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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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10_2_27_46652_10746652.jpg[/img] 2008年10月7日,山东省济南市,日裔百岁老人山崎宏大夫在为一名儿童诊断。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10_2_27_46656_10746656.jpg[/img] 山崎宏和他的家人。“大道无门”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为山崎宏题的词。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


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

2008年10月7日,山东省济南市,日裔百岁老人山崎宏大夫在为一名儿童诊断。


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

山崎宏和他的家人。“大道无门”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为山崎宏题的词。


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

1957年春节,山崎宏(后排左2)在济南郊区医院和同事在一起。


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

山崎宏的身份证。



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在战争中当了逃兵,从此滞留在中国济南,如今老人已经102岁。几十年来,山崎宏一直坚持每周六日给济南市民免费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南都周刊记者_杨猛 济南 北京 报道


山崎宏从写字桌下摸出一块糖,亲热地递给我,用地道的济南话说,“吃糖。”他指着薄荷糖纸上的日文商标说,“0ishi的意思,就是‘好吃’。”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在位于济南市区南部的“七里山诊所”——这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一场突发的冬季流感,让就诊者塞满了狭小的空间。


山崎宏大夫真的很老了。白眉毛长长的,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102岁的寿星,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得厉害,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完全依赖经验。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儿的胸口,告诉孩子的奶奶,“嗓子呼噜呼噜的,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山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孩子也是找他,现在轮到了我的孙子。”


日本人山崎宏,在济南居住了70多年。1937年,29岁的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他离开家乡冈山,来到中国。命运让他留在了济南。小城悠然的生活节奏,常使他忆起宁静的冈山。而济南的孩子从小就听说,在七里山生活着一个不回日本的“鬼子大夫”。


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20年来一直在跟踪采访健在的侵华日本兵。他介绍,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现在活着的不到13万。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绝大多数已作古。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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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济南


因为严重的耳背,我和山崎宏的对话多数时候要靠笔谈。像老一辈的日本人,他看得懂、也能写繁体汉字,习惯使用的还是中国已经荒疏的书面语。我们说的“热闹”,他喜欢写成“繁华”。


“你哪年来到中国?”


山崎宏提笔写道:“七七事变。”


报告文学作家方军早年在外交部做日语翻译,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接触到大量当年的鬼子兵。他告诉我,卢沟桥七七事变在山崎宏那代日本人心中有特殊的含义。虽然卢沟桥畔的永定河水,自打1958年大炼钢铁后就遭到破坏枯干了。“但是日本人一直喜欢说,正是通过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走向了战争的大河。”


山大夫兄妹三人。父亲得了肺结核,母亲操劳过度,在山崎宏12岁的时候双双病死。姐姐把山崎宏带大。“姐姐对我影响最大。她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一个是姐姐自己的孩子,一个是我这个未成年的弟弟。”山崎宏说。


山崎宏还有个哥哥,日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有弟弟在,哥哥就不必出门去服兵役。山崎宏说,“两个兄弟,怎么也得去一个。我小,所以我去了。不然会被枪毙。国家宪法规定的。”


方军接触到的日本兵讲,日本当年几乎家家有军人,不少日本女人以上前线慰安为荣。如果有人逃避兵役,村公所就会喊来几个人,一声吆喝把这家的房子拉倒。在当时,不效忠天皇是不可饶恕的。


山崎宏不情愿打仗,但是不敢说。来到中国之前,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情人。说起这个情人,老人有些不好意思,“有是有,但是没结婚。”


我写道:“她漂亮吗?”


102岁的老人笑得更腼腆了,“无所谓!谁不愿意漂亮?!”


