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现代金融战争形态研究 ——基于香港保卫战的案例分析

现代金融战争形态研究

——基于香港保卫战的案例分析


现代金融领域的竞争已经具有规模性、暴力性和目的性的特征,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预谋性和操纵性,在21世纪的今天,传统形式的金融战争形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金融领域的极端竞争(金融战争)对保卫国家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建立《金融战争学》学科体系。对1997年香港金融保卫战这一具体案例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证券市场的金融战争形态、形式、样式等理论问题。

一、香港金融保卫战的经过

1997年10月下旬,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获取巨利的国际炒家索罗斯将目标转向香港,先后于1997年10月、1998年1月、6月和8月四次阻击港汇、港股和恒指期货市场以图获取暴利。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在这三大市场上与国际投机者展开了顽强的对抗。双方先后展开了四个回合的较量,其中第一和第四个回合影响最大。

第一回合。

1997年10月17日-22日,利用新台币弃守后贬值3.3%、创下10年来新低的契机,国际游资总攻港币。港币联系汇率制首次受到国际炒家阻击。国际投机商一方面放空远期港币合约套利攻击港币现货汇价,另一方面狂沽股票制造恐慌使得港股暴跌,他们从放空恒指期货中获取了百亿港币以上的暴利。特区政府不得已入市捍卫港币,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元,吸纳港币,在股票市场上动用土地基金大笔吸纳蓝筹股托市。特区政府虽在外汇市场上抛空30亿美元遏止了港币暴跌,但当时银行同业拆息率一直高企,致使股市低迷。

此后,相同的一幕又相继在港上演,西方舆论戏称:香港成了国际投机者的提款机。1998年8月3日,以国际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下的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量子基金为首,美林、怡富等数家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同时向香港汇市、股市和期货市场大举进攻,企图利用三种市场的制衡关系一举破坏联系汇率制。在此形势下,香港政府决心向炒家开战。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简称(“金管局”)首先在外汇市场上以财政储备买进炒家港币卖盘。当日即吸纳近500亿港币,同时将购入港币重新存入香港银行,压低折息压低拆息。7日收盘汇率仍然稳定在USD1:HKD7.75的水平上,香港政府初战得胜。

第四个回合是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在1998年8月发起的香港金融风暴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而特区政府对此反击的成效也是最显著的。

第一阶段:1998年8月5日至8月13日,炒家们大笔抛售港币及蓝筹股,8月13日香港政府财政司长曾荫权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宣布以特首董建华、曾荫权及金管局长任志刚为总指挥的香港政府正式对以索罗斯为首,量子基金地区经理杜肯•米勒(Stanley Druken Miller)为指挥的国际炒家正式宣战。香港政府进行干预的手段是用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及财政储备相机吸纳炒家卖盘,化解抛售对证券市场压力;同时,与中央政府联合展开舆论反攻;再运用行政手段向托管股票的银行和中央结算所施压,督促其严格执行规定,以断绝炒家借股票抛售来源,减少炒家结算便利;人为调高港币拆息,令炒家回补港币成本增加。

第二阶段:1998年8月14日至8月28日。特区政府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进行直接对抗,并会同香港的中银、获多利、和升等多家证券商,大笔吸纳恒生指数蓝筹股。特区政府表示不惜成本,务求将8月期货指数抬高600点。十多天反击最终以香港政府获利约20亿港币,炒家损失约12亿港币告终。

特区政府的此举一反以往对投机者“积极不干预”的政策,给投机者造成了一个始料不及的沉重打击。由代行中央银行职权的金融管理局直接托市干预期货、股票市场,在全球开放型资本市场上尚属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创新,是实施有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

