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开国上将有哪些鲜明的群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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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共和国开国上将有哪些鲜明的群体特征? 核心提示:“开国”者,“建立新的国家或朝代”之谓也。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了军衔制度,其间有1600多名高级将领获得了将官的军衔称号,我们称之为“开国将军”。2009年10月13日,随着57名开国上将中的最后一位——106岁的吕正操的辞世,历经了无数血火硝烟的“开国上将”已经全部离我们而远去。“开国上将”都是为新中国“打天下”的战将,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每个人都具有不平凡的战斗历程,这个不平凡的群体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原标题:开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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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开国上将有哪些鲜明的群体特征?


核心提示:“开国”者,“建立新的国家或朝代”之谓也。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了军衔制度,其间有1600多名高级将领获得了将官的军衔称号,我们称之为“开国将军”。2009年10月13日,随着57名开国上将中的最后一位——106岁的吕正操的辞世,历经了无数血火硝烟的“开国上将”已经全部离我们而远去。“开国上将”都是为新中国“打天下”的战将,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每个人都具有不平凡的战斗历程,这个不平凡的群体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原标题:开国上将的群体特征


“开国”者,“建立新的国家或朝代”之谓也。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了军衔制度,其间有1600多名高级将领获得了将官的军衔称号,我们称之为“开国将军”。2009年10月13日,随着57名开国上将中的最后一位——106岁的吕正操的辞世,历经了无数血火硝烟的“开国上将”已经全部离我们而远去。“开国上将”都是为新中国“打天下”的战将,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每个人都具有不平凡的战斗历程,这个不平凡的群体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特征一:年少志壮,身负重任


翻开再版多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我们会发现57名“开国上将”中,有54%的人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少年时期就担当起通常是成年人从事的革命工作。例如,萧华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革命生涯,14岁参加工农红军,不到18岁就担任了“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29岁出任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军级机构的司令员兼政委。陈锡联14岁参加工农红军,20岁任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30岁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


57名“开国上将”1955年授衔时的平均年龄,尽管有63岁的陶峙岳等高龄起义将领的拉动,但也是世界上少有的——47.47岁。其中,最年轻的是萧华,39岁;刘震、陈锡联40岁;叶飞、李天佑、杨成武41岁;韦国清、洪学智、贺炳炎、韩先楚42岁;苏振华、杨勇43岁……堪称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将阵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中,就是这样一群年轻化的我军指挥员,面对比自己年纪大而军旅生涯久的作战对手,常常出奇制胜。1938年10月28日,王震率三五九旅在山西广灵以南张家湾、邵家庄的伏击战斗中,击毙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以下500余人。这年王震30岁,常冈宽治至少也是40多岁了。1939年11月23日,东京各大报都刊登了一条来自中国战场的消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所谓“名将之花”是日本“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部规秀中将。他是被杨成武指挥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的。这年,我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25岁,阿部规秀53岁。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联合国军”首任总司令麦克阿瑟已达古稀之年,后任司令李奇微和克拉克也都年近花甲,他们面对的志愿军仍然是身经百战的年轻战将:杨勇、杨得志、邓华等几位志愿军后任司令员,年龄都不到40岁。


特征二:黄埔深造,海外留学


解放军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土八路”,意思是说官兵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工农“老粗”。其实,我军将领中黄埔军校出身和“喝过洋墨水”的大有人在。57名“开国上将”中就有14名经过了黄埔军校培养或出国留学,占24.56%。


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培养革命军军官的学校。黄埔军校学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习后在中共领导下的军队中成为骨干力量;也有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个别将领,后来转入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中有8名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他们是:周士第,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先后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1927年南昌起义时任团长。陈明仁,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团、师、军长,兵团中将司令,1949年8月率部起义。陈奇涵,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出校从事群众运动,1927年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时起义。授衔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杨至成(又名杨至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任贺龙所部指导员参加南昌起义。此外,还有张宗逊(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宋时轮(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陈伯钧(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郭天民(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六期)。


“开国上将”曾出国留学的共有7人,他们是:乌兰夫(1925~1929年,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傅钟(1926~1930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甘泗淇(1927~1930年,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阎红彦(1934~1935年,在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杨至成(1938~1946年,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刘亚楼(1939~1945年,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李天佑(1939~1946年,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这些黄埔出身和“喝过洋墨水”的上将,为我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持,特别是为我军的理论建设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特征三:立场坚定,敢于担当


“开国上将”中除了起义将领外,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其中1927年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了半数,有27人是“提着脑袋”参加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走入革命队伍的。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熏陶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下,造就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强的党性原则、高尚的为人品格。这里挂一漏万,略举几个具体事例。


