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真实的成长经历

高青 收藏 1 30960
导读:感悟: 毛泽东真实的成长经历,事实上毛泽东确实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恒心的人。 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学历不高,农民土包子,不懂科学文化。可事实胜于雄辩:18岁前,毛泽东就读了《国富论》《世界历史》《进化论》《西方社学》《三国》《水浒》 卢梭 盂德斯鸠 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 可我们这代人,总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尤其自以为是精英的人,鄙视毛泽东是土包子,而事实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一代为人,其文化基础知识绝对不差。 一点就够震撼!当毛泽东读达尔文《进化论》,温总理推荐的《国富论》的时候,刚好18岁,19
近期热点 换一换

感悟:

毛泽东真实的成长经历,事实上毛泽东确实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恒心的人。

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学历不高,农民土包子,不懂科学文化。可事实胜于雄辩:18岁前,毛泽东就读了《国富论》《世界历史》《进化论》《西方社学》《三国》《水浒》 卢梭 盂德斯鸠 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

可我们这代人,总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尤其自以为是精英的人,鄙视毛泽东是土包子,而事实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一代为人,其文化基础知识绝对不差。

一点就够震撼!当毛泽东读达尔文《进化论》,温总理推荐的《国富论》的时候,刚好18岁,1911年,而这个时候钱学森刚在杭州出生。

13岁读完私塾相当于现在的小学,16岁断断续续在母亲老家的一个新式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初中,17就社会实践写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8岁当过半年兵,18岁在图书馆里整整读了半年书(毛泽东在解放后说过人生最大的学习是在这半年自学),后先后进过2-3个学校,例如湖南第一中学,就相当于自学旁听了高中课程。19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师范,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那个,整整读了5年,期间还搞了学社,实践+课本学习,就相当于现在本科+硕士学习了。也就是按俺现在学历来说,毛泽东是正儿八经的 硕士毕业!!!

蒋介石说是出国,前后实际也就中学毕业,又进军校,理论和文化基础只是远比毛泽东差!难怪,后人评说将只会骂人训斥,与毛泽东理论水平差的不值一提。

=======================摘于 美记者斯诺 1937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宁叫文其美。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②。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儿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①一担和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②毛泽东在追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幽默地笑着应用这些政治名词来说明。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已过滤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①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母亲,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逾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于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②。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③。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象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盂德斯鸠和林肯”。

①就是贺龙曾经加入过的秘密团体。②梁启超是清朝末年一个有才华的政论家,维新运动的领袖,因此被迫流亡。康有为和他两人是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林语堂称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③这首歌唱的显然是在日俄战争终了、缔结朴次茅斯条约之后日本欢庆春节的情况。

183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热门评论

2楼高青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母亲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诵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①。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②,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母亲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扮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母亲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当时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为吁请召开国会,予[为本省赴京代表]断指以送。’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几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③。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④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母亲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①“汉”即中国人。②都督即军事总督。③唐生智后来在一九二七年担任武汉汪精卫母亲的国民军司令。他对汪精卫和共产党都叛变了,在湖南开始对“农民大屠杀”。④袁世凯后来当了中国的“大总统”,一九一五年又想做皇帝。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向我称赞这个学校,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丁一番,我向法政学堂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等侯父母的回信。


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另外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可是我还继续注意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它是母亲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且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一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另外一个困难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多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母亲火药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我们学生却感到很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爆炸着,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比起放爆竹来要好看得多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被袁世凯赶走,袁现在控屏嗣窆?恼?位?鳌L儡济?犹媪颂费雨],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盂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那时住在湘乡会馆里。许多士兵也住在那里,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钱。住在会馆里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了。士兵袭击学生,要想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三个人都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①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绐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②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一九三四年卷款潜逃。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③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④。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恬过——后来也投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恬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一九三?年被何健杀害;萧子(日章),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⑤,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①李白一首名诗之中的话。②同盟会是孙逸仙博士成立的秘密革命团体,为目前在南京当政的国民党的前身。当时大多数会员流亡在日本,对“帝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和康有为进行激烈的“笔战”。③李立三后来实行有名的“李立三路线”,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西行漫记下文将述及毛泽东谈到李立三与红军的斗争以及斗争的结果。④新民学会。⑤在天津,领导激进青年的组织是觉悟社。周恩来是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周恩来夫人);马骏,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处死;谌小岑,当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委书。


更多精彩图书尽在---逐浪原创文学 (http://www.zhulang.com)


正 文 三、革命的前奏


三、革命的前奏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做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


在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直纸烟,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的线索说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①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不过他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佗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②——现在的苏维埃母亲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母亲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③的学生讨论无母亲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母亲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于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梅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①当时现代报纸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许多人,特别是当官的对之极为厌恶,今天(指斯诺成文的时候)犹是如此!②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党,投靠蒋介石国民党。③原文为ChuHsun-pei。


一九一九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象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样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诲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起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途中游历过这些地方: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最后,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那时看来,是可以同步行游历湖南相比美的。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特别是新民学会,都激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这家伙很坏。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并且派遣代表团分赴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因为那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查禁了湘讧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于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的反军阀的宣传,为了促进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推翻了,长沙建立了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的纲领。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①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母亲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谭廷?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主张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当权,就大力镇压民主运动了。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母亲,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和歌功颂德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记得一九二?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已过滤,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已过滤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要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②”


①陈独秀于一八七九年生于安徽,乃一著名学者和政论家,担任“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多年,他本人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主张采用白话代替文言,开始了这个运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主要提倡者,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举行了一次滑稽戏一样的“审判”,被判长期徒刑,现在南京狱中(指斯诺成文的时候)。他与鲁迅一起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人物。②毛泽东以后没有再提到他和杨开慧的生活。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了大革命中的一个青年领袖,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他们的结合被当时湖南的新青年认为是“理想的罗曼史”。他们两人显然十分忠诚。杨开慧女士后来大约是在一九三?年被何键杀害的。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