二、国际对冲基金运用的套利方法及其造成的影响国际游资的套利方法

国际游资的炒作活动,是以短期内获取暴利为目的。他们炒作香港市场也同样要寻找获取暴利机会。国际炒家通常做法是先在一地对公开股市和外汇市场上大盘吃进,使股价和汇率上升,此时再卖空大量期货,紧接着大量抛售吃进股票和该地货币,导致股价和汇率大跌,平仓结清期货,赚取差价。对联系汇率制市场来说,最严重的情况是汇率可能会失去控制,因为联系汇率制是以国家承诺可自由兑换外汇为条件的,一旦汇率灾难性大跌,极易导致人们争相兑换外汇,由于国家的外汇储备总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放弃联系汇率制,任由汇率下跌。这将使得人们对香港失去信心,而失去信心的结果将会毁掉香港的繁荣。

在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国际游资对港币进行阻击事先经过了周密的部署。第一,:(1)在香港以发行港币票据方式,筹集了300亿港币。第二,;(2)利用香港低息期借入一年的长线。第三,;(3)在期指市场9000点时积累了几万张卖单,并继续增加持有数量。第四,;(4)他们与一些银行和经纪人建立了借贷门路,从而可以在现货市场疯狂卖空恒生指数的成分股。做好了这些准备后,他们大抛港币,抬高利息,使恒生指数暴跌,然后在期指上获得暴利。他们期望把香港股市抛到5000点以下,这样就至少获利100亿港币。当然,如果因为巨大的抛压使得香港最终放弃联系汇率制,采用浮动汇率,放任港币贬值,则国际游资还可以在外汇市场上大赚一笔。

图1 国际对冲基金运用的套利方法及其造成的影响国际游资的套利方法(略)

三、从香港保卫战看现代金融战争的形态、形式与样式

(一)金融战争与传统战争以及一般金融投资的区别

1. 金融战争与传统战争的区别。从香港金融保卫战案例,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战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争,其和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思维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军事战争往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金融战争的对手可以是超越国界的利益集团对一个国家市场的攻击。传统战争存在着消灭敌方肉体的流血目标,而金融战争不存在直接消灭对手肉体的形式,更像体育竞赛。但是金融战争和一般的体育竞赛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体育竞赛不存在掠夺竞争方财富的经济目的以及颠覆敌对国统治地位的政治目的,而金融战争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对传统军事战争的目的分析,都存在着掠夺敌对方财富以及颠覆敌对方政治制度的目的。如原始战争是争夺土地、羊群、奴隶与夺取政权;现代战争是争夺财富、资源与颠覆敌对国政权等。从这点看金融战争具有和传统战争相似的目的与结果。因此金融战争是一种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与经济目的,进行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掠夺对方财富的极端竞争行为,是一种和传统军事战争不同的超限战争。

2.金融战争与一般金融投资的区别。(1)目的性与暴力性。发动金融战争的一方具有大规模掠夺一国财富的经济目的与造成一国政治动乱的政治目的,其对被攻击方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有很大的不良影响。而一般金融投资没有这种目的,也不会产生上述的不良影响;(2)预谋性。金融战争发动方具有主动的预谋性,由于决定市场价格波动的直接因素是货币供求关系,金融战争发动方通过有组织的战略战术,选择良好的攻击时机与战场,用突发的大规模资金冲击来对正常市场进行攻击,从而使市场价格波动在短期内大幅度偏离自然状态来牟取暴利。因此,预谋性以及攻击市场的资金规模和对市场的冲击力度、进入市场的期限也是金融战争与一般金融投资的标志性区别。

(二)现代金融战争的战争面貌 现代金融战争的战争形态

金融战争的主战兵器是投资技术以及金融工具,“弹药和兵员”是资金,不同种类不同国家的市场就是“战场”,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消灭对方的资金。因此我们可以就投资技术与投资工具的演变来划分金融战争的形态。

1.经验投资技术的“金融战争”。这个阶段大约在15-19世纪。15世纪意大利商业城市就有了商业票据的买卖,160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1773年,英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诞生,1790年在美国费城成立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这个阶段的交易品种仅限于股票、政府与公司债券等较少的品种,投资技术主要还是根据经验,根据人的直觉,对历史价格波动的区间以及简单的推理进行投资。其作战方式类似传统军事战争的“冷兵器”时代,主要采取的是单一品种的现场交易方式。投资机构没有系统的职能分工与风险控制手段。

