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刻意妖魔化中国侵害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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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2月24日言论版文章:某些国际媒体持续关注最近中非关系升温,再掀风潮,按照殖民主义冷战逻辑,妖魔化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这些媒体认为中国的入侵使得西方治理及规范非洲大陆的努力变得困难重重,为本已为贫困、无知和暴力所累的非洲雪上加霜。但事实表明,中国人与非洲的合作要比这些充满偏见的言论展现的景象积极得多。在西方势力眼中,中国既非自由民主,亦非白人国家,却对西方在非洲的影响构成强有力挑战。至少在许多非洲国家看来,中国参与国家开发为其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


西方媒体污蔑中国介入非洲只是为了自然资源,以满足国内工业和庞大人口的需求。为了得到开发这片古老大陆的机会,中国不惜向一些野蛮流氓政权提供贷款资助。中国商人把大量廉价,质量低劣的商品倾销到非洲市场,严重破坏了当地工业。与极富道德观念的西方公司比起来,中国投资者回报非洲的少之又少。基于此,中国是非洲发展的障碍,绝非伙伴。


媒体编造的故事可读性很强,但充满偏见,不值一驳。并不是中国损害了非洲的发展权益,而是一个新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损害着非洲的权益。这一体系以私有化、贸易自由主义和减少社会成本为基础。只不过,中国目前正部分融入这一体系。西方国家和中国同在这一体系内,双方在非洲的活动有很多类似之处。但不应忽视的一点是,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也有很多独有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中国的开发活动对非洲国家很有新引力。


中非1995年贸易额为30亿美元,2008年猛增至1070亿美元。这仅占中国世界贸易额的百分之四,但却使中国成为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非洲处于贸易顺差一方。对于中国从非洲的进口活动,西方媒体把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石油上,指责中国只重石油,延续非洲对石油的依赖,忽视帮助非洲发展劳动密集型及农业和制造业等更具可持续性的产业。


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的确石油居多(62%),矿石和金属(17%),但2008年美国从非洲进口额88%花在石油上,其他绝大多数为矿产资源。中国在非洲投资石油生产的资本只占西方跨国公司在非洲石油项目上总投资额的8%,占非洲大陆石油产业投资总量的3%。非洲生产的石油9%销往中国,33%销往欧洲美国


中国近年来从非洲进口石油数量增长一倍,作为回报,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大量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非洲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而且建设成本远比西方报价低得多。2006至2013年中国已经并将要以贸易信贷或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的形式向非洲贷款280亿美元。中国的建设贷款大多由中国政府直接付给中国建筑公司,中间环节出现腐败的几率远小于西方付给非洲国家政府的综合意义上资金援助。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资助乌干达的教育资金中只有五分之一用在了那些急需资助的学校上。


妖魔化中国修辞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中国对非基本消费品出口及其造成的负面后果。中国商品被指责为造成非洲纺织和成衣业衰退的罪魁祸首。其实,早在2000年中国大量向非洲出口商品之前,非洲的纺织及成衣产业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国际金融机构的强制推行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便遭受了严重冲击。这一贸易自由化运动打开了欧美二手服装进入非洲市场的大门。事实上,中国产品要比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同类产品更加便宜,甚至比在当地由破旧设施,昂贵工具及腐败状况下生产出的产品更加物美价廉。一项由英国政府组织的调查发现,中国对非出口的商品主要取代了发达国家对非出口的同类产品。


中国对非投资额从1990年的4900万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78亿美元。2007年非洲接受的国外直接投资为360亿美元,绝大部分来自欧洲美国南非。目前有1000多家大型中国公司在非洲经营,但西方媒体只关注采掘行业,尤其是非洲有色金属总公司(Non-Ferrous Metals Corporation Africa)位于赞比亚的谦比希铜矿。当地2200名矿工的生存工作条件的确令人担忧,但并非只有赞比亚矿井如此糟糕。西方及南非的矿井罢工在一个侧面凸显了这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问题。1990年代末期,世界银行坚持在赞比亚推行矿井私有化,当地人认为如今的糟糕境况比私有化以前更甚。谦比希铜矿并非中国在非开采的最大矿井。一家中国公司在尼日利亚雇佣20000多名雇员,包括许多经理都从当地直接选拔,但西方媒体对此视而不见,一味抱着谦比希铜矿不放。


简单对比一下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和西方公司就会发现,双方的情况截然相反。西方公司利润丰厚,而许多中国公司是中非合资企业,与非洲合作方分享利润,而且,中非合资公司多为当地市场生产,也比西方公司更加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制造产业。


西方媒体认为中国为了能源和矿产姑息许多非洲极权暴君。但美国和法国通过出售军火,和为非洲暴君提供合法性支持姑息支持了绝大多数的所谓非洲“暴君”。在货币贸易和人员交易上,西方也难辞其咎。非洲40%的私人财富(2006年1月20日《华盛顿邮报》马丁·梅霍迪斯撰文《非洲的命运:五十年独立调查》)已经转到海外。利用资本转移及避税手续捞取大量利润的是位于伦敦和苏黎世的银行,而非北京的银行。西方国家利用国籍诱饵,吸收了大量非洲专业人才,尤其是医生和护士。这些人在非洲学习锻炼成才,却离开自己的家乡,为发达国家服务。中国与五十个非洲国家建立了长期教育培训合作项目,帮助非洲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医生、工程师、农业专家等技术人才,但绝大多数人学成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妖魔化中国的西方媒体缺少一种比较的眼光,反映了西方精英对他们自己国家利益和道德优越感的自傲。这些人不会深刻追问西方政府所谓“帮助非洲发展”和“促进非洲民主”等说辞背后的实际收效和初衷。与此同时,这些人只注意到那些可能证明中国在非洲存在剥削的事例。许多非洲人,以及一些西方人,开始将一种新式的西方“文明使命”与“不道德的”中国人进行对比。中国人并不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办事。中国人不在降低社会公用投资的同时,对援非贷款提出种种条件。这些受众越来越排斥那种一味将矛头对准中国,同时置非洲体制性问题和人权状况于不顾的西方媒体报道。这些报道之所以指责中国,并非因为中国在非洲的实际行动,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将中国看成一个有力的竞争伙伴。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2/24/content_9492573.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


(本文作者: 巴里·苏特曼(Barry Sautman)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学家、律师,其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民族政治学及中非关系;严海蓉(Yan Hairong)是香港理工大学人类学家,著有《新主人、新仆人:中国的迁徙、发展与女工》,杜克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编辑 潘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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