叛战斗结束后,可以进入寺庙,但是一般的士兵是不能单独行动的,更别说参观游览了。同去的还有分区警卫班长牛春朝同志(就是在巴塘集训时惊我马的那位)我俩带有武器,负责警卫首长安全。

结古寺像只马鞍子一样,横跨两个山头,自然形成北高南低的形状,在鞍中央有做最大的殿堂,喇嘛正在那里做功课,敲锣、打鼓、诵经礼佛,我们没有惊动他们他们也没有招呼我们,只是翻译朝着管事的喇嘛说了几句,就把我们领走了,顺着羊肠小路在房子套房子的犄角旮旯里转来转去,最后我们见到寺庙的活佛,那是个小活佛,十几岁的样子,正在他的住处看小人书,屋子里有很多小玩具,有小汽车、小手枪之类的,他对我们穿军装的似乎不害怕,对他的管家到时很害怕,我们首长问他话,他听不懂,翻译同他对话,他还笑着作答,看来他也在学汉语、学如何诵经礼佛。藏区每个寺院都有活佛,只是没有班禅和达赖的影响大。喇嘛们诵经我们也听不懂,但也看见喇嘛们打响指,还拍巴掌,既不像音节,又不是什么手势,怪里怪气的,出来后私下问翻译,打响指什么意思,翻译说就是枪崩咱们的意思,心里无比生气,真想回去收拾他们。由此,可见他们的反共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再看看那些农奴被剥削的样子,不根除这些好吃懒做,压迫剥削的害人虫,藏族人民怎么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不久,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就连地处偏远的青藏高原也不例外,寺院经书成了"破四旧"的对象,搬到山下一把火烧个满天通红,喇嘛僧被遣散回家,返乡还俗,成了牛鬼蛇神,连小活佛都不知到那各地方落了户。

首长们也不知是真有远见,还是听到什么风声,要不他们怎么会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游览这个佛家圣地呢?当然我们也跟着沾了光,如果在连队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后来部队有改动,公安部队撤编,我们支队部就搬到他们的队部,离二连远了点,性格耿直的我,不媚上,刚正不阿,没有利己之心,实在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例如,作为警通班长带领机关出早操喊口令,也会遭人嫉妒,说你出风头。更让我寒心的是,有个叫石岷的副政委的一句话,使我对他有了看法,我的父亲在旧社会积劳成疾年近花甲就一病身亡,当时我刚入伍不久,没有回家见他最后一面,使我抱憾终生,如今我当兵三年了,母亲病危又来电报催我回去,协理员非常同情我,那这电报带我向首长请假,我就在首长门外等候,他那间屋子是我常去搞勤务的地方(就是给首长叠被、打扫卫生、连牙膏都要挤好)我清楚的听见,他说“当兵的探什么家”,我气恼的想冲进去质问他,协理员拦住了我,从此我伤透了脑筋,原来兢兢业业竟落得个如此下场,得不到同情和安慰,于是我坚持要求下连队,不伺候首长了。他也知道理亏怕我反映他,便让我回到老连队,到四班当班长,当时四班已有了班长,我实际是挂职的,那一年十月正是我党员预备期满转正的日子,我想危险了,他一定使坏,没想到支部大会全票通过,紧接着让我到五班当班长,又开始了新的使命。

十四 思念亲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十五的月亮”的歌曲,唱红了军营,也唱红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因为它太有生活了,太贴近军人和家人的心了。

我自1963年12月当兵以来,从未离开过家的我,告别双亲,来到这几千里外的雪域高原,不想家才怪呢?白天训练忙还好过,一到夜晚,站在哨位上,望着满天的星辰,看着月圆月缺,同在一片蓝天下,撕心裂肺,望眼欲穿却不能相见的感觉真不好受。父亲送我时宽厚的背影,至今难忘,可不到半年时间他老人家就过世,阴阳两隔,从此不能相见。噩耗传来,我品尝了忠孝不能双全的滋味,虽然强打精神,但心中的那份痛谁又能知道,只有写信安慰母亲,让弟弟替我在母亲跟前多尽一份孝心。

母亲也十分想念我,终于因血压高而一病不起,那是1966年8月份当我手拿电报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要我正确对待,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对于那个上级有了重新的认识,他还不如我们连队的指导员马秀田同志,马指导员在我父亲去世时给我的安慰鼓励,而他仅仅是一句“当兵的探什么家”冷若冰霜,他还是支队的副政委呢,他不爱兵,我否定了他,如今他可能早已过世,近七旬的我回想起来还如同昨天一样。