2.传统投资技术的“金融战争”。这个阶段在19世纪-20世纪50-60年代。这个阶段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证券市场得到高速发展。1929年美国人查理斯•道发明了道氏理论开创了技术分析投资技术,道氏理论认为市场平均价格指数可以解释和反映市场的大部分行为,市场划分为主要趋势、次要趋势和短暂趋势三种波动趋势,成交量在确定趋势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收盘价是最重要的价格。随后拉尔夫.纳尔逊.艾略特(R.N.Elliott)利用道琼斯工业平均(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DJIA)作为研究工具发明了波浪理论进一步地完善技术分析技术。在这个时期,本杰明?格兰姆(1894-1976),他与助手陶德合著的《证券分析》与《聪明的投资者》两本书开创了的基本分析的基础。

相对于第一阶段完全经验式的手段,投资机构可以借助图表分析以及企业基本面分析等定量分析手段来辅助进行投资决策。证券投资基金的诞生,使得机构投资能够按照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投资管理部门经理、市场营销部门经理、基金运营部门经理、风险管理负责人以及投资决策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组织机构方式进行职能分工,并且设定相应的纪律与规范,将分散的智力整合为一个整体,提高了战斗力。这个阶段非常像传统军事战争的热兵器时代。其主要战场往往是单一市场,如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

3.现代投资技术的“金融战争”。这个阶段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至今。其非常类似传统军事战争的机械化战争与信息化战争时代。现代金融理论数量化是现代投资技术的“金融战争”的重要基础。Markowitz于1952年建立的均值-方差模型,第一次把数理工具引入金融研究在Markowitz工作的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6)研究了资产价格的均衡结构,导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成为度量证券风险的基本的数量化模型,随后,CAPM形成了度量金融投资领域投资绩效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Samuelson(1965)与Fama(1965)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1973年,Black和Scholes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实现了金融理论的又一大突破,此后Ross(1976)建立了套利定价理论(ATP);在20世纪80年代发明的票据发行便利(NIFs)、互换交易、期权交易和远期利率协议等组成的金融工程。对期权定价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刺激了对“倒向随机微分方程”求解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得到大量的采用。20世纪90年代风险价值模型(Value at Risk, VaR)诞生,其中以JP摩根的RiskMetrics为主要代表。在同一时期,对人的投资行为偏差的研究导致了行为金融学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后非线性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在金融理论及其实践上得到运用。当今世界数量化分析广泛应用于对投资品种进行估值、构建套利组合、实行动态对冲、程序化交易等。投资理论与投资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金融战争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表现为:(1)战争武器的杀伤能量成倍增长。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发明就相当于人类发明了“原子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使用不当造成的破坏性是非常巨大的,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到其威力。因此我们在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时要保持谨慎态度,稳步发展;;(2)现代金融战争的动用资金规模数额巨大。香港金融保卫战,反击国际对冲基金第四次攻击时香港特区政府就动用了1000亿元港币,这仅仅是一个局部战争中间的一次战役所动用的资金规模。由此推理,在由一系列战役组成的全球性现代金融战争所动用的资金规模将是天文数字。

(三)现代金融战争的战争形式

1.进攻与防御是金融战争的基本形式。与传统军事战争相同,金融战争的开始也就是攻与防对抗的开始,攻与防是实现保存自己资金和消灭敌人资金的基本手段。在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国际对冲基金就是进攻方,特区政府就是防御方。金融战争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进攻与防御。有些直接为了进攻与防御,比如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国际对冲基金通过外汇市场、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进行立体进攻的作战部署与实施以及香港特区政府针锋相对而采取的立体防御部署;有些则为间接配合进攻与防御,如国际对冲基金为选择的进攻路线进行的前期试盘侦察、舆论宣传、欺骗等。