山崎宏是随日军步兵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及其步兵第10联队长赤柴八重藏所统领的部队,来到中国。先是在天津港登陆,而后杀到了济南。


他一笔一划地写下部队番号“赤柴部队,十联队”,笔画短促有力,眉眼中好像突然放出一丝熟悉的杀气。


认识山大夫20多年的刘谟桐大夫讲,山崎宏从军经历只有短暂的几个月,因为看不惯日军烧杀抢掠,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独自出逃。他希望从山东乘船回日本。但是阴差阳错留在了济南。


不知是耳朵真的很背,还是一上午的出诊让山大夫有点疲倦。这段历史,他始终没有完整地亲口讲出来。刘谟桐大夫的故事怎么听都像是一个反战的主旋律,而一个身陷虎狼堆的日本兵能否具有如此高的觉悟,是令人怀疑的。


我检索到一家济南报纸对山崎宏的报道,又提供了另外的版本:山崎宏在部队中违反了规定,为了逃避惩罚,只有选择做逃兵。回日本也要受罚,于是留在了山东。


这个版本相对合理,但还不能完全打消疑虑:日军血洗山东经年,这块土地伤亡惨重,一个落单的鬼子兵如何能够做到不被仇恨淹没?果真济南人够厚道吗?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留在济南?”


老人似乎有意打岔,“毛主席说了,打仗好多年了,日本国家也穷了,一分钱也不朝日本要。所以,我要报恩啊。”


老人说的这段历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


我继续在纸上写,“留在中国艰难吗?”


山大夫笑了,“难的时候都过去了。打仗的时候最难,现在都和平了。和平了还有什么难的?毛主席说了,愿意回日本的回去,愿意留在中国的继续改造学习。我听毛主席的话,留下来了,能有什么困难?”


我继续问:“‘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困难吗?有没有被当成间谍?有没有挨打?”


他再次否认,并且重复着前一句话,“听毛主席的话,还有什么困难?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


后来老人的女儿提醒我,山大夫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这是他在后来的动乱年代得以保全的护身符。他女儿说,“如果他入了中国籍,运动的时候肯定早就被当成特务消灭了。不光他保不住,俺也得去要饭。”


“难道你不想念日本吗?”


他很坦然地告诉我,“老家都没人了,想那些没意思。现在我就等死了。”山崎宏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当年他在冈山的家人收到军方寄来的一个骨灰盒,原来失踪军医山崎宏被列入了战死者名录。但是,家人打开骨灰盒,发现里面盛着三块小石头。


“你说笑话不?”山大夫眯缝着小眼睛,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就三个石头,那就是我,我早就已经死掉了。”

行医赎罪


去年,方军从山东画报社编辑处得知,济南有一个100多岁的日本老兵,一直坚持每周六日出诊给济南市民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方军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方军和100多个日本兵有过往来,这些珍贵的个人史如今摆满了他在北京潘家园附近租的一处民房。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侵华日军像阳光下的雪堆逐渐凋零。现在和他保持通信的也只有3个日本兵了。能活到山大夫这把年纪的日本兵,真是太少见了。


等来到济南见到山大夫,方军相信了“仁者多寿”这句话。85岁之前,山大夫一天要跑三个诊所出诊。如今岁数大了,才减少到一个诊所。用行医的赎罪方式,让方军感到震撼。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赎罪?”


他语气加重了,“打仗打到别人国家,当然有罪。”


“战争是日本政府发起的,你有必要为日本政府赎罪吗?你犯了什么错误让你不安?”


山大夫认真地说,“日本皇帝犯了错,参加战争的日本人也犯了错,都是有罪的人。”


让方军一度也感到困惑的是:山崎宏逃离部队后滞留济南的前因后果,始终语焉不详。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关于山崎宏的信息只留下两句话:他当了逃兵,路上中国人给他一些食物,他要报答中国人的恩情。后来他重操旧业,做了一辈子大夫。


随军医生山崎宏这段隐秘的个人史,难道被更为惨烈浩大的战争史吞没了?假如山大夫本人不愿讲,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方军想到通过查阅山崎宏所在日军档案,去寻找答案。


在《天津史志》中,方军发现了赤柴部队的踪迹。


1937年8月21日,由日军第10 师团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向静海进攻。这是赤柴部队在中国作战的开端。此时,正是随军医生山崎宏开赴中国战场的时期。


《天津史志》记载,山崎宏所在的步兵第10联队,1937年8月14日在塘沽登陆,到12月26日作为日军主力部队占领济南,为时4个月,行程500公里,几乎天天作战。


《天津史志》对赤柴部队在天津的暴行,有明确记载的达10次之多。比如:“1937年8月5日赤柴部队围攻杀死我29军37师驻府君庙一个排的守军,又进村逐户搜查杀人,36人死于刺刀下,其中妇女都是被奸淫后杀死的。”


