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谢晋导演的一部电影《牧马人》曾风靡全国。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许灵均的故事。解放时,他的资本家父亲逃到国外去了,他母亲已经去世,被抛弃的他靠人民助学金上完了学,但在1957年不幸被划为右派,被发配到西北地区的一个牧场做了牧马人。在长达三十年的艰苦的劳动生活中,他得到了无数普通人的帮助,还和一位由四川逃荒来的女子李秀芝结了婚,生了孩子。改革开放后,他的右派问题得到了平反,被安排在牧场的小学教书。这时,他远在美国的父亲回来了,这位拥有多家工厂的亿万富翁想把许灵均带出国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许灵均还是留下来了,又回到了荒凉落后的牧场。fficeffice" />


那是电影,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官方宣传口径的电影,尽管也确实感动了很多人,但和实际生活是有差距的。


实际生活是什么样的呢?简单地说,是分化成两种人:一种是跟着那富裕的爸爸出国了;另一种才是回到农场留守下来的人。如果问是想出去的人多,还是想留下的人多,那么就不好说了。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直观感受中,很可能是感觉到想出去的人多些。一部宣传“子不嫌母丑,儿不嫌家贫”的爱国主义电影《牧马人》挡不住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出国热”。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不论穷富)就不用说了,一定想办法削尖脑袋出去;没有亲戚的也是各想办法,有文化的考“托福”、考“雅斯”,以留学的方式出去,以致于办“托福”考试培训班都能办出一批亿万富翁了;没文化但有钱的干脆办“投资移民”,至少把自己的“富二代”们花钱送出去;那些没钱、没文化的人也有办法:偷渡,尽管有风险,但似乎成功率也不低,所以,总有人走这条道。


但终归是留下来的人多,而且多多了。因为这种出走并没有使中国人口减少。据统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国留学的人加起来不过一百多万人。所以,“出国热”恐怕只是“热”在思想意识上,雷声很大,雨点很小。有人可能会归结为是有门路有条件出国的人少,所以,出去的人就少。照我看,也不全是这么回事。别看有些人嘴里发着牢骚,喊着叫着要出国,但一旦真叫他做出最后的决定,也许他选择的仍是留在祖国。


总之,留下来的许灵均是有的,出国的人也是有的。我这篇文章就想以那个时代为起点,讲一讲这三十年来“留守者”和“出走者”的故事。




留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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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许灵均留下来了,其实生活中的“许灵均”也留下来了,这人叫张贤亮。《牧马人》是根据作家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而成的,这部小说几乎就是他本人的自传。他是江苏人,也的确有个资本家的父亲,而且也因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宁夏(当时还是甘肃省的一个地区)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劳动改造。所不同的只是,他的父亲并没有到美国去,成为亿万富翁。不过,这一点并不是张贤亮不出国的原因,他的作品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和他同时崛起的那批作家中,如大名鼎鼎的《伤痕》的作者卢新华,也并不是因为海外有位富翁爸爸才出国的。张贤亮不是那种没有条件出去的人,而是确实就没打算出去的人,不仅没出国,甚至连省都没出。他是江苏盱眙人,出生在南京,他成名之后,仍留在宁夏,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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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完成的,自九十年代以后,他几乎没有什么有份量的作品问世。倒不是因为他的才思枯竭,或身体衰老、精力不济,而是因为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他的另一件实践作品上了:宁夏镇北堡华夏影视城,他自己得意地称,这是他的另一种作品。


3


镇北堡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省会银川市北35公里处,原来是明、清时代的兵营,后来废弃,成为当地农场的一个集镇,张贤亮在他的另一篇小说《绿化树》中对这个小集镇有过写实般的描写。80年代初,《一个和八个》以及《牧马人》两部电影先后在这里拍摄。1993年,张贤亮投资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如今,这个影视城已拍摄了上百部影视作品(详见附表),而且成为宁夏著名的旅游景点,被国家评为ffice:smarttags" />4A级景区。景区资产已经过亿,年门票收入过千万元,自2003年起,前来拍摄电影的单位就免收场地费了。张贤亮也成为少有的“文人下海”的成功者、名副其实的企业家。2007年,他被凤凰卫视评为年度“中国十大财智人物”。他曾被以企业家的身份邀请到北京大学,给北大国际MBA班的学员做讲座。他对此十分自豪,因为,“作家来给企业管理专家们讲企业管理,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他应该自豪,我仔细拜读过他的那些讲企业管理的文章,十分佩服,认为水准不在他的小说之下。既有解决问题的务实手段,也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非常难得。


出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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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留,有人走。略有讽刺意味的是,许灵均留下来了,可是让许灵均留下来的贤惠的妻子“李秀芝”却走了。这多少有些不合乎人的情绪,但却符合生活的真实,女人总是比男人更难抵御时尚生活的诱惑。我说的是扮演李秀芝的女演员丛珊,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掀起的出国大潮中出国了。和她那一茬儿一块出国的还有名演员陈冲、歌星苏晓明等等,据说是出国留学,大概是学习先进的表演艺术去了吧。但最近两年她们又纷纷回来了,不过好像不是载誉归国,也没见表演艺术有何长进,只能在一些二流影视剧中演些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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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贤亮情况类似的是那些作家同行,前文说过的卢新华出国了,好像混得不太如意,而且此后再无任何作品问世。八十年代后期,因为别的原因出国的作家也不少,如顾城、北岛以及200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日子过得并不好。北岛后来的诗作透露出漂泊异乡的痛苦:我对着镜子/学习母语。顾城则因家庭纠纷挥斧杀妻后自杀。