2.金融战争是非线式作战。线式作战是指战争具有比较清晰的战线,有明确的前后方区分,后方是前方的依托,前方是后方的屏障;敌对双方的作战以线性的规则进行指导和实施,也就是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双方军队都呈梯次配置,作战行动总是从前沿逐步向纵深推进;双方攻防界限明确,作战程序遵循集结、开进、发起进攻、夺取目标、预备队加入、扩大战果等顺序进行。非线性作战没有固定的战线,作战布势表现一种不规则的结构,作战任务的区分没有正面和侧面、前方和后方的划分。

显然金融战争是一种非线性战争,首先它没有固定的战线,攻防转换迅速,如香港政府开始是在权重股防御,大量买入国际对冲基金抛售的股票,然后转入进攻,推高指数,而国际游资则从进攻转为防御;其次网络信息化技术使得金融战争的挑起者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操作,实行远距离攻击;第三,金融战争的目的不是占领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而是达到某些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其攻击方向可以是一国任何一个金融市场,也可以像香港保卫战那样的对各个市场同时发起攻击,阵地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战争的筹划指导者只有以全球金融战的思想和全方位的思维判断情况、拟制方案、使用力量、保障措施、才能适应现代金融战争的需求。

3.金融战争同时具有正规战争与非正规战争的双重特征。从金融战争的主体看,交战双方大多为金融机构的职业人员,如国际对冲基金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对抗,从这点看具有正规作战的特征。从金融战争战略思想的长远性、全局性看,金融战争也具有正规战争的特征。但是,从香港政府要求香港人配合政府不抛售股票看,金融战争又具有通过群众力量从侧面牵制国际对冲基金的非正规战争的特征。此外,从金融战争作战方式的多样性、突发性、灵活性以及速战速决性,经常通过媒体进行恐吓、欺骗等心理战的手法,利用证券市场的“羊群效应”来达到其目的,这又具有非正规战争的特性。金融战争是正规战争与非正规战争的有机结合。

4.阵地战、机动战和游击战。金融战争的决战,也就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战役往往是阵地战。在香港金融保卫战的表现形式就是1998年8月28日对指数的争夺,对蓝筹股的争夺,蓝筹股就是阵地,哪一方在这里的失败就意味在在股票指数期货方面的巨大失败,因此在这里双方消耗了大量资金,阵地战又是消耗战与歼灭战,是双方实力的直接较量。因此研究在本国金融市场的金融防御战对于保卫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金融市场资金运动的高度机动性,现代金融投资技术手段的高科技性与复杂性,因此现代证券市场的金融战争的常态是机动战与游击战,也就是追求速战速决,在全球范围自由选择攻击的市场、品种与市场时机,通过高度的机动性来争取先机,通过集中力量对某一局部市场的突然进攻来获得局部优势获得主动。例如对东南亚泰国市场的集中力量的攻击。机动战不去追求某一市场的得失,而是追求最终的、整体的得失,因此其攻防转换频繁,快打快撤,进攻与防御相结合。在香港金融保卫战中,国际游资前期采取的就是机动战,最后被香港政府困住,迫使其打阵地战。它们在不利的情况下,又进入防御,将股指期货合同的空仓后移,试图在防御中寻找机会再次进攻。金融战争的速战性要求国家对证券市场的预警监控系统要高度灵敏,对整个市场安全的保卫机制要健全同时战争动员与组织的速度要快,要成体系。

金融战争的游击战是为配合大规模正规作战在主要战场的控制力,而采取的以牵制和消耗敌方为主要目的的非正规金融战争形态。它以小规模分散流动袭击为作战形式,因此其资金规模小于机动战。未来的金融游击战争有可能通过大规模分散的个人帐账户来混淆金融机构与个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

