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对中国搞「巧战争」或「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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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奥巴马对中国的强烈不满而做出「不做老二」的政治宣示后,奥巴马针对中国的「软硬兼施」的各项政治、经济、军事措施陆续袭来。美国称其为「巧战争」或「巧实力」。中国政府和民众随即迎战,中美形成「风满楼」的国际形势。在中国民众群情激奋、中国学者高谈阔论、台湾当局鬼魅魍魉,及国际媒体兴风作浪的时候,中国政治决策层务必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做好充分的政治调研和利弊权衡。


一、什么是美国的「巧战争」、「巧实力」;


简单地说,美国在对中国搞「巧战争」或「巧实力」。


「巧战争」或「巧实力」不是什么新鲜提法。它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的。苏珊尼•诺瑟认为美国在经历「9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旗号,进行军事侵略,与其声称的理念并不相符。作者提出: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在构建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的基础上,再实施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和促进美国的利益。为此,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还专门成立了「巧实力委员会」。


换句话说,「巧战争」或「巧实力」就是建立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国际联盟的基础上更好的「反恐」和维护美国的利益。当然,这是美国学者反思小布什的「牛仔外交」后的政治结论。美国在经过近10年的「反恐战争」的变化后,无论是「反恐」,还是「美国利益」,都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美国主导的「反恐」遭遇「越反越恐」和「反恐与反反恐」之间的矛盾中。「恐怖组织」制定的「拖垮美国」的政治计划针对的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适宜恐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及「土壤」。本质上,「恐怖组织」仅仅是利用世界和地区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性制造恐怖事件。美国或世界看到的「恐怖」,远远不及美国或世界制造的「地区或国家两极分化」恐怖。美国需要「反」的,不仅是「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更是「恐怖的两极分化」的地区或国家土壤。至于美国擅自定义一些国家为「恐怖组织」或「邪恶轴心国」,无论这些国家采取的是怎样不同于美国的治理方式,可是这些国家至少并没有直接制造恐怖事件或窝藏恐怖分子。再说,其他的国家组织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国家建设和人民的民生诉求而一心一意地服务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反恐战争」。所以,美国领导的「反恐运动」,战术成功、战略失败。


「美国利益」也在小布什后发生了变化。美国之所以能逃过经济危机的历史轮回,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能通过不断创造新型市场、新型经济模式及相对技术优势的途径,实现经济危机的延后或转移。从科技革命到知识经济,无不是如此。因为只有不断扩大新的经济模式,才能创造更大的资本膨胀空间,也才能防止「资本膨胀」破坏政权根基的事件。当然,奥巴马这一次选择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碳排放」。因为「碳排放」不是一个简单的环保课题,其背后是「碳成本」、「碳关税」、「碳技术」、「碳壁垒」等。西方发达国家把「碳排放」当做拯救经济困境的新经济增长点。由于「碳经济」关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国际地位及世界领导能力,中国将无法通过利益协调的方式解决或面对。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打着「保护地球」的政治旗号,通过其政治、军事及舆论优势,可以肆意操纵世界范围对中国或其他主要第三世界的国家或地区施加各种压力。特别是对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或地区影响将会更大。问题是,美国所谓「碳经济」并不是无懈可击。推行「碳经济」最大的威胁在于自然危害、地区政治稳定、战争威胁及利益协调等诸多方面。试想,在一些根本无法解决温饱或政治社会动荡不定的地区或国家,生存和发展才是第一位的重点。


显然,美国在经历2009年国际会议的失败后,美国就把中国视为阻碍美国掠夺「碳收益」的「罪魁祸首」。


由此,我们就知道,美国搞「反恐」或「碳经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紧盯「枪杆子」、「钱袋子」及「选票子」的基本目标,变化的无非是政治旗号和获益模式而已。而美国发动本次的针对中国的冲突就在于「中国领导第三世界国家挡了美国的财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针对中国的「巧战争」或「巧实力」的冲突在中美没有构建既紧急又重要的共同利益之前是必然要发生。相对的,中美冲突现在来,要比未来来更有利于中国发展。


二、中国政治反击前的政治权衡;


针对美国抛出的「巧战争」或「巧实力」,中国在决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前,建议思考三个问题:


1、中美之间孰强孰弱?