最致命的还不是他们个人命运的荣戚。作为一个作家,经历些流浪漂泊的苦难并不是坏事,那是创造伟大作品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可是,这些出走的作家却好像丢了魂儿似的,不仅再也写不出有力量的东西,而且已经衰退到连正常的精神力量都没有的状态。


北岛近年出版的几部散文集,无非记录了他这些年和国外诗人同僚交往的过程,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文人琐事,有些像《儒林外史》中那无聊的到处“打秋风”的文人。在回答对自己早期作品《回答》的看法时,他居然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的内心经历,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距离的拉大。”在回答记者的问题“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时,他说:“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上的动荡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


那位获了诺贝尔奖的高行健,也有类似的思想,一位同样是出走国外的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评论他的获奖作品《灵山》时说:“这种充分个人化的立场,使高行健拒绝另外两种角色:‘人民的代言人’与‘社会的良心’。”高行健大概不会否定这个评价,因为在《灵山》里他自己也说过:“我不为什么而战,我只守护我自己。”


我靠!这是些什么话啊!一位作家,一位靠写出作品给别人看才能合理地换到饭钱的作家,居然说他“只守护自己”,“更想探讨自己的内心经历”,那他还有什么价值!因为如果脱离了人群,一个人的“自我”和“内心”就什么也没有了,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什么是那么纯净的“自我”,也想象不出来那种“自我”的“内心”里还能有什么东西!最简单地说,你这个“自我”如果想吃饭,那一定是因为有个“别人”给你种粮;想穿衣,一定是因为有个“别人”给你做衣服;就算你想ML,也一定得想着有个别人同你ML吧?你总不能自己同自己ML吧!实际上,一切人的自我意识都是在与他人相处的环境中产生的,而人的一切内心的内容,也均是诉说着对他人的要求。除了对这个世界、对别人的要求外,我不知道,人的内心还会有什么深奥难懂的内容。而一个作家,正是因为把这种事关社会人群的想法,尤其是把人群中各种人的想法表达出来,才成为人们接受的作家。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的“自我”与一群人的“自我”同构时,才能成为作家。和你一样,每个人关心的是“自我”,想看到的是自己的“自我”,而不是别人的“自我”,这种人是读者。而作家就是让每个他人反思到他自己的“自我”时,才是作家,才有人读你的作品。读者们不关心你的女儿怎么了,他们关心自己的女儿怎么了,如果你的作品不写别人的女儿,只想自己的女儿,那谁还看你的东西呢?而且,一位作家基本的职业道德应是为自己的作品远离了读者而有负罪感,而不是个人生活的悠然与欢乐。这些只会关注“自我”的作家已经不是作家了,还真不如去做一个只关注自己小生意的小商贩。


3


文化人出国不好混,混得没了魂儿。那些普通老百姓也没好到哪里去。有一次到美国旅游,给我们做导游的是位中国人,出国前是一所大学里的副教授,出国后丢了专业,干了导游,专接国内的团。一次在五角大楼附近,因为我们拍照,他被警察扣住,训了半天话,大气不敢出。不就是在离着那栋大楼还有一两公里的地方照了张相吗,那几个浑身上下披挂着各种武器警察就不干了,说是“9·11”以前可以拍,现在不能拍。那位导游道了半天歉才放我们走。路上,我问他,这也不是个多么严重的事儿,怎么吓成这样。他一脸苦相地说:“他们如果不让我再到这附近来了,我还怎么养老婆孩子啊!”我真有些可怜他,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在国内新华门前拍照,被值勤的警察制止的话,一定会大声争辩:“凭什么,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这儿,却连一句高声的话都不敢讲。从美国回来我还真到新华门前拍了张照片,没人管,我体会到,这才是一个幸福的祖国,顺便说一句,在美国见到的许多中国人说话都小声细气的,开始以为他们出了国后学得文明了,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受陌生环境压抑给吓的。一回到中国,他们又开始大声喧笑了。




开放是绝对必要的


1


我讲了“出走者”的失败故事,但丝毫没有用封闭的手段来遏制出走者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出走者”的问题是由于封闭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开放。封闭造成了对外界的不了解,因而产生幻想,甚至千方百计地去实现这些个幻想,所以找亲戚、学外语、偷渡,以为出去就会获得所幻想的一切。等到真出去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也仍会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那里,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委屈也认了;二是干脆再回来。但无论留在外面的人,还是回来的人,心理上都留下了一个疙瘩,就是中国人传统上的面子问题。留在外面的人不能让国内的人知道他们过得并不快乐,怕丢面子;回来的人也不能让别人觉着是在外面混不下去才回来的,也怕丢面子。所以,这两种人都不讲真话,于是那些没出去的人,仍有幻想,仍想方设法往外跑;而回来的人,既不能说外面不好,也不能说家里好,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就总是不明不白,不阴不阳的。这种心态下写出的作品肯定难懂,也没法懂,因为他自己也不想让你懂。