方军认为,这只是赤柴部队所干坏事的一小部分。


刘谟桐曾经听山崎宏回忆说:“经常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起来,都杀了,最后再烧个精光。”


山大夫后来告诉方军,自己是和三人一起逃亡的。时间范围是冬天攻入济南不久。一支部队有4个人逃亡,这在侵华日军中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随后赤柴部队一路紧急南下,显然没顾得上追杀逃兵。


1938年4月6日,赤柴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日军主力,被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消灭。方军相信,军医山崎宏如果没有逃脱,一定会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炮火前化为灰烬。


山崎宏回忆,他一路要饭,试图往山东半岛的尖上走。但是穷困潦倒,连一身衣服都没得换。“一看要饭的是个鬼子,中国人没揍我就是好事!”后来山崎宏就留在济南一家仓库当上了保管员,因为无家可归,把仓库当成了家。


方军说,从常识推断,如果山崎宏“无心谢罪”,在日本人占领山东那些年,四处流浪的他完全有机会重回侵略者阵营,而不必沦落到受中国人接济。但是山崎宏没有。日军在山东恶行累累,山崎宏没刻意隐藏身份,居然在济南长期生活下来,可见并没做过杀人放火的亏心事。


1946年始,投降的侵华日军及家属总计310万人被遣返,逃遁于中国民间的山崎宏怎么没有被遣返回去,仍然是个谜。方军判断,逃兵山崎宏应该是一位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的鬼子兵。“这样的人,在中日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人物。”


“为人民服务”


山大夫的家就在诊所旁。他和63岁的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女儿女婿都退休了。外孙在公交公司上班。这是一户普通的济南平民家庭。


山大夫的中国妻子比他小11岁。是1947年山崎宏39岁时,别人撮合的。但她在40岁的时候就得病死了。


山大夫每月退休收入有5000多元,但是生活出奇简朴。喜欢吃日本产薄荷糖。饭桌上常见的是老济南常吃的馒头、粥、咸菜。四川地震,勤俭的山大夫却让女儿帮着捐了很多钱。


女儿说,小时候很怕父亲。生活中的山崎宏还能流露出武士道式的严肃,让女儿相信了那些描写日本人刻板性格的影视都是有生活真实的。女儿一家对日本知之不多,她感觉父亲身上唯一残留的日本习俗,就是每天早晚冷水洗澡,一直坚持到95岁。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他的远亲在和歌山政府工作,1983年在山崎宏的牵线搭桥下,济南与和歌山结为友好城市。


山崎宏为济南市民免费行医,为战争赎罪的报道,在日本传播很广。前任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他题词:“大道无门。”


山大夫说,“大道都无门框,不能守旧。孔子说‘生于斯,逝于斯’,照孔子的说法,我本应回到日本国生存,但是,我要用实际行动谢罪,要一生感恩。”


方军认为,中曾根对山崎宏的赞扬别有深意。“大平正芳、田中角荣、中曾根,好几任日本首相当年都打过中国。也只有这些侵华战争参与者,才知道15年战争给中国的伤害太严重了,所以他们才力挺两国走向和平。他们明白,山崎宏也明白,日本应该反省谢罪。”


这些步入暮年的老人,和早年陷入战争癫狂的鬼子兵有了天壤之别。方军说:“我认识这些老鬼子兵的时候,他们都骂自己当年是‘八嘎’。北京话就是‘傻帽’。说再也不会傻到去别人国家打仗了。”


通过对日本社会多年的观察,方军认为,日本的右翼仅是一小部分。现在的日本已是民主社会,出兵这种事要经过投票。像当年军国政府那样操纵战争,已经不那么容易。


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的贡献。老人对得奖很淡然,唯一让他感念的,是在山东大厦举行的颁奖宴上,日本领事夫人特地为他做的那顿香喷喷的红豆饭。那是家乡的味道。


晚年山崎宏还做了一件为济南人称道的事情,他向红十字会申请无偿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女婿说,因为山崎宏一直保留了日本籍,申请没有章程可循,所以一直申请了4年,济南才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自个完完全全奉献给了济南这座待他不薄的城市。“他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纯粹的人。”方军称赞说。而山崎宏习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来日不多了,有生之日,要多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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