就在母亲患病的时候,经我表嫂介绍认识了我一个学校的学生,虽然在学校时,彼此没有什么印象,但毕竟是伊川三中的校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她去看望我的母亲,她趁天黑去了,安慰了我的母亲,一个没过门的媳妇,来看望还不知是不是以后的婆母,替我尽孝,我深受感动,没有爱心的人,是不配别人爱的。从此,我们鸿雁传书,虽天各一方,确也另有一番浪漫,谈学校,谈家庭,谈前途,在书信往来中互相了解,增进友谊,逐渐产生共同语言,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而唯一的就是彼此忠诚,共同承担一份责任。

她是苦出身,从小失去生母,辗转送人,由养父母收养长大,养父带她如己出,供她上学至初中毕业,毕业后返乡务农,生活十分清苦,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磨练,更加向往美好生活。

我是一名义务兵,每月不过五元津贴,加上高原补贴六元,军龄补贴每增加一年,加一元,如今我每月可那十三元,况且父亡母病,那什么给你做彩礼,唯一的就是真心产生的共鸣。每月一封家信,报平安,慰藉老人见字如面,我用的是“义务兵免费邮件”,而她还得贴八分钱的邮票,等到我六九年离开部队回家时,厚厚的一沓子信都是我写给她们的。母亲一封不少的保存着,这是她最大的精神寄托,母亲说全凭这些信支撑着她,想你的时候就让别人给念念,看来没白供你上学,同时母亲也认可了她——我现在的老伴,她们之间的婆媳关系,相处的很好。

远在千里之外,家书可低万金,还有什么能消除我对亲人的思念呢?长久的呆下去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在四班挂职当班长),年龄偏大,性情耿直,看不惯就想说,自思量不是当官的料,几次题干我都主动让出去了,只想服完役,回乡在母亲身边尽孝,眼看已经超期服役半年,还没有征兵的迹象,走也走不成,那一段时间的日子,实在难以打发。

不过没过多久,连队调我到五班当班长,我有风风火火的干起来了,学政治、学军事、争口气也要把五班搞好。这时,地方上“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全国,军队也动起来了,破四旧、立四新,把过去“天天练”时间,变成了“天天读”时间,接着部队传达了《毛主席给贫下中农的一封信》,地方上组织宣传队,深入牧区,连队也抽调包过我在内的五名战士,带上武器弹药给养装备,乘马出发了。

十五 深入牧区,体验藏胞的生活

带着“毛主席给贫下中农的一封信”,我们一行五人到玉树县的下拉秀乡去做宣传,去深入基层,了解牧民的生活,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确任重道远,困难重重。

带队的排长王德福,是刚由军分区提拔起来的干部,连马都骑不好,两个六五年的甘肃兵范伟君、毛具忠,只不过入伍才一年,表现不错,吃苦耐劳,还有一个藏族新兵,叫甘生,刚入伍不久,家在玉树州昂欠县,体力好汉语基本不会几句,语言难以沟通,他的最大优势是会讲藏话,这样我们在路上会减少不少麻烦,到乡里会给我们派翻译的,在雪域高原上到牧区吃苦是肯定地,我们做好了精神准备。

下拉秀离玉树有二百多里,如果汽车走也得走一天,我们骑马无论如何当天是赶不到的。我们顺着巴塘河的山间小路,直奔巴塘滩,因为过去在这里集训过,也在巴塘搞过军事演习,放过马,所以并不陌生,当从头道沟向西走到八道沟时,甘生说要抄近路,翻过山时我有点担心,因为太阳已偏西,如果夜宿山顶,下不了山咋办,问他走过这条路没,他说前年夏季走过,可现在是三四月份呀,我们只有依靠他了,于是就走进八道沟口,顺着山势直朝山腰爬去,说实在的,也算开了眼了,那山是唐古拉山,由西至东绵延数百里,层层叠叠,山连山,沟套沟,地上没有路,有的就是冰山和巨石,一片整体滑坡的山崖,不知是地震造成还是雷击造成的景观,静静地躺在那里。山沟静得出奇,只有我们五个人六匹马的脚步声,山顶上的积雪在夕阳照射下,闪着金光,升起的云层仿佛就在眼前,景色十分壮观。