很显然,美国强,中国弱。


美利坚合众国经历了从1776年到如今的234年的「和平发展」,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缔造者」的历史伟业,成就了世界政治、军事领导者的角色和地位,并以推动内需助力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机会」的中心。以2006年的统计为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132216.85亿美元,面积982.66万Km2,人口30053万,人均43995美元。总量和人均都是世界排名第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已经60年,除去荡平内忧外患的时间,真正经历和平发展时期是30年,借助世界经济滞涨,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投入地,并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正在向「地区经济机会中心」转型。以2006年的统计为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26971.64亿美元,面积959.70万Km2,人口131457万,人均2052美元。总量排名第四,人均排名低于伊朗。


2、中美合作与冲突孰急孰缓?


美国居于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的60多年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多极化的国际形势下,尚且没有一个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可以替换或并驾齐驱的国家、国家联盟或地区联盟。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首先在政治地位上是不对等的。这就注定了:中美合作,对于美国是借助中国的力量继续其政治领导地位;中美合作,对于中国是拓展世界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机遇。美国所谓的「G2」与中国理解的「美中领导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中美冲突,对美国意味着美国需要借助周边国家形成合围中国的政治攻势;中美冲突,对中国意味着进入世界的政治机遇窗的关闭。「中国能让美国一事无成」的政治论断,恰恰反证了美国能让中国成为「普通国家」的能力。


所以,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的30年,邓小平在中国的关键时刻表述的「心中有数」,始终是中国应该权衡的指标。中国需要有什么数呢?


(1)中美合作实力的不对等,中国的核心利益仅仅是美国的地区利益或边缘利益;


(2)美国希望中美合作有利于彰显美国的领导地位;


(3)美国希望中国对其领导世界的政治意志表现尊重和顺从;


换句话说,在中国满足美国的后两条后,或许美国能暂缓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美国边缘利益的追逐。


或许有人说:这样对中国是不公平的!


那么,请问,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地位后,美国对哪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又「公平」过呢?


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公平」,似乎应该这样理解:


(1)中国获得的「公平」是中国争取的,不抗争只能维持现状;


(2)中国获得的「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的,中国的抗争无法改变中国与美国地位的不对等;


(3)中国获得的「公平」又是最终「公平」的,因为中国可以利用从美国获得的新国际地位,创造新价值、新地位和新财富。这才是「不当头」的政治真谛。


3、中美关系与国际评价孰主孰次?


美中争执或冲突的过程中,有试图渔翁得利的地区或国家,有鼓动中国或美国「激烈冲突」的地区或国家,有冷嘲热讽帮助某一方的地区或国家,也有冷眼旁观、装出漠不关心样子的地区或国家。这些地区或国家利用或「亲近」、或「疏远」、或「指责」、或「公正」的视角对中美冲突展开评论或评价的时候,美国追求的是世界领导地位的「形象」或「尊严」,中国追求的是地区大国或世界大国「荣誉」和「尊重」。本质上,中美两国都是在借助主动或被动的冲突,试图向世界「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地位、证明自己的实力。归为一点,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犹如一个人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下,挡住了「脸」就会露出「屁股」,挡住了「屁股」就会露出「脸」一样,中美两国都要实现「面子」与「里子」的「共荣」,短期内是困难的。


中国做为逐渐上升的国家与美国处于地位颠簸的国家,都在面临「面子」(国际评价)与「里子」(实质利益)的单项抉择。显然,每一个国家都在「动脑筋」:怎样让「单项选择」变成「多项选择」。只要中美两国愿意思考,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构建属于中美两国的最危急、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或有共同利益的项目。即,把蛋糕做大,或者扔下「旧蛋糕」选择「新蛋糕」,才能让「面子」和「里子」都得到维护。


