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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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个世纪以来,关于康熙帝之死及其传位情况,众说纷纭。由于能够揭示事实真相的原始材料未存于世,彻底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必要条件,尚不具备。以下史料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记述了康熙帝生病前后的情况。


其一,《清圣祖实录》载,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康熙帝前往热河避暑,八月初三日开始行围,九月初二日返回热河行宫。半个月后,踏上归途,二十七日抵京,驻跸畅春园。十月二十一日(1722年11月29日),又赴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日(1722年12月14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十三日戌刻,“上崩于寝宫”。(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97,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丁卯;卷298,康熙六十一年八月丙辰;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甲申、戊戌、庚戌,十月癸酉;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戊子、甲午。)


其二,《永宪录》载:“己丑(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八)上不豫。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甲午(十三日)戌刻,上崩于畅春苑。”萧奭:《永宪录》卷1,第48—49页。


其三,《皇清通志纲要》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辛卯,上幸南苑。不豫,回畅春园。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上寿六十九龄。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遗诏,内云……”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按,此处“上幸南苑”日期有误,应为(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癸酉。


其四,1723年10月14日(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捷克籍传教士严嘉乐(Karel Slavíek)从南昌寄给本国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京城北京的南边是用围墙围起的广大的皇家猎场,猎场里有三座夏宫,一座在南、一座在东,另一座在西。皇帝(指康熙帝)常去那里打猎取乐……1722年12月初皇帝又外出打猎。12月13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晚8时许忽然刮起冰冷的北风,使皇帝感到严寒彻骨,体力不支,他被移送进夏宫。12月20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他的统治、他的打猎取乐以及他的生命都结束了,死前他没有召见一个欧洲人来为他做洗礼,送他进天国。他在临终之前宣布他的第四个皇子继承皇位……”([捷克]严嘉乐著、[中]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按,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康熙帝去世前患病原因的最早记载,时距康熙帝去世仅十个月。)


其五,满文档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允禵奉召自甘州(今甘肃张掖)赴京奔丧途中,在陕西双山堡,与奉命前来署理大将军印信的宗室延信相遇。允禵执手延信,痛哭失声,反复问询有关康熙帝去世前的情形。延信告称:“查仓事毕,我等于十一月初六日前往海子(南苑)奏闻。是日,见到主子,主子面询仓务,我等良久方散。看得主子气稍虚弱,颜面亦瘦些。翌日(十一月初七日),主子就回畅春园住了。我等八旗大臣相约后,初十日又去(畅春园)给主子请安。奉旨:‘尔等不要再来。’自此,我们没有再去。十四日方闻此事……”满文奏折,延信奏,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按,是年十月初九日,延信等奉命随同雍亲王胤禛查勘通州等处粮仓。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辛酉、庚午;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其六,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的回忆录中写道:“1722年初,我被指定担任皇帝的钟表匠安吉洛神甫(Father Angelo)的翻译和指导。我们全天都在京城内务府钟表处工作,这里距离我们在畅春园的住地,有两个多小时路程。所以,有关官员命令我们,在法国(籍)或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的居所下榻……


在这期间(按,应为1722年12月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正在历代乡间御苑——海子(行猎)的陛下,突然感染炎症。由于气候不同,这种病在中国北方并不像在意大利南方那样流行……由于患病,皇帝返回被称为海淀的畅春园。一两天后,欧洲人(指传教士们)来到这里,对皇帝的健康状况表示问候……


1722年12月20日,在我们居住的(佟)国舅(位于畅春园附近的)别墅中吃过晚餐,我正与安吉洛神甫聊天。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音,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的原因,我登上住所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在往四面八方狂奔,相互之间并不说活。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被告知,当御医们宣布无法救治时,他指定第四子雍正做为继承人。雍正立即实施统治,人们无不服从。这位新帝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是给他死去的父亲穿衣。当夜,他骑马而行,兄弟、孩子及戚属们跟随着,在无数佩戴出鞘利剑的士兵护卫下,将其父亲的尸体运回紫禁城。”


综合上述汉文、满文、英文等六则材料,可以看出:


康熙六十一年冬,年已69岁、长期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康熙帝,在经过长达数月的巡视塞外、木兰秋狝后,未等体力恢复,又赴南苑行围,以致相当疲惫。十一月初六日,仍勉强支持,在南苑召见皇四子胤禛、宗室延信等奉命查勘通州等处粮仓的大臣,面听奏报。当晚,大风骤起,气温突降,未在室内的康熙帝随即受寒而病倒。其所患“炎症”,可能是指肺炎。因发病迅猛,第二天(十一月初七)便于南苑返回畅春园。


由于临近冬至(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帝需要“静养斋戒”,加之身体欠安,故对王公大臣概不接见。根据马国贤的回忆所披露的情况看,传教士们虽赴畅春园问候,也未能见到康熙帝本人。此外,按照定例,“斋戒”期间,“宫眷不教轻涉足,大家今日住斋宫”,枝巢子撰注:《清宫词》,卷下,1941年手录稿本。所以,妃嫔们大约并未与他同在一处。


静养期间,他的病情一度好转。然而十一月十三日晚戌刻(七时至九时),正当人们用晚饭之际,康熙帝猝然去世。直接死因,可能是由肺炎引起心脑血管病突发。对于年迈者而言,这种并发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即使在医疗技术相当先进的今日,也屡见不鲜。因事出突然,人们较为慌乱,四处戒备,如大敌当前。


马国贤随即得知,当御医宣布病人不治时,康熙帝指定皇四子胤禛做为继承人。此说似与情理不合。


若非“身为天下主”的特殊病人处于深度昏迷中,气若游丝,随时可能故去,御医便无可能出此断言。退一步讲,即使康熙帝确已至此,只要一息尚存,御医不会声称皇帝已无救治之望,惟有在确认康熙帝故去后,宣布皇帝宾天之事。然而,如果康熙帝确已垂危,处于生死之瞬间,他又何能听到御医所说无可救治之言,其后再宣布传位一事?事实上,若是心脑血管病突发,患者往往神志不清,不能言语,危重者更有可能不及救治而亡。


马国贤所闻康熙帝去世之际情况,是雍正帝继位后仓促炮制的说法。紧急之中向朝野上下作此说明,难免存在漏洞,无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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