萧克,不被姚文元点名批判而屈服。1968年,姚文元给农垦部造反派打电话,说时任该部副部长的萧克写“反党小说”,要揪出来批判。其实,1958年萧克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时,在批判他所谓“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曾对他20多年前利用战斗间隙开始书写的小说《罗霄军》草稿进行过批判。罪名一是“写战争恐怖论”;二是文内有“歌颂蒋介石”的词句;三是里边有“骂共产党”的话。姚文元打电话后,这部书稿被油印装订出三大本,标明“供批判用”。萧克并未被压服,他私下里风趣地说,这让他“得到了一个‘善本’”。同时也给了他再次对稿子审读一遍的机会,记下了将来需作进一步修改的腹案。《罗霄军》是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为背景,描写罗霄纵队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故事。1988年建军节前夕出版,更名为《浴血罗霄》,夏衍称这是“一部奇书”。1991年3月,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张爱萍,刚直不阿写“囚徒诗”。“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6年之久,左腿致残。他被隔离审查期间,正气凛然,矢志不移,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的方法之一,是写“囚徒诗”。1992年,张爱萍出版了一部《神剑之歌》的诗集,其中有不少是他在被囚禁期间为抒发胸中愤怒的即情作品,被称之为“囚徒诗”。张爱萍的这些作品,是写在从人民日报报眉上撕下来的空白小纸片上的。有人问起张爱萍在当时的处境下,如何能把这些诗词保留至今时,张将军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我是托来探狱的朋友藏在身上带出去的,结果在门口被看守搜身时没收了。‘四人帮’倒台后,一次中央开会时华国锋走到我边上,轻声问我:‘你写的那些诗还要不要了?’原来那些纸片被搜走后,经过层层上缴,最后送到了当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手里,他就把它压了下来,这才免去了一场新的灾祸,并且让这些‘囚徒诗’得以重见天日”。


陈锡联,为抓捕“四人帮”“开绿灯”。197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陈锡联在《回忆录》中说,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在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曾经几次”(吴德《十年风雨纪事》说是四次)找他谈过解决“四人帮”的事情,他表示坚决支持。其中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他给北京卫戍区为解决“四人帮”问题而调动部队“开绿灯”。其过程是:在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找叶剑英征求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后不久,叶剑英到华国锋家里反映,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曾到驻郊区某坦克部队活动过(事后查明是误传),表示担心这支部队出事。华国锋听了,一面让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尽快查明情况,一面问吴德:万一坦克部队进城闹事,北京卫戍区能否对付?吴德经请示华国锋同意,向尚不知道解决“四人帮”计划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交底,并研究对策。吴忠提出,可以用驻郊区的警卫三师炮兵团对付,但部队调动有严格规定,动用一个连也得经军委批准。吴德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马上打电话把正在唐山视察灾情的陈锡联召回北京,转述了“二吴”提出的问题。陈锡联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吴德、吴忠他们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事后有人将陈锡联的这一重要表态,称之为“开绿灯”。


特征四:七大、八大,显露身影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两届重要会议,被选为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无疑都是共产党员中的精英。“开国上将”中有51人、占89%的成员,曾一度或两度荣耀当选。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抗战胜利前夕,我党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开国上将”中,邓华、甘泗淇、吕正操、萧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李涛、李天佑、陈伯钧、陈奇涵、陈锡联、杨得志、周士第等25人出席了本次代表大会。王震、宋任穷、乌兰夫、吕正操、张宗逊五人,被选为该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解放军出席大会的129名代表中,“开国上将”有46人。


特征五:军政双全,文武兼备


“开国上将”不少人的经历中,既代表党做过掌握军队政治方向的政治工作,又担任过叱咤风云的军事指挥员,可谓军政双全。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邓华、韦国清、叶飞、刘震、刘亚楼、张爱萍、李聚奎、杨勇、杨成武、陈锡联、洪学智、萧华、阎红彦、傅秋涛、赖传珠等人,就是我军高级将领中军政双全的佼佼者。



原先从事政治工作后改做军事指挥员者有之。例如邓华,湘南起义后历任师政治部干事、宣传队长、连党代表、组织科长、教导队政委、师政委、纵队政委等职,抗日战争以前基本上是从事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改任军事指挥员,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员兼沈阳市卫戍司令员、辽吉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等职。


原先从事军事行政工作后改任政治工作者有之。例如韦国清,百色起义后,历任红七军排长、连长、军事教员、营长、团长、随营学校校长、抗大副校长等军事行政职务。抗日战争中开始改做政治工作,出任新四军第九旅政治委员。经历一段军政职务互兼(如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后,完全转任政治工作,1949年2月出任华东野战军第10兵团政治委员,后任广西军区、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来回转换者有之。例如杨成武,参军后历任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干事、连政委、教导大队政委、团政委。长征途中,任红一军团第四团政委,与团长王开湘率部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大战直罗镇,享誉全军,被军团政委聂荣臻称为“模范团政治委员”。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改任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后任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1947年,又改回去做政治工作,出任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1948年冬,再次改做军事工作,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


军事领域与非军事领域之间文经武纬者有之。例如:王震,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岁月,率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新中国成立前夕率十万大军挺进新疆,屯垦戍边。张爱萍,受命参与领导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试验,完成地地导弹、原子弹爆炸实验等多项核武器试验的重大任务。吕正操,战争年代带兵打仗,新中国成立后搞铁路建设,“打日本、管铁路”成为他一生“三件大事”中的两件。赵尔陆,担任共和国首任军工部长,毛泽东在看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资料片时,赞扬陪看的赵尔陆:“你现在也是导弹内行了!”


以上是对“开国上将”群体特征的一个整体性描述,具体到每一位上将,又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个别上将后来丧失了立场和原则,犯了一些错误,甚至犯了罪,如黄永胜、谢富治。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制研究部研究员、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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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名单


1955年授予55名:


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周纯全许世友刘亚楼


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李克农陈伯钧李达


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苏振华


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谢富治叶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


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


刘震杨至诚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贺炳炎吕正操乌兰夫傅钟周士第阎红彦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


1956年授予1名:王建安


1958年授予1名:李聚奎(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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