甘生同志在前开路我们拉着马紧跟,凭着记忆,他把我们领到一道雪墙下,说就在这里,我们开始挖雪开道,雪花像棉花般柔软,可经寒风吹起,在低洼处或风口处堆积的像铁一样坚硬,幸亏带了工兵镐,硬是挖了个通过一匹马的豁口,那时候因为高原反应太激烈了,小范已经晕倒,排长也少气无力,只有拉着马尾巴行进的份,还是那个甘生同志,一匹一匹的拉马,为救小范脱离危险,我们把小范绑在马上,肩扛手扶人拉,努力的翻过雪山(海拔在5000米以上,可比红军长征时翻过的夹金山高许多),到了山顶,一看另一面是阳坡,雪堆积的不多,路也好走,这时天也黑了,我们摸索着往前走,顺着一条荒沟,往下走,走了将近夜里12点,我们隐约听见有狗叫声,顺着狗叫的方向前进,终于看见牧民帐篷里的灯光,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指路明灯,让人激动不已。

还是甘生同志上前搭话,我们才在帐篷外拴好马匹,获准走进帐篷,这是我近距离和藏民打交道,热情好客的藏族同胞,帮助我们用它家的草料喂我们的战马,我们用他家的火塘,炊具做了一锅面片汤,可惜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小范马上驮的18听大肉罐头丢了,我们只有忍饥挨饿,在藏族同胞的火塘边,燃气牛粪,进入梦乡,而甘生同志不知疲倦的警惕着四周,担任起哨兵的职责,他和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藏族人,这里的高原气候对他来说,不值一提。

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入伍不久的甘生同志,在下乡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相处的十分融洽,他的汉语会话水平也提高不少,而我们也从这位农奴出身,苦大仇深的藏族战士身上学到了不少当地的民俗知识,了解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以及从他身上焕发出的革命的优良品质,他是个很有希望的少数民族干部苗子,进步快,不久入了党,后来听说提干了,再后来他到地方,到某县人武部任职。

在牧区工作的日子里,我深刻感受到反动的牧主、头人以及披着宗教外衣的宗教领袖们,对藏族同胞施行着残酷的压迫剥削和等级制度,他们还十分仇视解放军的到来,分裂民族团结,制造各种矛盾,挑拨汉藏关系,使得人类文明发展在这里停滞,还在农奴制度下苟延残喘,我们亲眼目睹藏族同胞的苦难,一顶顶补了又补的帐篷,少之又少的生活用具,一群为数不多的牦牛和羊群,冬窝子,夏地窖的过着游牧生活。甘生说;现在好多了,人能安生了。在平叛时,我家什么都没有,藏在山洞里,不敢出头。头人说,汉人是红眼睛、绿头发,会吃人,会杀人的妖怪,大家都没见过,害怕得很。后来解放军平息叛乱,我们才知道解放军是来解放我们的,就是过去的金珠玛米(老红军),是来帮助我们重建家园,让我们过幸福日子的菩萨兵。于是在去年征兵时,我就报了名,就分到二连了,我一定学好汉语,学好党的方针、路线、民族政策,为藏区服务。他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入了党、提了干,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下拉秀乡,我们得到乡政府的大力支持,指派一名干部做我们的通话(就是翻译),带领我们到游牧点去进行宣传虽然我们的政策水平不高,照本宣科,把我们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文件精神传达下去,我们讲一段,通话翻译一段,听得群众有时三五人,有时七八人不等,毕竟是游牧民族住的分散,我们和他们住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放牧,有定居点时,住在房子里,还好受点,如果路远赶不会来,就住在牧民帐篷边的牛粪堆上。

在高寒地区,夜间奇冷无比,厚厚的牛粪发热,如果上面铺上牧草,再盖上皮大衣,就是最好的享受,至于什么膻臊味,早已是“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次日黎明霜雪覆盖之时,却也呼呼大睡,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幸福吗?

刚入牧区,是有点害怕,警惕性也高,每到一地,不管怎么累,也要先熟悉地形,以防万一,时间久了,同藏胞也了解多了,他们也像自己人那样对待我们,在这方面通话起了很大作用,他是藏胞在乡里工作,常年下乡,我们也放心,警惕性也逐渐放松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高原上的紫外线也把我们一个个晒得黑不留丢的,胡子拉碴,我曾问老乡,你看我有多大了,他很严肃的说,你有五十多岁了吧,我点点头说,差不多,其实那时的我仅有25岁,看来我是成熟了。回来顺着公路走,过上拉秀乡,在巴塘马场(地方的)过了夜,次日回到连队。

谁料想,没等你休息好,新的任务又来了,要我带领两名同志到隆宝滩乡的君勤公社帮助工作,是下乡工作组,县委指名要我去,连队也同意,于是我带领八班副班长王九才、连部通讯员程复明同志一道骑马出发了,,顺着玉树州西行过扎西科,向隆宝滩(现在是著名的风景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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