只有开放,全面、彻底的开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出国如同去吃一次农家乐一样方便的话,信息就会充分交流。那么,幻想和面子都存在不下去了,人们的思想也就会坚定起来,心理会健康起来,也就不会有这类不阴不阳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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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连到外国去学习先进的东西的思想里也夹杂了不少封闭造成的幻想。演员到国外能学习到什么先进的东西?艺术产生于不同民族的不同灵魂,根本就没什么先进落后之分,谁又能从一位法国妇女的脸上学到中国母亲才有的表情?管理上也是如此,未必国外的一切都先进。“娃哈哈集团”的老总宗庆后本以为和法国“达能公司”合作后,能学到什么先进的管理经验,可是了解得深了,发现“达能”有些方面还不如中国的民营企业。


就是那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当之处的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观点,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在完全封闭,不了解外界的情况下,向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学了三十年,还要继续向外国学习就有问题了。因为你三十年前学的先进技术,人家已经淘汰了,不用了;又发明出新的技术了,而你没有自己的新发明,就只能再去学。而且从逻辑上想一想,这种念头也是荒唐的,你去向先进的国家学习,那先进的国家向谁学?向更先进的国家学!那更先进的国家向谁学?追问到极致,他们只能向自己学了!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是仅靠学习完成强大的,最重要的是创造!只有具有独立的自我创造能力的国家才能强大起来。就连日本也是如此,人们熟知的是日本人的学习,但没看到他们本质上的创造能力,历数现今高科技领域,你会发现,日本在某些方面已是美国人的学习对象了。


所以,要特别强调开放的伟大意义,只有开放才能逐渐洗去封闭带来的种种幻想,才能使我们真正全面地融入一个竞争的世界体系中,才能使我们有“自我”,有自信,有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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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国看看是应该的,滞留于海外流浪也无可厚非。但是,长时间的异域他乡的漂泊,使他们脱离了人民:外国的人民不认他们,他们也建立不起来与那些人民休戚相关的心灵纽带。而由于长期在外,他们也脱离了本国人民,不了解这二、三十年间中国人民在心理上、思想上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彻底脱离了人民的作家只剩下“自我”了,可这“自我”是与中国和外国的人民都没有关系的“自我”,已经创造不出能引起任何人民共鸣的文学作品,他们也了解这个“自我”的狭小与无力,所以只能用故作高深的“发掘更深入的自我”来行骗于文学江湖,混口饭吃。我觉得这些人几乎成为骗子了:骗别人,也骗自己。北岛是在“骗”中国人,他说那些中国人读不懂的诗来自他的“更隐秘的心灵”,来自西方的彻底的个人主义立场;高行健在“骗”外国人,他用那些学来的外国人熟悉的什么“意识”、“表象”之类的语言,杜撰出外国人想象中的中国人的生活。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读一读《灵山》,会发现那里所描写的几乎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着的中国人,包括他所杜撰的什么羌人、苗民,谢天谢地,他所写过的那些小地方,如贵州凯里、湖北神农架我还都去过,接触过那里的人民,哪有像他书里所说得那么些阴暗、怪异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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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真实存在着的国家,中国人民就是留在这片土地上真实生活着的人民。他们有苦难、有不满,甚至有罪过;但他们也有欢乐、有豁达的消化苦难的能力,有健康质朴的创造新生活的力量。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如果脱离了这些人民,就什么都不是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观念发生了许多变化,“与时俱进”仿佛是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但是,国外国内看遍了,前前后后想遍了,我发现,有些观念其实不用“与时俱进”,改变就是错误。比如《牧马人》中提出的四个词:祖国、人民、劳动、大自然,就根本没必要改变,尽管这四个词都很官方,有时还会与暴力联系上,但我想说,这些观念根本没有必要改变,官方就官方吧!索性再加上一句,连“官方”也没必要改变!没有“官方”,哪来有秩序的生活?“官方”可能会犯错误,但人民会把犯错误的“官方”赶下台去,换上正确的“官方”。总之,“官方”是人类社会永远需要的,为什么要把它变没了呢?又怎么能变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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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革开放,造就了留守者的成功。张贤亮的文学作品和商业作品都是改革开放造就的。他的留守,使他没有脱离人民,和人民共同经历了心灵的苦难与欢乐,所以,年过七十的他还能有如此旺盛的创造活力。2009年,已是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董事长的他居然还能推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一亿六》,书中描写的是当代中国的真实生活,“王草根”、“一亿六”、“陆姐”、“陶警官”等人物,哪一个不是带着我们身边呼吸感的真实人物?他能有这种创作的力量,正是来自他的留守,留守在那片土地上,留守在那些观念中:祖国、人民、劳动、大自然。



出国好,还是留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