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大脑


西方大脑,东方大脑——由不同文化造就



时至今日,科学家们发现另有一种体验改变人类大脑已经不足为奇。从我们吸取的感官信息到我们的行为中,我们的生活在大脑皮层的沟壑中留下了如此之多的印迹,以至于我们的人生体验足以改变“天生的”大脑结构。通过复健,中风患者能慢慢诱导大脑皮层运动区坏损区域的反面区域,实现替代功能,恢复已丧失的运动性;志愿者们被蒙住眼睛五天后,就能重组视觉皮层以处理声音和触摸。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仍然惊讶于文化——我们所说的语言,我们吸取的价值观——对于大脑塑造影响程度之深,并对源自西方人的发现成果进行反思。以近来的一个发现为例,额头后方称作前额叶皮层的一个区域据称代表自我:当我们(“我们”指研究中的美国人)考虑我们自身的认同和特点时,该区域运动活跃。但对于中国志愿者们,结果却截然不同。“我”神经回路不仅当他们想到一个特定形容词是否描述自我时接通,而且当他们思考该词是否形容自己母亲时也同样。西方被测试人群则没有显示出自己与母亲之间的这种重叠。根据你是否生活在某种文化中,将自我视作自主的、独特的,抑或相联系的、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该神经回路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功能。



这个被称作“文化神经科学”的全新领域就是要发现这种差异。一些研究发现,如“我/母亲”回路,证明了长久以来关于文化差异的主张。举例来说,它是一种文化方面的陈词滥调,说西方人注重单独对象而东亚人注重上下文和背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分化的另一项力证)。果不其然,当展现复杂、忙碌的场景时,亚裔美国人和非亚裔美国人动用不同的大脑区域。亚洲人显示出处理图形场地联系——全盘上下文关系——大脑区域的更多活动,而美国人表现出识别对象大脑区域的更多活动。



塔夫斯大学心理学家纳利尼?阿姆巴迪也发现类似的成果,她和同事向日本人和美国人展示顺从姿态(低头、耸肩)或者主宰姿态(手臂交叉,脸朝前)人们的图面。每个志愿者大脑中以多巴胺为激素的奖励机制在看到自身最高价值场景——美国人看到主宰,日本人看到顺从——时变得最为活跃,该报告于2009年发布。这就引发了一个明显的‘先有鸡或先有蛋’谜题,而实情是文化塑造大脑,而非相反。



如果发现神经生物学仅以著名的文化差异为基础,文化神经科学并不会掀起波澜。它还揭示出意想不到的成果。例如,200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做简单算术(3+4)或者确定哪个数字更大时,即使都采用阿拉伯数字,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运用的大脑区域也不同。中国人运用处理视觉和空间信息的神经机制,并计划动作(后者可能与使用算盘相关)。而讲英语的人则运用语言机制。这好像是因为西方只把数字当成单词,而东方为数字赋予象征性的、空间的份量。(顺便讲一下关于亚洲数学天才的老生重弹。)“人们会以为包含基本数学计算的神经处理过程是普遍通用的,”阿姆巴迪说道,但他们“似乎是文化专属的”。



我并不想成为派对上的讨厌鬼,但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问清楚神经科学是否揭示出我们已知之外的东西,比如人类学。例如,众所周知,东亚文化奖励集体胜过个人,而美国人恰恰相反。鉴定这些价值观与大脑的相关性是否提供额外的洞察力?毕竟,这不像是有人以为的那样,这些价值观是肝脏中某种东西的产物。



阿姆巴迪认为文化神经科学致力于深层理解。拿‘我/我母亲’研究发现来说,她坚称,“证实了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和[与你亲近的人]之间的重叠力量,还有个人主义文化中两者的分离。它对于推动大脑高层次分析至关重要。”尤其是,它展示出基本文化差异之大——那么基本说来,或许“普遍性”概念,诸如人权、民主之类可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