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命贵,国人何必作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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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9日,新加坡籍人士陈锐坐小客车途经京珠高速湖南段某处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判决肇事者予以遇难者家属近8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一数额是国内“20万”赔偿数额的4倍!(2010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为抢救一名掉入粪坑的农民而搭上性命。随后就有人提出质疑:一条大学生的命换一条老农民的命值不值?并由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不同身份的人是否“价值”、“价格”对等的观点交锋与思想讨论,这场讨论后来被作家梁晓声先生痛斥为“本身就是耻辱的”。而如今愈演愈烈的“同命不同价”现象则一直在延续这种耻辱。


除了国内盛行的城乡“同命不同价”制度野蛮地存在外,还有一个没有被纳入公共视线的或者是没有受到应有的、足够的声讨的“土洋不同价”:国人常常被忽视,洋人往往受重视;国人命贱、价低,洋人命贵、价高。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户籍被抬到生命之上,好像事故和赔偿不在生命本身,而仅在一纸户口。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也是我们国家独有,使我们的生命意义大打折扣。


两年前在北京郊区打工的孟宪臣、孟宪有兄弟被困于矿井下,政府、专家组成的救援人员煞有其事地救援一阵子,然后宣布:一,他们兄弟肯定死掉了;二、再救下去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会发生次生事故。于是草草收兵、万事大吉。而这兄弟俩竟然靠互相喝尿、吃煤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自己挖掘了一条通道成功逃生。在官方停止救援4天4夜后,两条活生生的性命给了救援决策者们一记沉闷的耳光。而截然不同的是,同样在两年多前,6名俄罗斯籍漂流探险者在新疆和田地区失踪,当地政府又是发动当地群众,又是出动直升飞机,又是动用武警部队,地毯式全面搜索近一个月,硬给找到了3名死的、3名活的。在半个多世纪的记忆里,在沙漠里遇险的国人数为胜数,除了有特殊背景的大科学家彭加木当年失踪后享受过如此兴师动众外,其他再也无人遇此殊荣、受此待遇。


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谁都不可能给生命一个公正的价格标准。但赔偿标准的高与低,代表的是对生命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尊严,在特定时候,无价的生命只能通过一定的金钱数额来“定价”。而如果国人和洋人在同类事故中获得的赔偿数额相差甚远,洋人命贵国人命贱,很显然国人是在作贱自己和同胞。在国内外的人命面前,我们不能把蒙昧封建社会时期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八曰议宾之法”,翻版成现代的“礼不下国人、刑不上洋人”和“生命面前洋命贵”。道理很简单,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对招来的女婿可以好,但不能把亲儿子给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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