所以,「重构」才是能让「面」与「里」双全的中美关系必须思考的方向。既然中美两国的「边际冲突」已经打响,对立已经「被拉高」,当务之急不是「画饼充饥」,而是先「化解」再「重构」。唯一的道路就是,让中美冲突成为「仅限于中美之间」的冲突。即,「谢绝参观」、「严禁喧哗」,否则,「后果自负」。


三、「对台军售」造成的中美冲突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影响;


众所周知,制约中国实现统一的主要因素是「台独」政治势力。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把「台独」政治势力的盯紧台湾民进党的时候,本身就犯了一个「政治近视病」。事实上,「台独势力」是由国际分裂中国的国际政治势力、台湾岛内主张「台独」的政治势力及勾结岛内外台独势力的台当局「三位一体」的政治势力。在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显然,「台独」政治势力的根基在国际分裂中国的政治势力,岛内的政党是其「寄居」的「政治母体」,而台当局践行的是借助国际政治势力、以「台独」为对抗大陆的政治筹码的执政模式而已。两岸的统一之所以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因为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和「中国内部事务」的立场。一旦,这两点丧失,两岸问题就成了中国必须以非和平的方式维护中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和统一的性质了。所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能维持与大陆的一定时期的和平,是两岸政治实力对比不对称和政治立场一致的结果。如果今天的两岸问题要通过非和平的方式解决的话,就不存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实力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两岸问题的性质和本质发生了改变。


所以,在我们看到两岸问题的性质和本质的台湾岛内因素外,更要把眼睛放在台湾之外的国际因素上。唯有首先切断国际分裂中国的政治势力对台湾的政治干预,才有可能创造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可能。所以,借助中美冲突,对中国完成和平统一而言,是一个政治机会。问题是,中国大陆是否具备这种政治领导能力。


中美之间的冲突,换一种角度是中国是否愿意在可以威胁中国核心利益的恐怖平衡下维持既定政治关系的条件下加盟美国阵营、执行美国利益的问题。中美冲突是「表」,寻求中国合作是「里」。显然,中国希望改变这种持续了30年的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中美合作模式。中国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可以,但是不能对中国搞威胁和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恐怖平衡。中美较量的价值和意义是在这里,而不是什么「撕破脸」的问题。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希望中美的冲突能局限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范围内,不介入外力、不参与挑衅、不扩大事态。


由此可见,马英九执政当局利用或挑拨中美关系的政治图谋必然破产。


四、应对美国「巧战争」、「巧实力」的政治思路;


中国应对美国发起的政治挑衅的基本思路,还是要从美国的「巧战争」或「巧实力」入手。


首先「巧」与「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巧战争」、「巧实力」的创生是着眼于外交考虑,现在逐渐向政治、军事、地区安全等方面延伸。与此相对应的是「蠢实力」(dumbpower),即非敌即友观点、崇尚武力、无休止地宣战,导致美国道义权威的沦丧。历史地看,美国「911」后的反恐战争使美国陷入了孤立和被动的状态,这是「巧战争」、「巧实力」概念的催生剂。


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中,一群被美国定义的「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主要是些远离现代科技的部落首领,他们能操起存在着近一个世纪代差距的武器,居然可以和世界上的头号军事强国叫板。而新军事变革打造的超级战争机器,却在两极分化的国家或地区成为进退维谷的落荒战车。这一切都证明了《孙子兵法》中的著名论断「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所以说,美国的反恐战争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是失败的。这就是「巧」与「蠢」的辩证关系,其环节点在于「运作成本的高低」与「可控时间的长短」。这也是,「以愚困智」的思想来源之一。


那么,什么是「以愚困智」的政治战略和战术呢?