(四)现代金融战争的战争样式

战争是谋取利益的手段,如果战争的代价大于其可获取的利益,那么战争决策者就不愿意选择战争。因此金融战争的样式在适应政治目的、利益要求过程中,不断优胜劣汰,提供效费比更高的战争样式。我们可以依此原则对未来的金融战争特点与样式进行研究。

1.联合作战。在军事上的联合作战是指两个以上军种在联合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实施的作战样式,如“海陆空”联合的立体战争。通过对香港金融保卫战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金融战争已经发展到“海陆空”协同作战的立体战争阶段。军事谋略在金融战争中仍然具有适用性。一方面国际对冲基金运用了汇率与利率平价公式,对汇率进行佯攻,如果香港政府没有反击,则佯攻就转化为真实的进攻,直接获取利益。佯攻迫使香港政府提高利率,而利率的提高会影响股票市场价格与股票指数期货市场,因此国际对冲基金的真实的主攻方向是在股票与股票指数期货上面,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放大盈利的倍数,来取得暴利,这时佯攻的方向就是准备牺牲的资金,通过牺牲这部分资金来获取全局的胜利,这就是军事谋略在金融战场上的实施。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品种的多样化,立体战争将成为现代金融战争的常态,战争发动方可以利用货币市场、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复杂关联性运用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设计出一整套的在全球进行立体与梯次进攻的方案。研究其规律以及具有全球金融战争的意识对于开放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信息作战。通过信息作战可以大大降低金融战争的作战成本,提高战争效费比,因此信息作战将成为未来金融战争的一个重要特征。信息作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舆论战。在经济全球化的网络时代,通过互联网媒体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媒体制造与之攻击相配合的“欺骗信息”,制造在汇率、货币政策等重大经济决策方面有利于己方的舆论和外交压力,通过“欺骗信息”使得敌对方决策层在重大决策方面判断失误,作出有利于自己战略部署的决策。;

(2)心理战。心理战就是运用心理学原理,通过宣传和其他活动从精神上瓦解敌方的一种作战样式。其目的是从心理上打击敌方,达到不战而胜或战而胜之。在金融市场上经常表现为通过网络的论坛、博客发表极度悲观的文章,通过收买知名人士借助一些技术分析关键点在公开媒体进行演讲等手段制造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为自己的打压吸筹或配合股票指数期货做空等创造条件。在香港保卫战中国际对冲基金就经常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进行“恐吓”等心理战。;

(3)情报战。通过收买攻击对像国家的高级官员以及企业官员,获取重要的经济情报;通过经济间谍截取无线网络、手机、电脑硬盘等方式获取经济情报;通过“黑客”以及全球网络信息处理来获取经济情报。在获取经济情报的基础上来布置整体的金融作战部署,将大大提高金融战争的胜算。因此经济情报战与反情报战在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4)瘫痪战。通过“黑客”、“网络病毒”,攻击敌对方的指挥系统,打击信息系统与支持系统的要害部分,切断通讯联系,引起敌对方指挥控制系统瘫痪瓦解。

信息作战与计算机支持的现代金融分析技术以及投资工具相结合,配合强大的融资手段就可以达到攻击效率倍增的效果,还可以实行远距离攻击。争夺信息优势与制信息权将成为未来金融战争的焦点。

四、总结

通过对香港金融保卫战的案例研究,我们发现“现代金融战争”已经大量运用现代军事谋略的方法、现代金融数量化分析技术以及现代金融衍生工具的高杠杆性对一国证券市场展开具有非常强烈地破坏性的攻击,金融战争没有明显的前方与后方的战争界线,经常运用现代投资组合与套利组合技术在多个市场展开立体地梯次地进攻,通过信息作战的形式可以大大降低金融战争的作战成本,因此也和现代军事战争一样,信息战将是现代金融战争的重要标志。对金融战争形态的了解,可以为我们的“金融战争”的“时空”研究以及预警研究提供基础,也为以后在“金融战争”中如何获取战争主动权的制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