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军官兵的素质与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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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订国军减编方



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订国军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国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军编制的缺额,国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战时国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每个师的缺额少则2000名,多则3000名。徐永昌亦认为战时国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7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1万多人至2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3~4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具体到湖南会战,据徐永昌当时的估计,国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1.5~2倍。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3倍,但因道路补给关系,始终未得充分使用。“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


就官兵素质言,国军更远不如日军。史迪威对国军各阶层有一概括性的观察: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蒋介石亦有与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 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因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战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亦多有类似的观察。如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就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


但不幸的是,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质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


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战中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疑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功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


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


徐永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


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


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犹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


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道:“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支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本文摘选自《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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