要说明「以愚困智」的政治战略和战术,需要引出一个典故。


北宋末年,南唐派使者前来纳贡,使者是江南名士徐铉。当时,南唐有「三徐」,名声卓着,都以学识渊博,见多识广闻名于北宋朝廷,其中,又以徐铉的声望最高。宋朝照例要派官员做押运使,接受贡品。因此,北宋的文武大臣自认学识不及徐铉,怕丢面子,无人敢做押运使。要在北宋朝廷找一个口才、智慧与徐铉相当的文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找个差一点的文官,势必败在徐铉手下,被南唐耻笑。


宋太祖突发奇想,让宦官传旨招殿前司写了10个不识字的殿中侍者的名字,并圈了一个最愚又最钝的侍者的名字。满朝文武见状,大吃一惊,连宰相也不解其中奥妙,只能遵旨,催促那个被点中的最愚又最钝侍者赶快动身接贡。侍者不敢多问,到了江边,一上船,徐铉便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词锋锐利,周围的人纷纷称好,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但侍者「默然以对」,没有任何喜怒哀乐的反应。对方越不说话,徐铉心里越没底,便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一连几天,对方「不论辩」、「不反应」、「不应答」,徐铉说得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加上没趣,也不再吭声了。最后徐铉只得垂头丧气的草草了事回朝。


这就是「以愚困智」的出处之一,记录于冯梦龙的《智囊》中。


中国该如何应对奥巴马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政治挑衅呢?


五、中国「以愚困智」应对美国的「巧战争」;


简单地说,中国政府应该立足于中国内部,在抓好内部治理的同时,针对美国的政治挑衅,遵循「对等利害」的原则,采取「不合作」、「不对抗」、「不理会」、「不指责」的相持策略,让专业问题归口专业渠道,既不扩大事态,也不借助外力,借助时间价值、时间成本及政治责任,化解美国的「巧战争」、「巧实力」。


1、立足中国内部治理;


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中国也存在诸多的内部问题急需解决。如,经济层面的「保增长」和「调结构」的问题、社会层面的地区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政治层面的政治领导与基层自治的问题、环保层面的促进发展与环境优化的问题等等。中国内部的问题需要花大力气做结构改变,否则未来将无法承载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过去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应该深化为「活力改革」、「协调发展」和「和谐稳定」。只有中国内部的事情处理好了,一些国际政治势力即便对中国「说三道四」,只要人民满意、高兴、答应,中国都会高枕无忧。而且越是在全球化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下,越是要把开发中国内部的综合资源和价值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


2、遵循「对等利害」的原则;


过去针对国际势力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衅,中国政府都是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而一些国际势力反而是「有理听不进」、「有利占不停」、「有节闹不够」。美国看透了一点就是:挑起事端,中国会端出「牛肉」。挑衅者吃饱喝足、扬长而去后,中国却自以为「万事大吉」、「班师回朝」。


中国有习惯于当「穷人」或「贫弱者」的政治心理,不习惯于做「快乐的富人」和「普通的有权人」。因为当穷人与当富人不同,穷人顾腹肚,富人顾安全;当贫弱者与当有权人也不同,贫弱者重视群体争斗,有权者注意民众支持。个中道理不一一尽述了。表面上,中国是以理智、理性的方式面对冲突,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中国是「事前讲狠话」、「事中说好话」、「事后提硬话」。整个事件上都失去了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美国能对中国搞「和平动荡」,让中国的利益遵循美国的标准和法则随意的「过筛子」,中国反而处于犯错者的立场,国际事件的当事人变成了「国际舞台剧」的伴舞者。之所以如此,问题就在于中国太把美国的政治言论当回事、太把美国的政治威胁当回事、太把美国的政治利益当回事,始终挥不起「对等利害」的「政治大棒」。在中美两国的事件中,中国政府应该坚持「生命是对等的,利益就是对等的」,「以非理智对理智,以超越理智对非理智」。中国在美国制造的「和平动荡」中的政治损失,必然会成为中国在未来国际事务上的投资和回报。否则,永远也改变不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两国极度不平等的政治关系。


3、执行「四不」的相持策略;


这是应对美国「巧战争」或「巧实力」的中心。在中国立足内部做好治理的前提下,以「对等利害」的非对称原则,在国际事务上,把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置于前提的条件下,对于任何由美国主导或倡议的国际事务均采取「不合作」、「不对抗」、「不理会」、「不指责」的相持策略。


(1)「不合作」就是一切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尊重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不使用威胁或武力,不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2)「不对抗」就是只遵循「对等利害」的原则,以眼对眼,以牙还牙,以非对称的方式造成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对等利害」的结果,但是不搞「对等对抗」的过程。对于伤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有能力即时通过不对称方式做出政治惩戒的,毫不犹豫发动攻击。对于没有能力及时政治惩戒的,可以以「退一步」为代价,必须达到「进两倍」的政治目的。这进取的「两倍价值」就是没有及时惩处肇事者,而肇事者必须向中国支付的「时间成本」。


(3)「不理会」就是中国对任何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都赋予无限追溯期,没有伤害后妥协或协商的空间,只有「时间成本」的累积和最终目的的必达。对于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和行为,仅限于肇事国及行为,不伤及无辜,不损及他国。至于不计后果自愿做挡箭牌或窝藏、协助肇事国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后果加倍、责任自担。


(4)「不指责」就是一旦对中国的核心利益造成伤害,中国不图口舌之快、不逞言语之威,一切以「对等利害」的原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长幼,中国的一切资源、组织和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和实施惩戒,以实现加倍的「时间成本」和「责任代价」为最终目的。


4、控制中美冲突;


2010年中美之间的系列冲突是迟早会发生的,这是由美国政府的国家战略在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决定的。美国针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制造的一系列的冲突是形式,其本质是希望通过建立威胁中国核心利益的恐怖平衡的方式,迫使中国成为接受美国领导、维护美国利益的国家。相对的,在2010年发生对中国更有利一些。因为2010年中国处于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年」,中国需要集中精力,眼睛向内,练好内功的发展过程。中国经过快速发展30年后,利用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产业危机、安全风险、结构困难,积极在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做好协调和均衡。中国在积极倡导「提高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下,2010年是中国整体发展的协调年,对世界而言,也是一个「中国机会年」。2010年对于奥巴马而言,将面临至少五个方面的发展危机:经济困境积重难返、国内竞选的政治低迷、反恐战争尾大不掉、「巧实力」遭遇不对称、扩出口反制「碳经济」。可以说,2010年是奥巴马四年或八年执政最艰难的时刻。中国整体发展的向上趋势与美国整体发展的下行趋势会形成一个交错和对峙。中美冲突将在三个方面求解:


1、不对称冲突引发中美关系的「重构」;


2、中美共同利益的拓展带来美国转向;


3、世界范围的突发事件迫使「中美同舟」;


所以,中美两国有必要将冲突控制在「两国范围之内」、「美国可承受程度」,并积极建立世界危害的「紧急叫停机制」。中美既要在冲突中完成重构的政治目标,还要在冲突中实现拓展共同利益的政治任务,更要在世界危机中快速调整冲突方向,共同承担世界责任。


六、中国「上兵伐谋」的政治机会;


除此之外,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实现冲突状态中直接、有效、无碍沟通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扮演政治沟通职能,力求提高中美冲突的层次、水平及可控程度,达到「上智伐谋」的政治目的。这让我想起了《墨子•公输篇》中的墨子。


在战国初年的时候,楚国的国君楚惠王想重新恢复楚国的霸权。他扩大军队,要去攻打宋国。楚惠王重用了一个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公输般,他替楚王设计了一种攻城的工具云梯,试图利用技术优势和国家实力向宋国发起战争。楚国制造云梯的消息引起了墨子的关注。经过一番事前演练后,墨子夜奔宋国见公输般,智劝他不要帮助楚惠王攻打宋国。未能说服公输般后,请求公输般带他去见楚惠王。在楚惠王面前,墨子与公输般通过宋楚两国「战争冲突模拟」的方式迫使楚惠王放弃攻打宋国。


墨子之所以能说服强大的楚国,原因有三:


1、墨子在宋楚之间没有利益关系,立场中立,反对战争,有公信力;


2、墨子提出的各种措施足以使楚国的技术和实力优势丧失;


3、墨子利用「国际舆论」成功约束了实力强大的楚国的政治冒险;

中国如果希望避免中美直接冲突,努力做到「上兵伐谋」,关键之处恐怕是需要找到能成功游说奥巴马的「国际墨子」才行。这就要看中国对国际环境和资源的调研和掌控能力了。(肖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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